為那些被忽視的歷史與人物發聲

專訪「菠蘿蜜飄香的漫長等待」作品展廖克發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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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3

記得第一次認識廖克發的作品,是從他2012年的短片《雨落誰家》開始的。這是一部少數以台灣的外籍移工作為主角,更起用東南亞籍演員主演的影片。它為東南亞移工在台灣所遭受的剝削發出不平之鳴,同情他們背後的現實壓力,但同時,卻不刻意煽動黑白分明的對立情緒,而是讓觀眾看到每個角色背後無奈的困境,讓觀眾為雇主剝削移工的行徑感到憤慨時,卻也為她自己所面對的家庭問題感到同情。
在《雨落誰家》之後,廖克發在2013年接著拍了一部關注台灣新住民的短片《一起去看海》。在這部片裡,它所關懷的族群不只是前作中的東南亞移工,他的視角更望向新住民新娘在台灣社會底層生活的困境,以及外籍/陸配孩子的成長認同問題。故事從一位年輕泰籍移工皮亞尋海之旅開始,移工的父親多年前曾承諾要帶他去看海,但父親卻在到了台灣工作後一去不返。皮亞在旅途中遇到一位被新移民母親遺棄的小男孩,在不忍之情下帶著他尋找母親,最後找到了大陸新娘靜娟,在去看海的路上,他們三人也在彼此身上找到面對生命挫折的力量與慰藉。

上圖:《一起去看海》劇照。
下圖:《雨落誰家》劇照。

看了這兩部作品之後深深地佩服這位創作者。廖克發誠懇地為台灣社會中被忽視的人們或族群發聲,以樸實的影像語言訴說他們的故事。因為這次的訪問機會,我看了他更早的作品,更加佩服他對於處理社會議題所展現的強烈企圖心與使命感,他義無反顧的勇氣也是在新生代導演中所少見的。例如他在拍攝第二部短片《愛在森林邊境》時,就大膽地挑戰歷史題材,揭開大馬官方抹去的馬來西亞共產黨歷史。不論是面對複雜的社會議題,或是劇中的人物,他在編劇的手法上沒有非黑即白的是非二元對立,而是成熟、客觀圓融地處理鏡頭下每一個角色,和他們背後的故事,早在他的第一部短片《鼠》之中,我們便可看到廖克發對人物舉止與情感入微的觀察,以及細膩卻又不沉溺的呈現手法。
對於處理角色手法上的成熟,或許也和他的年紀與人生歷練有關,1979年於馬來西亞出生、成長的他,一開始念的並不是影視科系,他自馬來西亞的商業科系畢業之後,便前往新加坡的中學任教,在27歲那一年才決定嘗試走上創作之路,來到台灣學習電影。他中間曾一度因為拍片用盡積蓄而中斷學業,回到新加坡以接拍電視節目維生,後來台藝大電影系吳秀菁老師一通電話怨他糟蹋天賦,將他「罵」回台灣,也讓他定下決心走上創作之路。廖克發目前仍就讀於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而他的創作才華,也早已收到多次競賽的肯定,《鼠》、《雨落誰家》等影片都為他在金穗獎中贏得多項重要獎項。而他在去年也獲選為第五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在侯孝賢導演的指導之下和其他年輕新銳一同創作短片。這次,光點華山電影院為扶植台灣優秀年輕創作者,為他舉辦了個人電影作品展,名為「菠蘿蜜飄香的漫長等待」,將在6月28日到7月10日舉行放映。本期放映週報也邀請廖克發導演和讀者們分享他一路在創作上的成長與想法。

「菠蘿蜜飄香的漫長等待」作品展是台灣少見的個人電影作品展,而名稱也非常特別,可以看出您的成長背景,可否請您談此一名稱的構想是怎麼來的?

廖克發(以下簡稱「廖」):這是我編寫的一部關於馬來西亞的長片劇本名稱。很久以前,我的家鄉在馬來西亞的實兆遠,老家是一棟木屋,周圍全是橡膠樹,家面前有一棵菠蘿蜜樹,小時候我在那裡玩。過去,人和土地的關係是很親密的。每當中午或傍晚,我奶奶喜歡提了椅子到樹下睡午覺,乘涼,唱福州歌,或是說起過去。我想,我對所有故事的想像都是從那一棵樹下開始的,我的所有感動都源自那棵菠蘿蜜樹下的一陣菠蘿蜜香。

您在馬來西亞成長,又曾到新加坡工作,最後在台灣學電影,請問當初為何決定投入影像創作,你的人生歷練又讓你看到什麼樣的世界?這樣的歷練又怎麼影響你的創作?

廖:我想,我真正投入電影創作,確定我有影像的能力,是在《愛在森林邊境》之後。那時,我將所有原來在新加坡工作積蓄的錢都拿來拍這部片,不知道為什麼,覺得一定要這麼做。後來拍完,我就休學回去新加坡工作了。回去時,我是抱著不會再回台灣,電影學業也不會再繼續完成的心態。

後來《鼠》獲得金穗獎的時候,獲獎的場合我都不在,我當時是在新加坡工作到深夜下班後,才接到來自台灣的電話。話筒的那一頭告訴我得獎了,而且獎金足夠我繼續完成一年的學費。我那時的指導老師––吳秀菁老師,更打了一通國際電話把我罵一頓,理由很簡單,那時我在新加坡工作所拍攝的內容,就是減肥、美容等無意義的電視節目,我的老師說我是自己在糟蹋自己,我是被她罵回來的,我是受到台灣人的鼓勵才確信自己的能力。

《鼠》是您的第一部作品,當初為何希望拍攝關於墮胎的電影?將補老鼠作為探討這個議題的象徵效果很好,當初是怎麼想到的呢?

廖:通常一個元素,我會考慮很久才決定,因為你不是只考慮劇情需要,你要考慮氣氛、視覺感、聽覺、氣味、觸感,我想老鼠可以很好的傳達這個感覺。墮胎只是一個隱題,它是我當初來到台灣,和台灣年輕人接觸後的感覺,台灣相對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各方面都是很先進、發達、開明,但是年輕人很孤獨而茫然,因為活在台北這樣的都會裡面,又必須強迫自己看起來很現代獨立、光鮮亮麗的樣子,但是內心裡卻否認著什麼東西,這是讓我很驚訝的,所以有了那種感受。

您在第二部作品馬上展現了強大的企圖心,《愛在森林邊境》正視了馬來西亞過去的歷史創傷,也涵蓋了在台灣的馬華移民的離散史,這是否是您認為身為馬來西亞籍—也是大華語世界—的影像創作者,不得不處理的問題?可否和我們多聊聊這段歷史?

廖:這段歷史,是在當今的馬來西亞歷史課本裡面找不到的。我的訴求從來不只是華人,這不只是馬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我最大的期待是,讓這段歷史成為所有馬來西亞人必須正視的事。

我想假如無論膚色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都對我們的歷史,有更深刻和人性的了解的話,今天我們可以更寬容的解決種族劃分、不平等的問題。曾經在六、七0年代,三大民族之間的電影和文化交流是非常普遍而且民生的,華人看印度電影、馬來電影,馬來人看功夫電影,但是後來因為保守主義,不平等的政策劃分了我們。

有人勸我,我應該用華人被壓迫的那種角度來拍馬華的電影,來引起華語電影圈的討論,我無法贊同。我倒認為如果我有需要用馬來語來拍一部馬華歷史的電影,讓馬來人才能更了解華人,我就應該那麼拍,我相信電影是能夠成為那個橋樑的,不是商品,也不是只為了成就個人的電影事業。我不喜歡用種族或語言來劃分創作,馬來西亞自十六、十七世紀開始,一直都是非常多元文化的,我是馬來西亞人,我們習慣了在多種語言的環境下生活,對於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

您到了《花開的夜晚》影像功力有著明顯的躍進,同時,您作品中的角色們都處在極大且苦的困境中,但從這部片開始,他們的苦逐漸可以看到出口了,請問是否也是您在這幾年間,看法漸漸轉變了呢?

廖:因為後來我發現,如果我的角色走不出困境,是因為創作者沒有足夠的勇氣讓他走出去。英國作家雀斯特頓(G.K. Chesterton)說過的一句話:「童話故事沒有告訴孩子們惡龍的存在,孩子們早就知道惡龍存在了,童話故事告訴孩子們惡龍是可以被殺死的。」(Fairy tales do not tell children the dragons exist. Children already know that dragons exist. Fairy tales tell children the dragons can be slayed.) 對於我來說,觀眾帶著什麼離開電影院是很重要的,創作者不一定需要美化、簡單化、粉飾化這個世界的複雜度或困境,但是創作者有需要在觀眾心中製造人性的溫暖,即使是充滿疑問的溫暖。

您從《雨落誰家》開始到《一起去看海》,都持續關注台灣的新移民/移工,電影的議題分量也開始和角色刻劃的分量平起平坐。而電影中的主要角色背景也由之前的中產家庭成員,變成社會底層的勞工、婦女,可否談談怎麼開始這段改變的?

廖:所有的好電影都是關於人,但是這個社會上有很多需要發聲的人未必有機會可以說話,而作為創作者的我們,有必要一直保持眼光看見這些人。電影可以從不是階級,或任何標籤的歸類下看見、關注、並了解角色,從人的基本情感、平等的方式互相了解。

在訪問最後,請問您會怎麼推薦你自己的作品給我們的讀者,告訴他們不能錯過這次的作品展?

廖:廖克發從來不是一個人成就了這些作品的,是「蜂鳥影像工作室」的一群人一起完成了這些影片。如果你來看,你也許會很驚訝我們是在怎樣侷限的拍攝條件下,把我們想完成的東西變成了作品。再怎麼艱難的情況,我們以前可以拍電影,現在還在默默的拍電影,我們會繼續拍下去,我想我們是永遠停不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