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西弗斯式的「自虐」之詩:

專訪《築巢人》導演沈可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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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30

以《遙遠星球的孩子》(2010)作為起始,沈可尚導演花費數年拍攝並觀察這些潛藏在社會邊緣,難以和「地球人」溝通的特殊人物。面對大家不甚了解的自閉症者,導演並非想表達或引發社會大眾對他們的憐憫,「我對正常人的傲慢感到很憤怒 !」沈可尚表示,與他們相處並不需要那種以上對下的同情。從《遙遠星球》所拍攝的四段「教學」影片,最初是想使一般人能夠理解自閉症,因此導演找幾個有口語能力,也願意被拍攝的自閉症者,請他們回憶和「地球人」的交戰守則,該影片在網路上有許多人觀看,然而大部分觀眾還是以同情心在看待那些特殊的孩子。但導演認為,比起同情其實更應該要「同理」他們,就像別人也同理自己一樣。「但基於教育立場,某種程度上仍需要呼喚世人的尊重與理解,甚至也希望大家的同情,對這樣的狀態我心裡還是不太舒坦。」沈可尚說道。
因此,《築巢人》(2012)的影像所呈現的訊息顯得更為開放,片中不再特別闡述知識性的數據或解說,而刻意營造感傷與悲情也非導演的目的。他認為,比起傾聽任何紀錄片工作者的詮釋、口白,或者觀察紀錄片中營造的各種手法,都比不上直接傾聽那位被攝對象誠實、直接的聲音。要碰到自閉症者並不難,隨意走在路上、公車上、捷運站,甚至在早餐店、咖啡廳都可能碰到,再一次處理這個題目,導演強調他不想高舉社會關愛的旗幟:「這個社會更需要思考的,是你願不願意用同理心去迎接和你不一樣的人,我只想把實際的感受呈現給觀眾,讓大家再碰到有特殊孩子的家庭時,能更理解他們的處境,甚至能同理他們的痛楚。」本週《放映週報》請沈可尚導演深入詳談創作《築巢人》的各個層面,提共各位一個不同以往的思索面向。

以自閉症者為創作主軸之動機為何?

沈可尚(以下簡稱沈):一開始的動機來得有點莫名,那時剛拍完《茱麗葉》,我收到電影公司寄來的劇情片腳本,其中有個角色讓我百思不解,不懂他為什麼那樣說話,又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行為,我猜測「他」可能是自閉症者。後來在田野調查期間我找了很多資料,也看了Discovery以及許多以自閉症為主題的電影,我覺得這個世界對他們很殘忍,根本沒有人真心在乎這件事。比方說,我看Discovery對自閉症的介紹時很生氣,告訴我基因與腦神經元的資料幹嘛,為何要花那麼長的篇幅討論高深科學、知識份子的問題?而劇情電影則多把自閉症者形容成天才,說他們有什麼異於常人的天份,大家幾乎都習慣隱惡揚善,後來我到早療中心跟那些家長、小孩實際相處,才知道只有小部分的人有特殊天份或有良好的表現,天才只是泛自閉症光譜的其中之一,但其他的呢?他們被藏到那裡不見天日?事實上,大部分自閉症者的能力都不健全,他們常被隨便丟在什麼地方,過著功能不好的一生。這個現實讓我很難過,再加上我也身為人父,自認對社會還有一點關心,但若連我都不了解自閉症者,跟我一樣懵懂的人會有多少?我看數據也覺得可怕,泛自閉症在100個新生兒中就會有一個,人數眾多但他們被藏到那裡去了?

我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好像欺負過那樣的人,小學六年級我當班長,有一天,和幾個人把一個不願參加接力賽跑的同學叫到樓梯口罵一頓,罵他不合群、古怪,覺得他總是講不聽;而到國中時期,曾經在等公車時看到有個碎碎念的人,我因此從隔天開始不坐那班公車,我想起很多在生命中交會過,但當時不了解他們怎麼回事的人,當時我把他們定義為「神經病」或「搞自閉」,直接把他們的舉指當成一種性格。我就想,若我的小孩長大後到學校碰到如此的人,也會像我以前那樣去教訓他們嗎?於是我建議電影公司不要拍劇情片了,將此主題改拍成紀錄片,可以用在教育方面,從普及科學、親情關係到親子教養等等。因此有了《遙遠星球的孩子》,後來該片被許多學校購買,我卻不覺得真的有在課堂上放映,花了四年做這件事,但有多少人真正關心?或只是基於教育性的影片才順應潮流地購入,學校、圖書館、公家單位都買了卻放在不見天日的角落,也沒有人找我去做映後QA,讓人多少感到有點氣餒,為了彌補這種失落,我才再接再厲拍攝《築巢人》。

《築巢人》(A Rolling Stone)的中、英命名有什麼特別意義?

沈:在還沒有想到任何片名前,我只在企劃書上寫了「Fight Boy」,直到完成影片,我就想這個「Boy」到底指誰呢?若考慮到年紀,是不是該改成「Fight Man」之類……但後來觀察到主角立夫很喜歡畫蜂巢,他時常花時間構築那些巨大的東西,我問過他爸爸認為那圖案像什麼?立夫爸說那像個「牢」,又說那像個「塔」,我則認為像個「巢」,父親的詮釋很像他的心理狀態。立夫很喜歡把蜜蜂的巢摘回家,他畫蜂巢,也愛撿寄居蟹,在我的詮釋裡,立夫對任何與「巢」有關的東西都容易著迷,加上其愛撿東西回家的癖好,感覺好像鳥要築巢而撿拾、蒐集各式各樣的野草、石頭等。那時我隱約有個概念,這部片與「巢」的命名已分不開,我又想到一個「巢」裡有各式各樣的成員,他們用各自的方式來決定生存的位置、權力和處境。我覺得立夫在築巢,立夫爸也在築巢,蜜蜂或寄居蟹也都一直在築巢,但也許因為立夫這個外力的影響,使動物們的「巢」被重新變動,流動性因而產生,那也像「家」的遷徙,就像立夫現在的生活一樣,他們不容易在城市裡得到舒緩的活動節奏,因此搬遷到郊外居住。

我把中文片名定為《築巢人》,但這個片名要翻成英文卻有點問題,我就想還有什麼英文片名可以用,於是看了拍攝前期所寫的雜記,其中有一段我提到薛西弗斯(Sisyphus)的神話:他因為被天神懲罰而必須重覆把大石頭推上山,終身都處於勞役的狀態,本以為只要到山頂就沒事了,沒想到才剛鬆口氣石頭就滾下山,必須再重新推上來,如此終其一生。看到那篇雜記,突然覺得也許每個人的生命都如此,只是某些人身上的石頭特別大顆,負累特別重,因此必須學習那種荒謬勞役的本質,其實那也是幸福的,人都要慢慢去和自身的某些狀態合解。

用「A Rolling Stone」命名我覺得還滿恰當,之前去英國放映,觀眾在映後立即發問,你是不是在講薛西弗斯的神話?他們一看到片名就能聯想到,所以在英國和觀眾討論的都是哲學問題,他們問我是不是虛無主義者,是不是信奉卡謬(Albert Camus)。我回覆,我從來沒想過我是不是虛無主義者,但我的確認為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永遠是荒謬或混亂的,但不代表荒謬或混亂就是不好,因為每天如常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無常,要在如常中面對無常就已組成人生的全部了,惟有學習和那個東西相處才能邁向幸福。

導演與片中的自閉症者(立夫)如何看待(對待)彼此?

沈:和立夫剛開始相處,多少會抱著「獵奇」心態,從覺得他的樣子好特別,到後來慢慢有點恐懼,因為我知道他的某些情緒不是我能理解的,而如此壯碩又不會控制力量的人爆發是很可怕的,於是我有段時間與他產生了距離。但後來又想進去他的世界,開始陪著他,他想幹嘛我就跟他去,慢慢以陪伴者的角來使情感增溫,也漸漸覺得他就像自己的弟弟。

一開始認為他是自閉症者,所以我不能隨便對他生氣,他的各種情緒一定有他的道理,但後來卻也開始轉變,我也是人啊,你怎麼可以這樣隨便失控,我同樣把自己的情感釋放給他看,因為我們已經夠認識彼此,雖然立夫沒辦法好好表達他的情緒,但我認為他絕對能感覺到「那個人」與自已之間的溫度如何,是平等關係或是上對下的同情。我後來敢跟他表達自己真實的一面,也是因為立夫有傳達出「可以」的訊號。但他的情緒常在處在危險的刀口上,我無法不誠實地參與其中,就像今天你目睹一個人挨打會去攔阻,那是很自然直接的反應。但人的容忍度會變動,原本我連一秒也不能容忍,光看到他情緒快爆發就會把攝影機丟開上前了。後來我在影片中放了一段爭吵的聲音,實際計算過,我大約忍了三秒的衝突(那已經是極限了)。

記得有一天立夫對我訓話說,「欸!那個導演,你不要喝那麼多酒好不好?」因為立夫不喜歡他爸喝酒,但立夫爸碰到我就會想喝一點,我回答他「欸,那個立夫,你不要吃那麼多飯好不好!」我敢跟他亂講話,代表我平凡人的那一面可以對他顯現了,不會因為他是自閉症者我就什麼都得忍讓(笑),我還蠻喜歡這樣的感覺。關係的改變很微妙,但經歷的時間需要很長,大約橫跨兩三年才能進展到這樣的距離。對立夫來講,我從一個「光頭的」、「戴眼鏡的」到「電影公司的」,最後是「那個導演」,這都是他對我的稱呼。到他叫我「欸,那個導演」的時候,我慢慢理解到,我在立夫心裡已轉變成一個「人」。之前我對他可能只是一個認得的「外形」,是不太重要的角色,我想我並不算是他的朋友、親人或是鄰居,就只是會拿攝影機過來,蹲在家裡不知道在幹嘛的「那個導演」。

《築巢人》以立夫爸的一句話當作結尾,為何決定以此作結束?

沈:只能說我選擇了比較誠實的方式。剛開始我設計了三種方式作結尾,最初原本是採現場音,覺得那比較接近詩意的方式,但我仍然懷疑那種狀態是我要的嗎?後來嘗試第二種,是立夫爸開口唱著潘越雲的《最愛》的畫面,他每次都喝了酒才會唱,有時候會語帶哽咽,剛放進去時我覺得簡直太完美了,感覺父親好愛這個兒子,很符合應有的形象,如此一來觀眾也能有一個很好的出口,但我終究還是敵不過要「誠實」這件事,誠實是我對這位父親生命觀察的尊重,他日復一日地往返於勞苦與幸福中,那樣的情感有些傷痛無奈,甚至也有點殘忍,恐怕也不只一個自閉症者的家長會有同樣感受。立夫爸有時的確不知如何面對個體生命,但也無法切割天生的血緣關係,在那種拉址下偶爾都會呼喊出那樣的聲音吧,那種關係將持續一輩子,直到終老,因此我最後冒險地擺了上去,知道那很像兩面刃,對觀眾來說會有一點殘酷、不快,甚至是沒有出口的傷感,或者會帶來懷疑,另一方面,我拍這部片的歷程中最常思考的事,即個體生命無法分割的情感,究竟內在的處境是如何,最後套用那句話:「有時候……一了百了」,對我而言是最貼近父親的真實心情。

剪好片我請立夫爸來看,當時也想過把那句話的音軌消掉,但後來還是沒有那麼做,要誠實以對(笑)。看的過程當然他很難過,這一年多被拍攝的東西和他想像的不完全一樣,讓他有一點錯愕,他最後那句心聲還被剪進去,多少讓他一下子無法招架。在這個爸爸的感覺裡,紀錄片是要拿來宣傳正面訊息與能量的,他希望自己兒子的「好」被大家看到,但這部片揀選的大至上就是如常的生活,以及一些不一定所謂正向的東西。但也因為如常生活並不盡然美好,所以我們會對某一些幸福的時刻有感覺,因為幸福得來不易。我覺得我像立夫爸生命中蠻特別的一個朋友,因為在整個觀察歷程中,以他的年紀、處境所認識的大多是工作上的朋友,以他導遊的性格又必須與人為善,但他家裡卻有特殊的孩子需要照料陪伴,肯定有很多內在的期待或挫折,我覺得他不會跟工作上的朋友傾訴,所以當有一個人願意與他無目的地聊天時,關係就會慢慢建立起來。當他遇到挫折或情緒亢奮時就會打電話給我,他會分享他的企圖與挫敗感,我覺得他越來越有把我當作朋友看待。

我把攝影機轉向立夫爸並以他的話做結尾,那句話對自閉症者的家長來說,沉重之處在於指涉性,好像在結尾下了一個對孩子的定義,為了避免給人如此的印象,立夫爸最近很常在Facebook貼他和立夫快樂的照片,對我而言這是好事,你越害怕別人這麼看待你的家,就越會有所做為,但若沒有什麼事引發你的「害怕」,你就不會有任何行動想轉變。立夫爸最近甚至開了一個討論社群,有很多自閉症者的家者加入,立夫爸在裡面變得好像諮詢專家,回答好多家長問題,有時候他們還會相約,以後或許可以一起籌資,開一個自閉兒的農場。

公視當時請導演修改片中的許多內容,當時的溝通狀況如何?

沈:公視欲修改的部分,「髒話」當然要拿掉,這也合理,因為那些「髒話」都很直接又很多(笑),但我認為那也是立夫日常的口語,那種口語表達來自模仿或學習。然而比較有爭議的當然還是結尾,後來公視跟我討論,他們深怕結尾會讓認知能力較好的自閉症者誤解,擔心他們看了覺得「原來我的父母是這麼想的」。聽到這我感到有點慚愧,我跟他們說這個討論應該要在影片完成前就進行的,但我以我的立場告訴他們我對自閉症的理解。由於自閉症者對抽象事物的連結能力比較差,基本上「音畫不同步」對他們來說已經有困難,更何況是一句沒頭沒尾的話,我自己猜測那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再者,那會不會讓社會大眾覺得自閉症者都很可怕,自閉症者的父母心理都那麼陰暗?一般而言,大眾不都期望紀錄片要多多傳播「愛」?但我跟他們(公視)說,要討論「愛」以前,先要知道「痛」是什麼,「愛」的感覺並不是那麼漂浮,有時真的需要先側耳傾聽那些痛,人才能理解愛。其實有點可惜,雖然公視與我的討論沒有讓我改變初衷,但這些討論若發生在電影完成以前,就會是品質很好的討論。

因為我的確沒有從他們(公視)的立場去考慮,我現在已理解他們擔憂的點,也藉此溝通對創作與社會觀感的意見。後來我回了一封很長的信,逐一回覆他們擔憂的每一點,他們後來也理解了。之前會不太愉快是因為溝通機制根本不存在,僅僅來一封類似指令的信件,那種方式當然沒辦法接受,但後來真正溝通之後感覺很好,很可惜沒有發生在片子完成前。

與立夫爸的關係如何演進?《築巢人》的焦點為何從自閉症者轉向其父親?

沈:由於我起先並不是有意要拍這部片,一開始花了很多時間拍立夫,立夫的創作有種難以言喻的能量,那能量是什麼我不知道,會變成何種結果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任何創作中的東西都很迷人,一開始我很著迷,但我在藝術方面我也有自己的偏好,立夫作品的力量對我而言並沒有一直延展下去,對他的興趣後來變得比較淡了,於是有一段時期,我常常架了攝影機,和立夫爸兩人坐在攝影機前面,聊立夫的創作,但他爸爸好像也不是那麼明白那些創作的意涵,但後來卻成了一位父親的個人自白。

我把他當朋友,當作是一個長輩,從他身上我也看到很多男性的優缺點。男人就是愛面子,就是常常誇口自己無所不能,或者幻想自己很有能力,時常太想當英雄,我也會試著跟他分享我看到的「男人」觀點,有時也會小小損他一下:「麥假啊,你講這講差不多一百遍了!」我們可以用這種語氣聊天,我覺得我和他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我們都有很封閉的時候,也有對自己過度期待的部分。因為年紀的關係,我和立夫爸的工作領域也完全不同,若說我們成為了「知己」恐怕有點噁心,但我們的確藉著這次拍片認識,變成越來越親密的朋友,這是我的感覺,我是不知道他怎麼想。

連續三年我都接到立夫爸的電話,讓我一起幫立夫過生日,三年的生日都有我和公司的人在現場,雖然我只是在工作拍片,但立夫爸會把他的夢想,以及他們家的生活瑣事與我分享,我猜他認為我是一個無害的朋友,雖說現在片子變成這樣,不知道他有沒有改變想法,但即使如此我們仍持續討論,紀錄片怎麼樣叫有害與無害。我相信生命無可預期,一個決定會牽扯到人的態度,我試圖以那種態度來說服立夫爸,而他後來也接受了。我和他的關係當然也不可預期,最近在想,有些觀眾看完片會覺得我選擇的面向很黑暗,但在拍片時我對那種「黑暗」是沒有意識的,直到後來才發現,並不是說這個創作的內在很黑暗,而是作者做了一件對他人的生命有具體影響的事,而那是需要負責的,因為被攝者與拍片者的生命已經切割不了。有朋友告訴我,「立夫爸以後跟你已無可分割,你要負責!」以前我都沒有意識這個問題,但現在覺得果真如此,我替他的人生詮釋了某一個切片,若是朋友就要共同迎接這個切片帶來的影響,而這個影響也將成為我們人生的境遇。

導演覺得是立夫他們比較需要被拍攝《築巢人》,或您比較需要拍攝這部紀錄片?

沈:我覺得沒有任何人需要這部紀錄片(笑),認真的說,世界上多一部或少一部紀錄片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我覺得有意義的地方,在於我跟一個陌生人之間建立了情感的關係:立夫爸可能需要我這個朋友,我也需要立夫爸這個比我前一代的父親作朋友,這種「需要」的程度遠大於對這部片的需要。

《築巢人》算是我的無心之作,要不是一些對紀錄片極有熱情的人士,我根本沒想過這部片會走上發行之路,當然我很敬佩努力推這部片的人,但事實上,我只是想解決自己在拍完《遙遠星球的孩子》後,心頭仍少了一點什麼的遺憾。《築巢人》使我親眼目睹,有人在一個晚上會把爸爸幾百張CD全折斷的情景,我又看到許多父母親哭著對我說,這樣的小孩長大要如何是好,那些父母時時刻刻都在擔心,自己過世後孩子要怎麼辦,「為什麼是這個孩子,又為什麼是我?」這麼多的情感沒有人特別在意時,我為自己的需要而拍了此片,但也不是想藉此呼喚大眾做什麼,當然也不想服務誰,因我是個「虛無主義者」(笑),若紀錄片可以影響幾個人就順其自然吧,它傳達的是一個獨立生命所產生某些共鳴,電影丟出什麼,就會產出某種效能,而我目前所觀察到的具體影響,即是此片在立夫爸的生命產生一些動能,讓他動起來做些事。

片子已經拍完了,訊息丟出去後會在觀眾的心中建立那種形象或態度無可預期,但對我而言,影片本身只是一個完成的客體,我對這個物件反而沒什麼特別的需要,但我的確對人性中某種不完美的特質有所偏愛,那是認識生命的可能性,也不單只針對自閉症者,而是想把更多關注力放在更多人格特質上,想要更深入看待各種人性的處境吧。

事實上,我拍的影片在觀眾指出其倫理、美學以前,我都不會特別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僅僅是想那麼拍而已。紀錄影像中的浮動性,即拍攝者和被攝者(物)的相處關係自然變動,如同化學關係始終變動,而現在片子雖然停了,但它所影響的行為仍在變動中,難以說明但對我卻極為重要迷人。

假如沒有任何條件限制,導演會想拍什麼樣的電影?

沈:如果沒有限制,倘若我沒有家庭也沒有小孩,純粹只考慮最想拍的電影,我會想到精神病院住個十年,選擇拍幾個角色,因為我很想理解他們是怎麼回事。每次在精神病院我都覺得他們是幸福的,因為患者的人生斷裂在某個我不理解的時空之中,他們的精神時空已停滯,只有身體日漸衰老,他們身邊的人也都越來越老,但患者的記憶或感知可能一直停留在某件事上,這個狀況非常有趣。我曾在花蓮的精神病院參觀過一天,那畫面非常棒,在他們的休息時間,全部約有上百個人一起走動,每張面孔背後都潛藏一個斷裂的人生,感覺相當驚人!其肢體、狀態、行為都非常powerful,他們完全無所畏懼。所以若能毫無顧忌地選擇,我想我會拍這個主題吧。一輩子若沒有後顧之憂,我很嚮往只選擇做好幾件事就好,而那幾件事都是要使我極致地推演生命的某個部分,讓眾人藉其思考,就像我很喜歡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那樣。只可惜人生處處充滿限制,期盼與侷限永遠是最重要的命題(笑)。

最後,請導演對《放映週報》的觀眾說一個非看《築巢人》不可的理由!

沈:坦白說,我覺得觀眾看不看都可以(笑),但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對紀錄片充滿好奇,你在電影院中能使自己的生命產生某種豐富或萎縮的連結,而這部電影的命題又不太一樣,它將告訴你有很多事是不會改變的,能夠轉變的只有你和那些事物相處的方式,若想體驗不一樣的紀錄片,不妨來看看。

另一方面,我拍完影片都會再次看作品,那是為了再三提醒自己當初為何做這件事,拍《築巢人》即是為了讓「痛」能被感覺,當「痛」被感覺到了,你才知道「愛」是什麼,當我每次再重聽到片尾那昔話,都會覺得百般不忍與心痛,但至今那種「痛」在我身上並沒有變得疲乏,那真的會讓你覺得「愛」得來不易、彌足珍貴。

 

(劇照提供:牽猴子;採訪攝影:洪健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