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提案的世界趨勢

CCDF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直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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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7

今年的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NEX Chinese Doc Forum,簡稱CCDF)已邁向第四年,提案活動進行至今已逐漸形成華語圈的重要紀錄片交流平台。這次共針對廿部作品進行提案,作品分別是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義大利的紀錄片。CCDF在9月27、28日正式登場,來自各國的評審買家將在這次大會選出首獎「最佳提案獎」,以及「最具國際潛力獎」、「ASD亞洲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Tokyo Docs 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首獎得主可獲得新台幣十萬元獎金,而獲選「ASD亞洲提案大會」、「Tokyo Docs 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特別推薦者,將由主辦單位推薦入選此兩項提案會,將可獲得更多尋求國際資金的機會。

現今紀錄片影展之附屬提案大會(Pitching Forum)在國際間已行之有年,其可說是一套支持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評選模式,鑒於CNEX提案大會目前尚帶有推廣與教育性的目的,CCDF推出的一系列活動從與我國「電影創作聯盟」(TOFU)合作的「DOC DOC紀錄片健檢工作坊」,到由CNEX主辦的「CCDF提案培訓工作坊」、「國際提案大會」、「製片工作坊」到「好提案工作坊」(Good Pitch),期望藉著多方評審、講師以及紀錄片工作經驗者直接對提案人提出建議,協助提案人的企畫進行修正與開發,除能幫助作品在實質面上得到資金挹注的機會,另外也是尋求作品獲得更多國際映演的平台。

不論最後獲得投資者青睞的作品為何,在此仍要重申CNEX所關注之紀錄片意義:「紀錄片正在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藝術形式和關鍵性的文化實踐」,為使各類型的作品得以完成且有展映的空間,事前的種種準備與訓練皆值得努力嘗試。本週《放映週報》特別推出專題報導,由三位特派記者實地走訪CCDF所舉辦的各個工作坊以及兩場提案大會「CCDF 提案大會」「好提案」,且帶各位一窺大會現場的緊張與專業,並實況轉述提案活動的盛大全貌。

紀錄片之生存策略

一般而言,現今若要拍攝一部國際水準的得獎紀錄片,預算一般介於 800 至1200 萬台幣之間,而這個金額必須從許多管道爭取,過去的台灣作品較少參與提案,而這方面的資訊也較為不足,直到近幾年紀錄片工作者才逐漸掌握這套提案模式。舉例來說,導演現在有一個故事,他帶來一些尚未剪輯完成的素材到提案會場,去跟國際投資基金會、片商、媒體公司作簡報,吸引他們的投資意願。提案大會之後,若福斯電視台認為某部片極具市場性而願投資200萬美金,它即可能要求在聯合製作(co-production)中掛名,將來如果該片參加影展,電視台的名字就能夠藉機露出;另一家基金會倘若投資 100 萬,它也許要求電視播映權,要獲得版權的投資者通常具有門檻,這種方式跟製作機構的製度很不一樣,製作公司通常能直接獲得版權,它們可以有電影發行權、DVD 發行權,或者電視與網路的播映權。另外關於非營利組織,像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或是綠色和平組織基金會,也許就不要求分享版權,而僅以贊助名義投資紀錄片。

紀錄片目前能以這些方式獲得資金,但不見得一次提案即可募得全數資金。假如以800 萬台幣的預算來說,倘若在第一次提案獲得 300 萬,如此導演即可先行開拍,等拍到中段時再去參與另一種尋求贊助者的後製提案,到那時再拿出已拍攝的內容,談談未來的剪片計畫(例如要剪成那幾種片長的版本),讓片商繼續投資,而提案人則能夠把版權再次分割出去,即稱之為 Presale,以這種方式讓資金在整個過程中逐漸累積到拍片人所需要的數目,比起以往的影片製作模式更具彈性。在 CCDF 的提案過程中,講師先行說明了三種紀錄片投資方式,從委制資金(Commission),到上述的Presale,以及完成影片後的收購,都是紀錄片製作者要面對並仔細考慮的策略。

培訓工作坊的身心建設

CCDF 這一次的提案者比往年來的多,提案計畫的水平也比之前更好,培訓工作坊從 9 月 25 日開始。CNEX 基金會製作總監張釗維表示,CCDF 之後會慢慢朝向更穩定、常態化的方式來進行,他也語重心長地提到,台灣在這過去幾個月正面臨一個巨大的轉變,現在不僅是台灣,在香港、中國大陸也正面臨很大的變化,或許那不像敘利亞發生的那種你死我活的衝突,但新的世代如今確實正在崛起,這些都可能改變我們對原有事物的看法與定義,這麼一來就會有新的故事,紀錄片導演能認識到這一點,且能讓國際、亞洲及華語世界的買家都認知到這個轉變是很重要的。作為提案者,各個講師都認為最重要是展現出對提案的熱忱,以及表現出提案人的性格、個性,這些都與提案的成功與否息息相關。

今年CCDF延續以往,有幾位從第一屆開始就持續參與團隊的講師共同講評:製作人張釗維、「提案大會」創始人 Pat Ferns、國際合製製片 Steven Seidenberg、製片金民喆;此外,本屆講師陣容也新加入國際電視台節目企劃楊吉暉,以上幾位講師將一起共度廿個提案的模擬演練。

另談及 CNEX 目前參與整個華語世界紀錄片的情況,近年觀察到中國「體制內外」之紀錄片經歷了許多變動,「體制內」的紀錄片因接受國家補助,在經濟及與國際間的互動皆有良好的發展,相對來說,「體制外」的紀錄片所受到的壓制和抵制皆越來越強,這現象與 1970 年代的台灣情況很類似。在蔣經國要接任蔣介石的位置時,政治手段也是如此「一手收,另一手放」,而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身處這樣的時代即具有某種使命和任務,每個導演的產品皆可能會進入體制內或外,並可能出現在各式不同的平台,而促使紀錄片透過任何管道被看見即 CNEX 與 CCDF 這幾年努力的目標,也是此訓練坊的終極任務。

 


首日試提案於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圖中正進行的是《重建餐桌》試提案,該片後於
培訓過程中接受講師建議,更名為《民以食為天》
。攝影/游千慧

從「紀錄片健檢工作坊」到「培訓工作坊」

從參加為期四天的「DOC COC紀錄片健檢工作坊」(8.13-16),《尋找阿爸》、《博士.黑黠仔》、《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以及《有一艘船》有機會再進入規模更大的CCDF的提案會來報告,一路觀看這四部台灣紀錄片的提案過程,無論從書面資料到口頭表達,都經歷了許多講師、紀錄片前輩的洗禮與見證。擔任許多紀錄片顧問的外國評審Steven Seidenberg特別強調,跨越不同文化的說故事方式,導演應該要把期待降低,提案時不要自以為外國片商能了解華人文化,說明方式應盡量簡單,同時更要展現對提案的熱情與獨特性格。

從其中一例來看,蔡一峰導演的《有一艘船》探討漁民在海域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這種邊界議題是全球的題材,然而過度捕撈或越域捕漁的主題在國際上已有很多導演拍攝,在這樣的限制下,要如何有自由的發展空間?在地化面對全球化,評審認為若從「調查式」的方向來拍攝會更有意思,小硫球的位置(可配置一張地圖),當地有多少比例漁民的船曾遭扣押,都是外國觀眾所不了解的,背景資料的完整度需要注意。另外還討論到紀錄片的限制,有關倫理、權力結構的問題,導演與主題或主角的關連,也是觀眾看片時會注意到的元素,各層面都需特別留心。然還也有評審認為,很多觀眾看電影是為了娛樂而非知識,雖然觀者也想「順便」求得真理,但事實上還是以娛樂為目標。在這個前提下講故事,想跨越文化界線就顯得很不容易。總而言之,紀錄片要拍得具有原創性又有普世性,才能吸引國際觀眾,並使他們理解故事中的價值觀。講師楊吉暉表示,他相信每位導演都能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能傳達自己想表達的觀點,又帶有普世理解的情感,可以同時具備商業與個人風格的元素。

「不要使用PPT!」是每一位講師給所有參與工作坊學員的建議,短短7分鐘內只要端上精彩的片花,搭配提案人清楚的說明就已足夠,簡報在此反而擾亂觀眾的注意力。在經過一輪模擬訓練之後,幾乎所有提案者都取消了原先準備的簡報,如此集體性的調整,事實上也幫助提案人在時間掌控上更為精準。

「提案大會」正式登場  再次釐清創作構想

經過為期三天的培訓,9月27、28日正式登場的CCDF邀請的國際貴賓各自代表歐、美、亞各國極具代表性的影展機構以及影視企業,台灣出席的機構包括了公視、大愛電視台、商業周刊;與會的國際影展機構包括了日舞影展、翠貝卡影展、雪菲爾影展的相關單位;電視頻道機構則包括了中國鳳凰衛視、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CCTV)、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來自歐美日等國的半島電視台、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丹麥公共電視、德國第二電視台、日本放送協會(NHK)、探索頻道、國家地理頻道等;此外也還包含了阿姆斯特丹紀錄片提案大會、陽光紀錄片交易市場展/亞洲提案大會(SSD/ASD),東京提案大會、福特基金會等提案大會與基金會共同參與。代表們將於這兩天早上的大會聽取簡報並進行問答,在下午各方評委將和提案團隊進行小組圓桌論壇,投資方和提案團隊將在圓桌上對彼此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CCDF提案大會活動現場,台上進行的是《東北偏北》導演丁一的提案簡報。攝影/洪健倫

本次的提案大會由培訓講師Pat Ferns與Steven Seidenberg擔任主持人。於第一場提案開始之前,身為「提案大會」(public pitcing)創始人的 Pat 特別提醒所有提案團隊,在提案大會上重要的並不是得獎,而是學會更簡潔地陳述大家的故事,他也希望夠透過提案大會,各團隊能進一步釐清拍攝構想與故事,並且從來自不同市場的建議中,找到更好的說故事方法,也開啟未來和這些機構合作的契機。

而「說故事」技巧好壞,也是所有投資方對於提案評價的依據。所謂「故事」(story)指的不只是如劇情長片般的故事,這個字在英文之中也代表了新聞學中的「報導」──一則揭發真相、引發關注、促發行動的紀實文章,做為資訊、知識載體的紀錄片同樣也承載了這樣的使命。因而不論是篇幅一小時的電視紀錄片,或是兩小時的紀錄長片,為了讓觀眾清楚接收到影片的訊息,如何凸顯被攝者特質、組織議題的焦點,在此目的上,敘事好壞便更加關鍵。而兩分鐘左右的片花更是提案團隊的終極考驗,如何讓台下評審與觀眾抓到影片的輪廓,考驗到他們對於拍攝題材、初衷是否清晰。

節奏快速的研討會

兩天上午對外公開的提案大會,與其說像一場拍賣市集,倒更像是一場節奏快速的研討會。每個提案團隊共有七分鐘陳述影片與放映片花,之後則有八分鐘的時間提供台下評審提問或回應。首日提案多半著眼於社會、環境議題。除了《民以食為天》,以及直接碰觸中國當權者的敏感神經的《高樓背後》之外;還有中國紀錄片《十年又一年》企劃拍攝冤案受害叔姪在平反出獄之後,面對半毀人生的重建之途;台灣則有紀錄金山反核運動人士的《博士‧黑黠仔》(Dr. Okela);還有「邊城三部曲」終章,從滇緬老兵的口述回憶重建當年戰地生活史的《南國小兵》,拍攝大陸交換學生在台灣參與社運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以及拍攝廣州非裔非法移民聚落生活的《朱古力城》。

大陸導演周宇拍攝大陸知名探險家楊勇的紀錄片《冰川日記》(Exploration of Life)是首日打頭陣的提案人,可惜提案主旨呈現不夠明確,與會評委多半無法從片花及導演的陳述,了解拍片的動機以及拍攝此人此行的意義所在。接替其後的是中國導演商明的《民以食為天》(Food Crisis in China),本片從一位經營有機農場的女前外交官出發,關注北京市民對化肥農業對健康危害的覺醒和行動。包括公視在內的評審,皆對於此提案展現不小的興趣,BBC 代表Nick Fraser與 SSD/ASD 代表 Yves Jeanneau 皆認為此片極具國際市場潛力。


《民以食為天》劇照。

《高樓背後》紀錄平民對抗強拆建商 成首日提案亮點

首日十項提案中的最大焦點,則屬中國導演吳建新的《高樓背後》(My Home was My Castle),來自上海的吳建新擁有政治與法律專業背景,對於維權與民主議題特別重視。本片紀錄大陸居民與強拆民宅的勢力對抗的過程,帶出中國在快速發展的當下,公民意識覺醒的現狀。雖然僅只播出片花,但是呈現的影像內容與議題皆擲地有聲。同時,導演身處顯進貼身紀錄的勇氣,更是讓在座各單位代表深感敬佩,並引發熱烈討論。

日舞影展代表 Richard 讚許影片十分有力,呈現出很多層次、不同勢力之間的矛盾衝突,而他和翠貝卡協會代表 Ryan 皆希望導演將敘事聚焦在被攝主角身上,在由其帶到環境制度的問題。但丹麥公視的 Mette 卻認為不應簡化這些問題,應強調中國新興城市在環境、人權議題上面臨的問題。主持人 Pat 也當場詢問CCTV代表陳曉卿,此部影片有沒有在中央電視台播映的可能,陳則尷尬地回答「恐怕很艱難」,但他表示他個人非常喜歡這個故事,也理解、欣賞導演的勇氣,但他認為導演的學院背景讓他在拍攝此片時,背負太多使命在肩上,中國頻道商「大陸橋」代表則思考是否能和導演、製作人合作,轉換一種說故事的方式,讓本片可以在中國上映。但BBC代表 Nick 和丹麥公視代表 Mette 都十分贊同導演在片中探討公民意識覺醒的企圖。

《大路朝天》關注個體尊嚴 備受各國評審肯定

第二天提案的影片題材則較多元,議題式紀錄片仍是大宗,相關影片有探討大陸國家快速發展下個體尊嚴的《大路朝天》;討論台灣漁業環境變遷與海權爭議的《有一艘船》;深度探討香港六七暴動事件的《消失的檔案》;義大利工廠經營者的中國經驗的《絲襪的秘密》;探索榨菜展業環境現狀的《醃製》。在此之外,也有記錄獨特個人生命姿態的《多少次散場,忘記了憂傷》;西藏詩人喇嘛的《詩之一生》;台灣個人自傳式紀錄片《尋找阿爸》。以及音樂紀錄片《搖滾在二十、四十、六十歲》。

當日讓在座評審買家印象深刻的,則屬打頭陣的《大路朝天》,該片導演張贊波紀錄大陸當局從2009年起為促進經濟高速發展,而推動多條高速公路的興建工程,對環境、歷史建築、鄉村不可逆的破壞,而施工廠商對於看不見終點的工程與公家機關的官僚作為也萬分無奈。導演期望聚焦於國家高速發展下,被國家機器犧牲的個體尊嚴。

鳳凰衛視代表葉揚表示影片十分震撼,本片拍攝的狀態極佳,讓她非常欣賞。BBC 與丹麥公視也表示高度興趣;BBC代表 Nick 表示這讓他聯想到歐洲 1960 年代的相關紀錄片。《商業周刊》代表曹琬凌則為擔心如此敏感的議題在大陸是否沒有發行的管道,導演表示他不考慮這類的顧慮,加上他在之後也會加入對於工程規劃的考察,因此跟以往批判中國建設問題的紀錄片不太一樣。

本日另一個亮點則是台灣紀錄片導演陳志漢的《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The Silent Teacher),本片探討大體捐贈者和其周遭親友、醫學院學生對於大體捐贈、生命價值的看法,全球少見的題材讓不少在座評審買家眼睛一亮。

東西方買家興趣大不同

各方買家考量的角度,多半在與該影片所拍攝的人物、議題,對於他們國家/頻道的觀眾而言,是否有關注的價值。而東西方社會文化在進程的差異,使得兩個世界對於某些題材的興趣也有明顯的不同。例如,此次會中有兩個關於討論華人搖滾樂發展的提案,一部是街舞狂潮導演蘇哲賢的新作《脈搏》(Last Rockers),一部是曾參賽「中國好聲音」歌唱節目,目前就讀南加大電影研究所的侯祖辛所拍攝的《搖滾在二十、四十、六十歲》(Rock On, 20 40 60)。此二提案對於華人圈的影視機構較有吸引力。

對於西方機構而言,這些影片在音樂元素上,多半較難引起興趣,因為此類題材在1960年代已經大量的被歐美紀錄片所討論,而BBC的代表也多明白表示和西方搖滾相比,中國搖滾對他們參考價值不高。此外,現在搖滾樂不論在東方、西方也被高度商業化,在此之下它是否能保有其原本的批判反抗精神,歐美評審也多持保留態度。此類紀錄片若要引起投資方興趣,多半得從角色著手,呈現其人格特質,或是從社會學角度清楚地剖析搖滾樂的反叛精神對於中國當代社會帶來的影響。


《搖滾在20、40、60歲》劇照。

中國政治考量多 限制弱勢之聲

另外,中港兩地這次共有中央電視台、大陸橋、上海電視台、鳳凰衛視、香港電台等多家媒體與會,他們對於同一題材的回應也能看出中國不同地區、勢力之間關係的縮影。

在本次二十個提案當中,有四分之一的中國紀錄片提案都直接踩在統治當局的敏感神經上,包括都市開發的強拆《高樓背後》、冤獄平反的《十年之後又一年》、公路開發的《大路朝天》、爭議歷史事件的《消失的檔案》、涉及西藏政治認同的《詩之一生》等。而對於這樣的題材,中國投資方多半明確表示在發行上有極大的困難。而《民以食為天》的製作人曾鑫受訪也憂心的表示,獨立紀錄片在中國放映管道處處受限,也是他們最大的擔憂,畢竟他們最希望的仍是能讓影片被中國民眾看見,進而影響政府政策,改變這個社會。

除此之外,來自中國各地的買家反應差異也極為不同,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因有官方色彩,因而與會代表陳曉卿公開發言時皆需字字斟酌,不會表示太多個人意見,最多只會對某些提案表示個人欽佩該導演的理念。影視集團大陸橋雖為民間企業,發言空間相對較大,但對於敏感提案的發言仍較為小心。相較央視的謹慎發言,鳳凰衛視和香港電台對於各種維權議題都公開表示大力支持,並給予許多方向上的建議。

在中國此次與會的影視集團之中,有一家「視襲國際文化投資集團」對於紀錄片的期待較為特殊。視襲代表楊樂在會上曾表示,該企業希望從網路市場的商業考量來看待紀錄片的價值,希望用商業片的包裝方式帶紀錄片進入市場,因而他們在選片上,主要考慮題材是否明確,視角拍攝方式是否是觀眾所熟悉的語言,人物是否具侵略性。因而,例如此次提案的兩部搖滾紀錄片對他們而言,都有很多操作空間。

華人紀錄片工作者的文化衝擊

這樣的國際提案場合,對於不少華語紀錄片工作者而言,都是全新的經驗。高雄資深紀錄片導演蔡一峰,此次由「DOC DOC」推薦參加提案大會,也是他首次參與國際提案。他表示對於一個長期在地影像工作者而言,此次提案是個新鮮的學習過程。而學院出身的他,拍過廿多部紀錄片,在培訓與提案過程之中面對來自商業的考量難免會不適應,但此處可以讓他們看到不同國家買家的觀點,他或許會在未來拍片時納入從這邊學到的觀念,雖然拍片初衷雖不變,但稍微調整方式,讓他的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見。

《民以食為天》是大陸導演商明的首部紀錄片,也是首次參加國際提案會議,他為了此一紀錄片特別辭去電視台工作,全心投入拍攝。導演受訪時表示,此次提案大會讓他眼界大大開拓,也讓他的片子潛在的可能性很大的提升,對於他創作的方式與思路也有很大的收穫。

面對市場 釐清為誰而拍

而面對各國的投資機構,以華人議題為主的提案團隊,也需再次釐清他們的目觀眾。觀眾族群的不同,將影響一部紀錄片的敘事方式,例如之前提到的搖滾紀錄片,或是另提案影片《東北偏北》,該片欲透過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探訪之旅,來探討中國社會對於文革時期美好社會的信仰以及「北大荒」地區烏托邦式想像的失落,但對於台灣、歐美觀眾而言,我們對於這樣的文化背景並不熟悉,導演若想和來自台灣、歐美的機構合作,勢必要在片中交代許多對於大陸觀眾而言再熟悉不過的訊息。但這部片是否是為了中國大陸以外的觀眾而拍呢?這就是導演必須慎思的課題。

但製片團隊是否因此改變故事呢?《博士‧黑黠仔》導演蔡宇軒和製片盧曉筠,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這並不會改變他們的拍片方向。儘管評審們都覺得這部記錄台灣反核運動的影片主角十分搶眼,但因他們的國家已有自己核能政策討論的方式,本片的討論不一定對該國的議題有幫助。而劇組也並不在意是否能在此次提案大會中和他國機構敲定合作,對他們而言,透過和培訓講師與評審們討論,讓他們更清楚此部影片的優勢與弱勢。製片表示,前三天的培訓最痛苦,在和講師討論,修改片花的過程中,他們必須不斷釐清創作方向與初衷,而藉由在提案大會上各國買家提供的意見,他們也更了解國外觀眾的期待,對於之後國際提案的準備幫助很大。

蔡宇軒表示,這次大會讓他學會如何找到需要看這部影片的觀眾,他在這次提案大會中學會更精準地為影片鎖定觀眾,便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傳遞訊息。製片則表示,對於創作內容,投資方其實十分尊重創作者,雖然他們代表商業的那一方,但是還是對於創作團隊的初衷還是給予完全的尊重。導演也分享,進行圓桌論壇時,就有歐洲的買家鼓勵他們繼續拍給國內觀眾看,並告訴他們「找錢固然很重要,但不要讓資金壓力抹殺原本的創作初衷。」


《博士‧黑黠仔》劇照。

初次來台的「好提案」

於10月2日的「好提案」(Good Pitch2)工作坊於台北中山堂光復廳舉行。CCDF首次與英國BRITDOC基金會合作舉辦,為期一整天的提案活動。上午有四部國內外影片的案例分享,探討紀錄片的產製、映演和推廣過程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下午則由台灣與中國共三組紀錄片製作團隊進行提案,並由多個受邀個人或單位現場回饋意見(包括公視、壹基金、台灣諮商心理學會、中信創投和優酷土豆集團等),並發想可能的合作方式。

「好提案」此一平台始自2008年,由Britdoc基金會(當時隸屬於英國第四頻道Channel 4)和日舞影展紀錄片單元(Sundance Institute Documentary Film Program)結盟舉辦。著重社會與環境議題的關注,企圖媒合紀錄片工作者、基金會、民間非政府組織、企業品牌、媒體通路等資源,推動紀錄片的製作與合作效益。自2009年開始,曾於倫敦,紐約、舊金山和多倫多等歐美地區舉行。2011年,繼續發展成Good Pitch2,擴展資源與合作單位,今年首度於台北舉行。

CNEX的創辦人之一陳玲珍談到引進好提案的動機,是源自幾年的工作以來,發覺提案大會和放映對紀錄片工作產生的效應仍有限。有感於Good Pitch著力於影片後續的宣傳和傳播網絡的創造,對於人際的動員、社會議題的改變,很有助益。「記錄片工作者應更看重手上的攝影機。」雖然拍攝者在製作初期,未必預期能影響這麼多人,但四個案例都顯示出可觀的社會影響力。

四個案例分享

《霸.凌》(Bully
導演Lee Hirsch童年曾為霸凌受害者,希望觀眾透過本片理解這種經驗的恐怖,並近一步付諸行動加以改變。曾有位小男孩在一場映後跑來跟他說:「感謝你說出我的故事」,他立即擁抱男孩並回應:「這是為你而拍」 。參與好提案的經驗,讓他更清楚思考影片「如何帶來影響」,包括拜訪了數十個相關組織,以及政府部門和教育機構。自覺難得的是,尋求各方資助的過程,並沒有影響影片製作的獨立性。為了達到「放映給一百萬孩童看」的目標,團隊帶著DVD和「反霸凌計畫」(Bully Project)的素材積極募款,鼓勵有興趣的單位低價購買,舉行免費放映。

「每當想著影片的旅程似乎可以停了,但卻停不下來。」他說。「當一個製作影片的人,同時要扮演組織的角色,去動員遊說(campaign),往往需要更多創意和熱情,這是很有意思的。」與談人之一的Ryan Roberts(美國在台協會文化中心主任)認為,看完對於片中「不同處境的每個人物都能感到連結」是紀錄片的難得之處。

《小小的善舉》(A Small Act

源自導演 Jennifer Arnold 在奈洛比(Nairobi)讀大學的經驗。本片由 HBO 發行,於 2010 年於日舞影展首映。內容聚焦肯亞三個高中孩童的求學路。希妲(Hilde)說到:「我只是覺得資助一個孩子是正常的,雖然有時會想,捐款真的有幫助嗎?」

Jennifer 認為本片不僅欲強調捐助肯亞孩童上大學的重要,也期待觀眾投入其他議題如:守護海豚等。他相信「小小的舉動」便能造成一些改變。同時也思考各地的中產階級可以怎麼介入和支持。被問到影片發行後,希妲女士的生活是否出現改變?「對於九十的她來說,意外受到矚目,的確是有些疲累,對於自己儼然明星的身分也在適應中。」Robert表示,本片觸及教育的各個環節,令他印象深刻。難得的是,隨著影片發行,遊說的重點對象也能適時調整,從學生轉成教育工作者。

《垃圾圍城》、《不能戳的秘密》喚起兩岸環境危機意識

另外兩個案例分別來自中國和台灣。《垃圾圍城》關注北京的廢棄物處理問題,《不能戳的祕密》則揭露公部門處理禽流感時的作為和危機,2011年7月在網路平台「新頭殼」(newtalk)首播。《垃圾圍城》導演王久良是自由攝影師,2008年10月開始走訪北京周邊四、五百座的垃圾場。「就像一個心愛的東西被破壞。」他認為,面對媒體的蒙蔽,唯有作為一個觀察者,把現象擺到桌上,才有解決問題的前提。李惠仁同樣也是一位出於對媒體生態的抗拒和反省,決定獨立製作的紀錄片工作者。「《不能戳的祕密》探討的是政府病毒如何自我複製」,他說雖然自己原本是門外漢,但調查的過程,重點在於找到合適的人,協助他蒐集與分析訊息。

視覺文化研究者郭力昕認為,攝影師轉成紀錄片,並不必然成功。但王久良猶如當代的唐吉訶德,以有效的策略,默默取材,突破中國官方對紀錄片工作者嘗試揭露社會問題時,可能的禁制。「新婚夫妻在垃圾場前拍美美的婚紗那段,我常拿來在課堂上放給同學看,很能說明華人婚紗文化的荒謬之處」他笑說。

公共電視台紀錄片平台召集人林樂群,被問到《不能戳的祕密》第二集在公視播出時,是否受到關注?他說,第一集完成時便和導演接觸,但當時在各種考量之下認為還需要「更多彈藥」,去回應各界挑戰,同時也提出資助計畫。到了要播出第二集時,他坦承確實有些壓力,且一個半小時的片長,超過節目通常的限制,但公視身為一個公共媒體,不可不播。

《垃圾圍城》首度披露時,則是和南方週末和新華社合作。「我們選擇短時間密集地曝光,大量的圖片,迫使政府回應。」地方政府從否認、沉默,到開始回應,中央政府也開始投注資源資金,地方政府自此也才改變態度。談及未來的計畫,他說「紀錄片工作者要有社會擔當,(題材)對別人有用,才可能引起別人興趣。」下一部片將繼續關注各國塑料廢棄物(包括台灣),進入中國村莊的問題。

左圖:郭力昕教授(左)、《垃圾圍城》王久良導演(右)對談。
右圖:公視林樂群先生(左)、《不能戳的秘密》導演李惠仁(右)對談。
王冠人攝影。

台灣.中國「好提案」

三組計畫《跨越失控》、《我只認識你》和《對看》,分別參與CCDF第二、第三和第一屆的提案大會,且都關注特定「身分」主角的生活挑戰。李雅玲《跨越失控》,記錄妥瑞氏症患者,如何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繼續生活,同時將自己和家人的親身經驗交織其中;《我只認識你》的鏡頭,跟著一對(妻子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老年伴侶,關照他們互相支持的生活軌跡;《對看》則聚焦父母出外工作的「留守兒童」,呈現這個中國鄉村的普遍現象中,孩童的複雜心理和生活需求。

「挑戰與適應」、「差異與共同」、「獨特與連結」,也成為整場提案大會下來,不斷出現的幾組關鍵字。整體而言,主辦單位和受邀者給予提案者的回饋,正向支持和鼓勵的程度,確實超乎筆者原本預期。這是在台灣特有的現象,或者源自主辦單位對三組提案團體的仔細篩選和熟悉,或者題材的某種共通性?值得繼續觀察。「只要大家想得到,都可以做得到!」CNEX營運長陳玲珍以一席激勵的話,開啟下午的提案大會。

《跨越失控》:學習理解彼此的差異與共同

「不希望現在的妥瑞人,還必須經歷我們過去經歷的誤解與挫折。」導演李雅玲說。在現場放映的片花中,主角魔術師JR,歷經任職的表演公司歇業,但仍堅持魔術之路。鏡頭帶過捷運車廂中,乘客對JR不自主出現的臉部抽搐動作(妥瑞外顯症狀之一),投以含意曖昧的眼光;也記錄妥瑞人在關懷團體的互動。

妥瑞夢想園的創辦人康家豪表示,要他們在攝影機前說話,其實是很大的挑戰。遇到一些妥瑞人的家長,常擔憂地問:「我的小孩以後怎麼找工作?」。我們這群人站出來,勇於自己談論,可以有示範的作用。

《心靈工坊》出版社主編王桂花,初次參與紀錄片提案。曾任心理諮商師的她,分享六年前關於自閉症孩童書籍出版的經驗,有些已三十多歲。而對於妥瑞人,希望讓更多人了解,認為拍紀錄片、上媒體說自己的故事是很勇敢的。彰師大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的王嬿玲則提到,2011年開始跟著夢想園四處走訪,便注意成員的心理關照。他認為更大的挑戰是大學之後的成年妥瑞人,要面對就業、感情和結婚生子的議題。

大愛電視台媒體營運部經理楊棟樑表示,很喜歡本片,也很適合在大愛台播出。建議成立網站,去校園宣傳。「只要每個人能超越自己的內心,很多都能改變,不只是妥瑞」。公共電視林樂群強調,公視和大愛台有些不同,比較多「一般觀眾」。他們未必認識或在乎妥瑞症,需要的是「好的故事」,能夠幫助他們同理。魔術師的角色固然生動,但一個小時的故事,如何發展,使觀眾能「不知不覺地認識妥瑞症」。也提醒導演自家人的狀況和魔術師之間的關係,如何順暢建立。

「我們始終支持文創產業」中國信託創業投資的張盛忠鼓勵導演向他們內部提案,「不僅是創投單位的投資角度,也有基金會、公關資源和策略夥伴等資源。」

Yahoo!奇摩企劃部總監李怡志這次出席是代表個人發言,他表示Yahoo有公益頻道,常邀請公益團體分享,很需要大家提供內容。芯世界創意中心執行理事周茜提到,重要的是如何凸顯妥瑞人的「優勢視角」,發掘自身價值觀,讓很多人都可以認同。此議題也與基因問題有關,也因此跟每個人有關,應持續追蹤,與醫療機構保持聯繫。

「壹基金」是由李連杰發起的獨立供募基金。秘書長楊鵬坦承,自己第一次聽說妥瑞,感覺很抱歉。認為最動人的段落是,JR在車上表現出特徵動作時,乘客的反應。建議影片的重點可以強化周圍的人如何回應,造成哪些生活和心理困擾?另外,他也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很多文化,並不把失控當「病人」或「異常」,而是神諭和神祕的表現、一種生命存在的形式,譬如巫師。」刻意將其表現成一種病,可能無意間造成壓迫。建議參加每年的公益映像節,增加傳播機會。


《跨越失控》提案導演李雅玲(右三)和他的團隊:被攝魔術師JR(右一),彰化師範大學諮
商心理師王嬿玲(左二)。攝影/王冠人

趙青《我只認識你》:年長者的尊嚴與陪伴

導演趙青記錄了自己年逾八十的叔公,和患了阿茲海默症的叔婆。從兩位家族最年長的長輩身上,深受那種「獨自面對所有事,但又平靜樂觀、不乏尊嚴的生活態度」感染。歷經一年半的拍攝、八十多小時的素材,預計明年底完成初步剪輯。片花中,鏡頭跟著主角進出上海的醫院、房間和養老院。有時互相調侃對話,有時不說話。

面對高齡化、獨居老人和阿茲海默症,這些中國社會普遍面臨的現象,加上獨子政策、大規模遷徙等因素,趙青希望透過影片的放映和發行,維護老人「享受生活的權利」。也希望可以深入社區街坊和護理機構去播放,進一步改變政府的政策,讓更多人參與。

商業周刊的影視顧問曹琬凌,去年就曾聽到提案,但影片如何讓台灣觀眾感同身受,以及深化中/台議題連結,或許可與台灣失智老人基金會聯繫合作。同樣表現出積極意願的,還有大愛電視台,楊棟梁表示,可預期影片對於家庭觀念和醫療系統的建樹,建議多凸顯老人可愛的部份。

中國發展簡報的副主編郭婷認為,影片很到位,也提醒後續應號召更多研究者和文字報告,協助政府制定政策。同樣提到累積病症研究資源的,還有上海科技助老服務中心主任吳含章,他同時關注如何幫助老人更有活力地享受生活,提出建置網站、舉辦社區活動和放映等意見,以加深社區對老人的關懷。

優酷土豆網的張佳以「80後」的觀點,分享網路平台的重要。而在網站的公益平台上,播出社會關懷的題材(譬如孩童的成長議題),往往有顯著的收視提昇和迴響。壹基金的楊鵬則觀察到,中國的大家庭解體,但社會服務未跟上。他分享以往救災的經驗,看到路邊老人們聚集打麻將的景象,發覺麻將對智性的訓練,以及建立日常社群網絡的重要。芯世界周茜認為養老體系的問題非常龐大,包括投資、產業和社區服務,影片可以更聚焦。芯世界則願意協助引介創意和科技人才。

在行銷和傳播方面,有來自作家李偉文和目宿媒體行銷總監李玉華(曾參與發行《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影片)的意見。李偉文好奇拍攝親人是否有一些限制與顧慮,並提議加入其他共同處境的案例,留意失智症的其他可能醫學原因。李玉華認為這部充滿愛的影片,非常動人。關於失智症的議題近年也頗受關注,宣傳上應沒有太大問題。Britdoc 基金會的 Beadie Finzi,讚賞此提案計畫「個人化、令人感受苦楚、同時又美麗敏感」,相信各地的觀眾都能感到共鳴。

有意思的是,在場的一位臨床心理師,以「隱藏的病人」(hidden patient)的概念,提議可多著墨「照顧者」的生活狀態。


《我只認識你》導演趙青提案。攝影/王冠人

《對看》:留守兒童議題,從水窪到浪潮

此一提案紀錄片的前身(記錄對象相同),是導演葉雲的裝置藝術作品《對看計畫》,呈現、對比兩群物質條件差距很大的孩子的生活,以及最後兩群孩子的相識。16分鐘的版本,曾入選 2012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亞洲觀點。

提案團隊的劉卓說到,「2013年,中國的留守兒童已超過六千萬,我也是其中之一。小時候常會問:『媽,你什麼時候回來?一年?還是半年?』」、「對孩子來說,『留守兒童』只是一個標籤」。希望透過這個「貼近孩子的故事」,引起集體的關注,改善戶籍制度,並促進改革。目前拍攝已完成,預計明年三月完成剪輯。「留守兒童是一窪大大的水,希望能激起漣漪,甚至是浪潮。」


《對看》提案代表劉卓(中立者)提案。 攝影/王冠人

優酷土豆網的張佳認為,下一代的問題在中國受到普遍關注。例如真人實境節目〈變形記〉讓兩個小孩調換生活環境,記錄他們的適應狀況,或者〈爸爸去哪兒〉讓明星爸爸(如:林志穎)帶著子女到鄉村體驗生活。這類話題在網路上很受歡迎,也有助於推廣。「現在中國的變化的確牽動全世界。」公視的林樂群表示,本片視覺性很強烈,期待好的故事。

芯世界的周茜提醒,影片雖聚焦在留守兒童,但其實議題很大,跟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教育有關。大家對兒童的看法,常認為是家庭/社會的資產,進行討論時宜引介兒童心理專業。中國發展簡報的郭婷,肯定提案影片巧妙結合了全球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的議題,認為現今流動兒童(跟著父母流動遷徙)較受矚目,但留守兒童問題可能更嚴重,如:受性侵的比例更高。

談到社會參與,CSROne永續報告平台嚴德芬認為,企業有責任關注社會的需求。那麼多勞動力進入了企業、工廠,應該要有所回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永遠是親情和經濟之間的取捨抉擇。」若公司覺得與他們的永續價值觀可結合,便有機會投入資源。

壹基金楊鵬分享自己參與救災的經驗表示,農村九成以上都是留守兒童,災難發生時,若無人死亡,在外的父母通常不會回去探望。但面對這樣的狀況,孩童的恐懼、焦慮和怨氣很大,撕裂的親情如何彌補?基金會便設立一些兒童服務站,關注災後心理疏導。另一方面,其實父母也很難受,若能拍攝雙方面,或可增加對話的可能。

台北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蕭秀玲說到,自己小時候也曾是留守兒童,由阿嬤照顧。父母出外的狀況,可否與孩子互相對照。移動已是國際現象,如何透過影片去理解移民/移工賣力工作背後的原因。如何與當地企業、組織合作發展,增加員工和孩子的互動,或可稍微彌補親情的欠缺。

在觀眾QA時間,一位觀眾提議多加入父母在外工作的畫面,或許可化解孩子原本對父母的誤解。他以自己上海工作的經驗為例,認為家中聘雇的阿姨「了解我的小孩比她自己的小孩更多」。

CCDF首獎雙得主  獎落中國紀錄片

本次提案最後的得獎名單於9月29日晚間公布,首獎「最佳提案獎」由中國紀錄片《高樓之後》與《大路朝天》一同獲獎;台灣紀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獲得「最佳國際潛力獎」與「ASD亞洲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Tokyo Docs 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得獎者則為中國《民以食為天》。 


本屆各獎項得主合影,前排左起《高樓之後》導演吳建新,《民以食為天》導演商明、製片
曾鑫,《大路朝天》導演張贊波,《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導演陳志漢。後排左起為CCDF
總監吳凡、
旺旺中時總經理丁雯靜、CCDF總體企劃暨國際顧問Pat Ferns、CNEX營運長
陳玲珍、JTI總經理 Marchant Kuys。  
圖片提供/CNEX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