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不報,我們來報?

從戒嚴時代的綠色小組,到佔領國會的 iPad 直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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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6

3月24日凌晨,隨著學生擴大占領行政院的靜坐行動,以及府方派出鎮暴警察驅離,反服貿運動的情勢緊張來到最高點。現場,群眾因事發突然,弄不清運動下一步明確的策略,抹黑與鎮壓驅離的消息又歧異不斷,人人惶惶不安。午夜過後,先是行政院北平東路側傳出流血的消息,接著在破曉之前,現場上千名群眾被鎮暴警察以武力或水車強勢驅趕,那是台灣民主沉痛的一夜,打開電視,主流媒體重複播放學生與警察激烈衝突的畫面,然而,同時間,有另外一大群人選擇透過臉書(Facebook)親朋好友即時上傳或轉貼各路文字與圖片的訊息,以及網路同步直播,來參與現場。
不滿政府在以機密為由,未與各界充分溝通協調,便與大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總統馬英九亦以國民黨黨主席身分強勢要求執政黨立委限期護航通過,這場被媒體稱為「太陽花學運」的抗議行動,不僅是台灣首次有群眾占領立法院表達訴求,也被視為網路革命時代來臨的代表。
回顧全球近來爆發大規模的革命,從埃及、巴西到土耳其,甚至台灣野草莓、反核與反媒體壟斷,社群媒體包括 PTT、Twitter、Plurk 與 Facebook 都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反服貿運動則是新媒介使用的集大成,群眾一方面運用社群媒體快速集結、分享與討論,還藉由Google Docs在雲端上共同編輯現場所需的人力物資表、Google Maps製作地圖攻略等整合資訊;另一方面,「網路直播」平台如「沃草」或「g0v 零時政府」,強大而精細,除了能夠觀看抗爭現場多個據點的即時影像畫面,也能線上討論留言。
社群媒體個人、即時與分享的性格,推升分散群眾聚集動員的可能性,可說是當今顯而易見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在抗爭運動中,實況影像也躍然成為抗爭運動有效反轉輿論的力量。攻佔立法院首日,當主流媒體以「不理性」與「暴民」扣參與學生帽子時,議場內一台「拖鞋架 iPad」,簡易陽春,反而讓場外群眾不受媒體編輯室剪接與主導干擾的「看見現場」,包括學生的疲累緊繃與認真討論等;這些直播畫面,相較主流媒體的觀點,顯得相對全面而真實,贏得支持群眾的信任,也挑戰主流媒體的權威和作業模式,而今該直播已累計超過2百萬的觀看人數。
有趣的是,實況影像對於推動大型抗爭運動的重要性,反服貿運動並不是首例。在街頭風起雲湧的1980年代,也有一群人扛著攝影機,在抗場現場衝鋒陷陣,有別於主流媒體站在警察與政府後方看抗議群眾,他們跟群眾站在同一陣線,為的是發出另一種聲音,他們是「綠色小組」;而綠色小組的出現,也被台灣的影像工作者視為獨立紀錄片開展的關鍵。
談論抗爭運動、媒體與影像,不能沒有歷史的眼光。本期《放映週報》臨時動議,分頭追訪。透過綠色小組發起人王智章與導演鄭文堂第一人稱的回溯,帶讀者走過戒嚴時代,在沒有手機、網路與第四台的日子,綠色小組如何突破種種限制,將抗爭現場人民所見不公不義的衝突帶給支持群眾?事隔20多年,學運浪潮再起,人手一機的網路原住民又將如何改寫抗爭現場的溝通方式與傳統媒體抗衡?在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以及紀錄片導演賀照緹的深度專訪中,他們娓娓道來從綠色小組到鄉民世代,媒介的變與不變,還有更珍貴的是,人們對於追求公理、參與現場、探索真實,不懈的想望。
專題企劃/林文淇、洪健倫、王思涵、王昀燕、禹鐘月上方圖片攝影/陳宗怡

王智章:

你說警察向民眾丟石頭,我要看到啊!

 

游擊的影像戰隊

綠色小組當時遇到的困境,一個是工具,另一個是怎麼傳播出去。

以前只有電視台才有辦法拍攝,機器都要上百萬,根本玩不起。我一直到 1985 年底才有辦法去買一台Panasonic 的錄像攝影機,五萬塊是我們還玩得起的價格,也比較輕巧,才有辦法用這個東西做街頭的紀錄。在之前呢,所謂的反對運動傳播只有選舉時候的傳單,再來是黨外雜誌,工具也只有相機跟筆,沒有其他。

綠色小組開創了另一條新的傳播方式。當時一天可能同時兩、三個地方在演講,自然有一些賣香腸、賣禁書與錄影帶的攤販出現。這些攤販就是跟著場子跑,綠色小組的錄影帶是透過攤販傳播出去,群眾買了就回家看。

為什麼現場電子影像的傳播很重要?那時還沒解嚴,報禁也沒解除,電視只有三台,不一樣的聲音完全不可能傳播出去,尤其是影像跟廣播,國民黨完全抓住不肯放。而我感到文字傳播力道太小,太容易被三台一面倒的抹黑,我們好像一點辦法也沒有。我滿早就在黨外雜誌工作,就一直在思考。選舉是一時的,平常黨外雜誌的週刊在路邊攤,會去買的都是少數的少數,非常小眾的傳播方式。

我買錄像前,曾跟鄭文堂試拍有關礦災後續植物人的報導,後來用那個東西開記者會還滿成功的,就給我比較大的信心。1986年9月,民進黨宣布成立,接下來是歷史性的兩黨對決,我想記錄下來,所以找了林三沖跟傅島在選舉前成立「綠色小組」,定位是一個比較草根性、生態環保與進步的一個團體,跟民進黨沒有關係,理念上反而跟現在的綠黨比較接近;我們一直自我定位成一個紀錄者,也是一個運動者。那次選舉結束,本來想解散,可是覺得很可惜,剛起步,好像做出一點東西,尤其是選舉時的機場事件,幫民進黨拿了不少票。

桃園機場事件打開知名度

1986 年那場選舉,我們拍了《桃園機場事件》,大家因此認識綠色小組,也知道我們是站在社運團體這邊。有街頭運動,我們幾乎都會到,因為街頭上都是熟面孔,很容易就打成一片,在群眾裡面,我們受到他們的幫忙與保護,有些還不錯的記者也會幫我們,給我們消息。520 農運那次,整個大封鎖,我們拍到一段非常珍貴的畫面,趕緊把這個黃金帶子從機器裡面推出來,萬一我們被抬走就沒了,所以要交給電視台的記者,類似種種都需要考慮,器材又非常重,非常辛苦的。假使有上南藝大綠色小組的資料庫看我們當時拍的影片,晚上都是「暗暝濛」(閩南語黑暗之意),我們又沒錢買燈具,只好很克難的連結兩台摩托車的電池,那已經夠重了喔,充飽以後,只能用十五分鐘,所以我們拍晚上活動,常常不曉得該不該開燈,因為只有十五分鐘,不知道活動還要撐多久。但還是得紀錄,只好紀錄,畫面好不好不重要。

我後來想,除了賣錄影帶,還有沒有可能做到其他的更好的傳播管道? 520 農運時我們做了一個嘗試。剛說台灣當時可能一天同時有兩、三個地方舉辦選舉場子,生意人一定去最大場,但影像不應該只在都會裡傳播,所以我們買了一台投影機,那時投影機很笨重,你想像不到的,一個機器要兩個大人搬,然後找一個攤販,跟他商量,給他月薪,請他到我們指定的場子去放,他一樣可以賣,賣得錢還是他的,希望能傳播得更遠、更深入鄉間。 520 是農運嘛,這是我們用心的地方。

圖:1988 農民運動中也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

小組貼紙成為獨立紀錄者護身符

1987 年底,運動現場拍得人比較多,有些是個人單機作業,因為群眾不認識,在那個年代,大家真的會覺得匪諜就在你身邊,群眾裡面有很多「廖北阿」(台語,告密者)的感覺,所以他們會來要綠色小組的貼紙,就安全了。

1989 年,有一次選舉,本來想做「ENG聯盟」,希望全台有在拍的人,大家來好好商量一下,台北由綠色小組來佈,桃園、台中與高雄都有人顧,那時高速公路已經有了,我們算了一下,一部車,傍晚開到高雄交流道拿南部拍的帶子,一路上來台北,綠色當後製中心,影帶剪接完成,再由這部車子反方向帶回去,他們就可以在各個服務處放。

很可惜 ENG 聯盟後來沒有做起來,但在製作上有一個新的突破,在比較大的事件,譬如學生佔領立法院,我們先做一個新聞快報,而不是剪接成影帶,因為我們覺得這比賺那個錢重要,剪好以後馬上拷貝,那時拷貝都是地下工廠拷貝,要想辦法去突破,趕快把這東西剪好,然後送到各個服務處去,像宜蘭後火車站那邊有很多排班計程車司機,都熟悉了,他們就說好,下一班誰,今天就送過去了,大家都是這樣的狀態。

其實傳播抗爭影像不是綠色小組幾個人就可以做起來,太多人在後援補給,一起把事業做起來。到後來,這些據點與服務處,只要聽說出了大事,不用問我們,宣傳車就出去廣播,明天來服務處看綠色小組的帶子,我們可以做到三台今天晚上新聞播,我們明天晚上播。

影片:公視台語新聞於去年報導綠色小組影音資料庫成立,並簡介綠色小組歷史。
影片來源/YouTube

電台開播戳破公部門謊言

至於綠色電視台,是這樣。解嚴以後,報禁開放,但國民黨對廣播與電台抓得很緊,就是不願意放,因為它們的影響力比報紙更可怕,報紙你還要出去買,但電視家裡打開就可以看得到。他們的理由永遠是沒有頻道,他想說這樣講,你就不能證明什麼。這個議題每到選舉一定拿出來炒,但政客都嘴巴講講,沒有人實際行動,我們默默弄了一整年,完全沒有人知道。

1989 年,尤清第一次選台北縣縣長,如果拿下,很有象徵性。我們就把電視訊號的主機平台用漁船走私進來,很小,然後一個天線,你很難想像就那麼簡單,試一下,可以用。雖然範圍很小,大概就兩公里、四公里,但象徵意義比較大。我們就跟民進黨談,他們嚇了一跳,商討後決定在選舉總部放,開播前,宣傳車出去宣傳就說,台視、中視、華視再喀一下就是綠色,我們的平台就設在那。

選舉前三天,開播記者會,直播一出去,電話一直進來,收到了、收到了,國民黨很詐啊,十分鐘後大停電,但是問題不大,因為民進黨也玩成精了,早就準備大台發電機。可憐的是附近的群眾沒電視可看,於是附近賣電器的就把裝電池的電視擺在店門口,大家一起看,不可置信,爽得要命啊,我們故意把一台電視擺到廣場去,真的有開記者會的畫面,真的沒有牽線,在那個年代,做那樣的突破,相當困難。選舉結束,綠色電視台就玩不下去。事實上,國家第二天就來抄,但它一來,我們就拍了傳出去,等於現場轉播。在那個年代,象徵意義重大,我相信,因為綠色電視台才戳破國民黨沒有頻道的謊言。

影像力量遠大過文字

黨外雜誌文字敘述歸敘述,我沒有看到啊,你說群眾丟石頭,警察也回丟石頭,那又怎樣呢?綠色小組就給你警察丟石頭的畫面,觀眾當然爽啊,力量在這裡。

影像對於運動發聲的力量很大,畢竟看影像的人比看文字的多,也比較普遍。另外很重要,(電子)影像常常是大家一起觀看,渲染性比較強,大家不會一起看報紙嘛。而綠色小組從來沒說我們是客觀的啊,我們的帶子一直鼓勵大家造反,旁白很有渲染力,尤其我們拍的又是電視台不播的,黨外雜誌文字敘述歸敘述,我沒有看到啊,你說群眾丟石頭,警察也回丟石頭,那又怎樣呢?綠色小組就給你警察丟石頭的畫面,觀眾當然爽啊,力量在這裡。

現在反服貿運動立法院議場裡面的訊息,外面的人是不是很想知道,電視台拍了幾個畫面,就這樣而已,但類似這樣的東西,我們從頭到尾直播出去,絕對有人想看,大家怎麼會不想看?每當有這種抗爭與大型事件,大家想參與更多,主流媒體提供的絕對不夠,而且現在人不會百分之百相信,更想知道真相,所以第一手資料出來,大家最喜歡了。

拿攝影機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綠色小組有他的時空背景,就是要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所以我們沒有太多掙扎,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新聞,客觀平衡,從來不是這樣;我們的成立就是站在對立面,因為你不公平嘛,他報那邊,我就報這邊,假如你要去了解那時真正的狀況,最好去看三台和綠色的,兩邊都看。現在的話,我覺得不應該只是這樣。但我還是要強調一點,你可以用你的觀點去處理,不用理那套,什麼新聞倫理,沒有這樣一個報紙、一個電台,騙人的。

至於傳播速度,當時不像現在,所以我很冀望現在好好利用人手一機的數位時代,看怎樣玩得更好。野草莓也用過嘛,去年我在一場講堂,有同學問我,我說我不知道,這東西你們比我更熟悉,我不會玩這些數位的東西,但你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電視台,拍了就可以馬上出去。反服貿運動的團體倉忙成軍,但有發言人,也應該要有一個新聞發布中心,編輯發出的訊息,慢慢往這軌道去做。以前野百合,也是一開始亂、亂、亂,漸漸上軌道,現在那麼方便,一台電腦就可以搞定,這是可以努力的部分。 

蹲點深耕才能拍到好東西

對影像紀錄有興趣的人,我建議跟得緊、跟得久,才能建立起良好關係,拍到好東西。

當然我也希望,不是只有抗爭才玩影像,其實有些運動需要長期紀錄,才看到力量。舉以前的例子,後勁反五輕是好幾年的抗爭,同事蹲點一整年,收了一個徒弟,之後交給他拍。對影像紀錄有興趣的人,我建議跟得緊、跟得久,才能建立起良好關係,拍到好東西。戰地記者羅伯‧卡帕(Robert Capa)說了一句名言:「如果你拍的不夠好,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

現在政府與人民學生對應很不一樣,以前不理你就是不理你。我放下攝影機也一陣子了,能說得有限,大致描述過去的狀況。

2009 年莫拉克風災以後,我跟李三沖去嘉蘭拍了三年,我們把綠色小組的東西放下十幾年了,再回去那邊,剛拿到數位攝影機,根本不會用,電腦我們也是白癡,上傳第一部影片還是跑到網咖去傳,反正那時災區很亂,我們也一邊摸索,這兩、三年持續不斷的將「嘉蘭報告」上傳到公視「PeoPo公民新聞」,將近一百部喔。這是一個新的傳播方式,非常多在外的台東子弟關心家裡,可以透過這個東西看到。累積以後,也能看到整個重建的過程,而非三年以後再來剪接,那是不一樣的,種種時空因素,可能有不同的觀點,做不同的解釋。傳統方式是到一個地方待很久,最後剪出一個長片,但想賦予它一個比較接近運動的精神,紀錄者要思考,現場紀錄累積以後具有檔案的意義,這可以說是綠色小組精神,也是為什麼綠色小組定位自己是一個運動性的錄影團體的原因。

我相信影像在運動中扮演的力量。第三世界革命政變,為什麼第一個要成立電台?有發聲權嘛。反服貿運動為什麼可以快速地集結這麼多人?以前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啊,宣傳出去跑破頭,也只能跑那幾條街,現在都不需要啦。

採訪整理/王思涵

全文未完,接下文:

 

 鄭文堂:媒體這麼開放,為什麼我們還跟30年前一樣
看不到真相?

 

 管中祥:我在嘉義掌握的資訊,比在現場還多

 

 賀照緹:網路世代,誰能搶奪詮釋權的時間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