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囧男孩》到《總舖師》
近年台灣電影產量迅速上升,受到各界關注,日前1/9知名國片監製李烈應中央大學「文化與產業」課程講座邀請,與學子分享操作商業電影的經驗,以及對台灣電影產業現狀的觀察。
整場座談以問答形式進行,李烈與同學們互動熱烈,談到決定投入電影製片的過程,以及製片人與電影成品的密切關係,也對台灣年輕一代電影工作者提出她一路以來的心得與建議。近年來台灣電影產業的再度興起,其中技術人員的缺乏與養成是否能跟上突然之間快速上升的電影產量,以及政府與產業的斷裂。李烈亦樂觀亦憂心,急於為台灣電影產業培養技術人員,希望在其能力之內,透過增加製片產量,盡快訓練出上軌道的電影工作人員。更對《花漾》等電影最近掀起的種種話題,直率卻誠懇的提出見解。李烈最後也談到正在拍攝的《總舖師》,以及其近兩年製作電影的概念。
對自己的經歷和製作過的電影,李烈豪氣地侃侃而談,因為踏實,所以自信且堅定,面對敏感問題時不迴避,字字深思,以深切的提點取代批評。整場講座不僅讓人得以一窺台灣電影產業內幕,更重要的是,看見製片人的態度與格局。
初試製片啼聲的《囧男孩》成功並非偶然
李烈:我在1999年回到台灣,之前在外面晃了大概十年,中間跑去做成衣的生意,因為不熟悉,所以鎩羽而歸。回到台灣之後,我問自己可以做什麼?
當初會離開這一行,主要是因為我不想再當演員,因為產業對待演員的方式,感覺只是工廠流水線,不停地在複製同樣的表演,讓我覺得表演變成一件不有趣的事,所以我離開了。如果我因為這個原因離開,然後再回來,產業還是那個樣子,甚至更糟,我不可能再回到同樣的崗位。我十八歲就進行了,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電影對其他行業並不熟悉。我自認沒有導演的天分;試過寫劇本,但寫出來的東西自己都不想看。燈光、攝影、美術、造型……等技術面的工作,我根本不可能勝任。
所以好像只有製片可以一試。我問我自己:一個製片需要的特質,我有沒有?年輕時的我根本無法當製片,但我已經歷經過波折、摔過跤,比一般人多看了很多的風景。這些經歷,讓我可以降低身段,來做一個製片該做的事。很多時候,一個製片的腰桿子得要比任何人都柔軟,因為你要去求很多東西。可是該硬的時候,又必須夠硬才能爭取到需要的資源。另一方面,我認為自己的歷練夠了,在事情的判斷、吸收,我還蠻有概念的。
品味對一個製片很重要。什麼是品味?品味是個抽象、見仁見智的東西,但如果我什麼都看過,判斷時比較不會出錯。當你跟劇組在討論戲的風格、演員造型、場景感覺、美術道具的時候,如果缺乏對世界的認識或品味,就無法給出正確的判斷與意見,進而傷害電影的戲。想了一想,以我現在的個性、年齡、整個人的狀態,好像蠻適合當一位製片。
做《囧男孩》的時候,我是一個新的製片。可是我並不是因為想做《囧男孩》才跳進來,為了要當電影製片,我已經做了七、八年的功夫。我一直想做電影,持續有在瞭解、注意台灣電影圈的生態。也一直在接觸年輕一輩的電影人,瞭解他們的想法與近況。因為這七、八年的累積,才讓我敢做《囧男孩》。
很多人以為我因為一時衝動而製作《囧男孩》,可是它其實不是衝動。因為在《囧男孩》之前一、兩年,我感覺到冰封已久的台灣電影好像有溶解的跡象。那時幾部電影像《刺青》、《盛夏光年》、《練習曲》,在票房上已經屢屢創下近十幾年以來的佳績。改變的原因在於年輕導演出來了,他們的思考邏輯、處理影像、說故事的方式,跟以前老一輩的導演不同。剛好這時候雅喆導演寫出《囧男孩》這個本子。所有的東西,是一環扣一環,才有後面的《囧男孩》。
《囧男孩》看似兒童電影,但其實是一個給大人看的兒童電影。所有人都跟我說,這樣的電影怎麼可能有市場?當時楊雅喆導演沒有知名度,兩個小男孩也都是素人,整部戲唯一有知名度的可能只有我,但是這樣還是還不夠。沒有一個投資人看好,願意出資一毛錢。所以拍《囧男孩》的時候我每一天都在調頭寸,甚至得打給很久沒有連絡的朋友,但自己命也還算夠好,人家都肯借錢給我(笑)。當時借的每筆金額也許是二、三十萬,講起來都是小錢,但那可能是接下來一、兩天的開銷。拍戲那段時間的資金,只是電影的一部分,後期製作還需要更多龐大的經費。電影拍攝完後,我實在撐不下去,只好向我媽借房子拿去貸款。
我冒險做《囧男孩》,可是我並不是盲目地孤注一擲。我估算過bottom line,估算最慘的狀況自己可不可以承受的起,可以的話,我就去做了。同學們都還年輕,有理想就去幹吧。我做《囧男孩》那年已經四十九歲了。如果我四十九歲的時候都還敢冒那個險,你們還年輕,為什麼不敢?
製片的眼光決定拍出的電影樣貌
李烈:培養自己的眼光,是成為一位製片的重要學問。前兩個禮拜,我跟《總舖師》劇組的製片聊天,她是台灣目前非常年輕而優秀的一個女製片,在她的觀念裡,一個製片要掌控預算、經費,用最精簡的錢把戲拍完。但她很苦惱,不知道怎麼判斷導演的要求是否真的能讓電影更好,她什麼時候該跟導演say yes,什麼時候應該要斷然拒絕導演的要求。錢在她手上的時候,要怎樣做才能幫電影加分,可是又不會傷害電影?這個是做製片最困難的地方。
但我一直以來的製片概念不是只求嚴格控制預算。我不是科班出身,對我來講這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點,目前看來優點大於缺點。我只是因為做了演員,從很小的時候就一路跟著這個產業長大,沒有受過任何理論的訓練,或是在課堂中上過一天課,去學這方面的know-how,所有的東西都來自入行後的歷練。舉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囧男孩》原本的製作費預算是一千兩百萬,在比較緊張的狀態下,可以把戲拍完。一千兩百萬的數字怎麼來?當時《囧男孩》已經拿到四百萬的輔導金,我又算了一下台北票房、全國票房的大概數字,再加上把海外發行、DVD、電視版權的收入,扣除成本後,我最慘可能就賠四百萬。我再算了一下,以我自己年紀到外面打工,可以做幾年,是不是可以把債還清。算一算,好像還的了,於是我就幹了。
可是一開拍之後,我發現一千兩百萬不夠。我就問自己,要堅持一千兩百萬之內拍完,還是我多超支個一百多萬,讓導演可以把戲拍得更好、更精緻。對我來說,一部沒有知名度,不曉得怎麼宣傳的電影,如果再沒有質感,這部電影就掛了。電影掛了,最慘的就是我。可是電影如果質感好,讓導演可以拍到他要拍的東西,那我可能還有機會不賠本。這時候,我又想起鈕承澤常常跟我講一句話,那句話叫做「債多不愁」。反正我已經欠了銀行一千萬,再多欠一百多萬,真的沒什麼差。好吧,所以我就又幹了。後來證明了我的決定是對的。如果那時我讓製片組去跟導演說:導演你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這個不給你、那個不給你,底片就十萬呎,對不起,不追加了,你要的場景、美術就只能這樣子……那《囧男孩》勢必會變成一部粗糙又難看的電影。
新生代導演需要有經驗的製片
李烈:在台灣,我們的編劇、導演、演員都很年輕,尤其是新近冒出來的一批人。其實碰到年輕的編、導、演的時候,有一個成熟的製片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些年我看過很多令人感到可惜的電影,創意、原始的出發點這麼好,但因為編、導、演都太年輕,出來的成品卻顯得可惜。如果有一個成熟的製片,可以給他們一些指點、提醒,告訴他們如何讓東西更豐富、厚實,電影就會變得很好看。這幾年,電影產業很欠缺技術人員。我自己最努力的部分,是培育製片人才。因為我很清楚,一個好的製片人才對一部電影的成敗來說實在太重要了。導演和編劇的創意可能天馬行空,如果沒有製片加以掌握的話,創意可能不曉得會飛到哪裡去,最後也許就變成一個糟糕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希望在我還做得動的這些年,為台灣電影多培育一些好的製片人才。
好導演不容易,我很清楚我不適合當導演
李烈:導演不是只需有點子,會分鏡、喊action和cut就可以勝任的工作。目前我和陳玉勳導演合作《總舖師》,也跟易智言導演籌備新戲。比起之前都跟年輕導演工作,我發現和中生代導演合作很輕鬆。因為他們什麼都懂,完全不用擔心他的判斷。我以前當年輕導演的製片,什麼都要盯,從演員的髮型,到鞋子、襪子怎麼配色。表演也要盯、劇本也要修、場景我通通要去看有沒有問題。可是你跟這些四、五十歲的導演工作時,你完全不用花費這些心力。因為他們把導演該做的每一樣細項都盯得好好的,不是年輕導演自己不盯,而是你會擔心年輕導演犯錯,當你發現他下的指令不太對時,就要去偷偷去拉一把。
一個導演會不會掌控一個演員很重要。我一路以來遇到很多年輕導演,他們對於教戲、引導演員這件事功力還不夠。導演必須要是全能的,必須真的把身上功夫都練足了,才能去作導演。中生代導演中,比如豆導、陳玉勳、易智言導演,都懂得如何教戲、操控一個演員,因為他們人生的歷練,在工作崗位上的磨鍊都夠豐富,所以清楚怎樣調教演員。但這是年輕導演非常欠缺的。所以碰到年輕導演時,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一定要在開拍前上課訓練。我每一部戲的演員最少要上課兩個月。在那兩個月裡面給他們很多的功課,不見得是教表演,而是給他們功課,讓他能夠早點深入角色。
製片可以是半瓶醋的通才,什麼都得懂,但不用精。但是作為一個導演,都得要精才行。一個導演不能在面對技術人員提出問題時,完全不曉得怎麼回答。為什麼一個好的導演這麼難,為什麼一個好導演那麼受大家尊敬,是因為他肚子裡有深厚、扎實的東西。可是在台灣,我不管走到哪,每個人都跟我說他要做導演。也常有很多人來問我說,烈姐,你要不要做導演?導演真的不是多看了幾部電影、待過幾個劇組就可以當的。
台灣的好編劇太少了!
李烈:台灣的好編劇真的很少。編劇普遍年輕是個原因。扎實的劇本,需要厚度與生命的累積。做一個編劇你不曉得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別人怎麼過日子的,怎麼可能把別人的人生寫得好?編劇是在創造別人的人生,編劇蠻辛苦的一件事是他要人格分裂得很厲害,在寫不同的角色時,要去過別人的生活。所以我一直鼓勵年輕編劇要走出去,看別人怎麼過日子,瞭解別人的生活,多看書、多看電影、體驗人生,那是最基本的。國外的編劇很多年紀都很大,台灣的年輕編劇都有創意、有新噱頭、文筆也好,但對於如何將創意、點子變成一個豐富而完整的劇本卻往往沒有概念。
台灣電影產業需要持續有好電影才能維持榮景
李烈:很多人說現在是台灣電影的榮景,但我們其實也擔心這個榮景可能很快就會破滅掉。可是,光擔心是不夠的,反正就是努力做吧。前兩天碰到侯孝賢導演,我就問他會不會擔心。他告訴我他一點都不擔心,他非常肯定地說,他覺得台灣電影至少還有十年光景。對他來說,現在的榮景不只是市場上有很多熱錢,更重要的是有越來越多人前仆後繼進入這個行業,這對整體產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
電影是個非常辛苦的工作,沒有足夠的熱情是撐不下去的。所以對侯導來講,現在所投入的人才,是未來重要的基礎。現在作為製片人,拍戲時最困難的不是錢,而是找不到工作人員。我現在每一部片子,都要在開拍前半年先把每一組的key men鎖住,如製片組的執行製片、燈光師、攝影師。如果不鎖住這些人的話,半年之後開始籌備拍攝可能會找不到工作人員。我們現在極度欠缺工作人員,因為過去二十年台灣電影低潮,這一行沒有指望和出路,導致技術人員嚴重流失,產生了斷層。
人才離開後只剩一些老的在支撐,現在台灣電影忽然一下子興盛了,每一年拍的戲的數量越來越多了,但工作人員卻不夠用了。好的工作人員手上都有好多檔戲在搶。這反而是目前我自己比較擔心的,技術層面的工作人員非常難培養,要靠時間累積。不是在學校裡聽課、看書就會的,技術真的需要日積月累。
坦白講,我們會擔心說這個產業未來會泡沫化,很大的原因是現在很多人是在趕這個熱潮,想撈一筆就跑。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這麼一點點觀眾,他們對於台灣電影的信心可能很快又會被打掉。可是再想想,自由市場的機制不就是這樣子嗎?你就應該要有各種不同形態的電影,讓觀眾自己去選擇,去決定市場的方向。台灣的觀眾太久不看台灣電影,這些年來很多人看台灣電影的動機,不可否認背後其實是靠著民族情感在支撐。不少電影因此而得到好的票房。但民族主義不會持久,兩部電影、五部電影、十部電影之後,觀眾就不會買單。所以對我來說,市場可以淘汰一些不適任的人,或是一些品質粗糙的電影。這是我自己對未來台灣電影比較簡單而樂觀的想法。
是該檢討電影輔導金了
李烈:很多人說我們的政府在電影政策上做得很不好。對政府的相關人員來講,他們會覺得自己很冤枉,因為相較於世界各國的政府,我們政府已經拿了很多錢出來扶植電影產業。放眼世界,台灣政府對電影的補助算是前面幾名,幾乎每一樣項目政府都有補助。但政府一直在給錢,產業卻還是一直罵它,所以它一定會覺得很委屈。
電影一定要親身踏入,才能清楚了解產業的操作。我們的政府長期以來就只是給錢,對產業卻一點都不了解,於是花了很多冤枉錢。你說輔導金有沒有功能,他當然有功能,如果沒有這第一桶金,就不會有後來的《海角七號》、《囧男孩》。可是話又說回來,為何輔導金在實施了十幾年後才看見成效?這就是輔導金真正需要被檢討的地方。
電影人才培育太重要,必須擴大製片產量
李烈: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人生中很大的決定,我本來是個自由自在的人,我有間小小的公司,因為很小,我說了就算,想上班就上班,不上班就在家窩著。有戲拍就拍,一、兩年拍一部戲,就算錢賺得不多,日子過得很開心。去年年底,我答應讓企業界在我公司增資,增資的金額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之所以會答應,是因為要有那樣的資金,才能衝出一定的製片量。
電影人才的培育不是說有就有,剛剛有同學問我要用什麼方式培養電影人才?沒什麼方式,就是要有持續製作足夠產量的電影,自然就能磨出人才,所以我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我公司今年要拍五部電影,不是因為我要多賺錢,而是因為我現在是公司的專業經理人,拿月領的死薪水。但對我來說,一年可以拍五部戲的話,就能加速人才的養成。我還蠻自豪的兩點是,第一,我自己劇組帶出的工作人員,表現都很好,第二,我讓工作人員知道什麼才是正常、健康的工作方式。台灣以前拍戲一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個小時很正常,工作人員常被操到身體壞了,也賺不到什麼錢。所以對我來說,產業要正常化,就一定要有足夠的量,來持續培養人才與正確的觀念。
面對大陸電影市場,台灣電影的優勢何在?
李烈:大陸那頭怪獸真的太龐大了,我們市場比不上他,人才比不上他,資金比不上他,但台灣電影市場唯一能比上大陸的,就是它可以多元,並且能用小成本去做到的。我以前還會說台灣的創意超過人家,但現在我們自己再不加油的話,過了一、兩年,我們的創意也會落後人家。但因為台灣電影夠自由,我們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電影。
大陸市場很大,所以他們也喜歡拍大片,但是不表示他們的大片就一定賺錢,因為,他們只一味的要大,但因為審查制度,所以他們無法做太多有內容的東西,所以他們一直要拍古裝大片,因為古裝大片沒有所謂意識形態的問題,審查最容易過。可是這兩年他們就發現古裝大片不靈了,因為部部賠錢。這時就是台灣電影的機會,他時裝片拍不過台灣,因為他們對時裝片的審批非常嚴格。
很多人都說,台灣電影可以進大陸,大陸市場很大,可是台灣電影進大陸的機會真的是微乎其微,我們也是很多電影送審過不了關的。大陸的審批標準,超乎在座各位同學的生活經驗所能理解,它其實就是一個主觀、人為的意識形態審查,評審說你可以過就過,你不可以過就不過,他們可以找出各種讓我們瞠目結舌的理由。所以我們也不能把大陸的市場當成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走出除了台灣跟大陸之外的市場。那這個東西有沒有那個可能性?很辛苦,要花時間,但絕對有這個可能性。只要我們的電影能再精緻、好看一些,缺點再少一些,我認為台灣的電影非常有希望。儘管這還要走一段日子,但是對我來講,這比進了大陸然後老是被打槍,然後大家都死得很慘地回來好多了。坦白講,目前在大陸以進口片而非合拍片型態上片的電影,能真正賺到錢的電影並不多。
《花漾》哪裡圖利中資?媒體請先做功課
李烈:媒體在報導《花漾》圖利中資,我看了覺得還蠻莫名奇妙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則完全不負責任的錯誤新聞。新聞流出去之後,對於電影公司的傷害還蠻大的,所以我想剛好今天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翻滾吧!阿信》有以進口片的形態進入中國市場,所以我對大陸發行實況還有一點簡單的認識。新聞的說法是:《花漾》大陸投資一千萬人民幣,採取包底分紅來拆帳,條件是大陸的票房要超過五千萬人民幣,台灣投資方才可以分錢,接著下結論說這簡直太誇張了,圖利中資。
大家要先搞清楚一件事,「圖利中資」這四個字的先決條件,是電影要先賺錢才能圖利。電影在中國還沒上片,你怎麼能說他圖利中資?第二點,這個五千萬人民幣做基準,其實是很好的條件,剛剛已經說了,五千萬票房人民幣票房,電影發行公司實際的收益,算多一點大約是百分之三十,所以只有一千五百萬到一千七百多萬人民幣之間。
投資方付一千萬人民幣買下發行權,但他在大陸上片,還有一堆發行、宣傳、規費的成本。我們之前計算過,在大陸要上片很辛苦,不談宣傳、發行費用,光是歷經審批、申請准演執照等流程的費用,大概就要花一千萬台幣,反正大陸就是什麼都要錢。以前台灣都是視同外商在處理,但現在因為ECFA的關係,許多費用的價格已經有所調降。
撇除這一千萬台幣,大陸幅員廣闊,如果要做小型規模發行,大概最少要兩百萬人民幣,中型的話最少要三百到五百萬人民幣,如果要做一個大規模的發行,沒有八百萬人民幣,人家不知道有你這部電影。
這些成本加總起來再換算成台幣,它的數字有多少?所以,人家要求,五千萬票房之後,台灣這邊才可以分紅,對我們來講,都是很好的條件,因為我們大家之前談得條件更差。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事情一碼歸一碼,切割清楚。
我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後,我覺得日後如果有大陸投資方本來有興趣投資台灣電影,人家會卻步、害怕,覺得投資台灣電影太麻煩。坦白說,對大陸很多投資方來講,他投大陸電影就好了,對岸市場這麼大,他真的不在意你一個小小台灣市場。一旦他發覺投資台灣電影後面有這麼多的麻煩與波折,也許就決定不投了。要成為大陸合拍片,一定要有大陸資金,這是明文規定的。但當大陸資金不敢投的時候,電影就無法以合拍片身份,而是條件限制較嚴苛的進口片登陸。
週刊新聞裡面有段最誇張的是說,大陸才投一千萬人民幣,為什麼發行權要交給大陸方?但電影在大陸上片,發行權當然是給大陸,台灣人有能力在大陸發行嗎?任何一部電影到台灣來必定也是交由台灣公司發行,這是一定的道理。
▲日前媒體指控《花漾》圖利中資,被李烈駁為錯誤報導(翻攝自《壹週刊》)
我就是要做好看的電影
李烈:《囧男孩》其實是一個傾向藝術型態的電影,因為《海角七號》的關係,台灣電影有起飛的跡象,我當時認為台灣電影需要觀眾看得懂的商業電影、賣座電影,所以後來做了《艋舺》。不管是接下來的《翻滾吧!阿信》,還有今年四月上映的另一部《明天記得愛上我》,以及目前拍攝中的《總舖師》,我覺得這兩、三年,台灣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商業電影。我不是說要排除藝術電影,我們喜歡電影的人,還是一直希望能夠做出一個自己心目中可以進入藝術殿堂的作品。但是,我們一定要先有商業電影,把整個市場穩住,把觀眾都抓回來,培養觀眾的品味與看國片的習慣後,才能夠訓練觀眾去看藝術電影。因為藝術電影畢竟還是有一定的門檻。所以這是我製作這些電影的重要原因。
新片《總舖師》要拍出台灣辦桌文化與溫暖的互助精神
李烈:《總舖師》是我目前拍攝中的影片。導演陳玉勳是我認為台灣最會拍喜劇的導演。年輕的小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他是誰,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喉糖廣告、或是張君雅小妹妹的泡麵廣告,都是他經典的代表作。《總舖師》非常好笑,但除此之外我還是希望透過影片能把台灣古早的「辦桌」文化找回來。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做「辦桌」。其實,如果你們以為你吃過辦桌,那可能大錯特錯。我們為了做這個電影,下了很多的工夫,也找了真正的總舖師,幫我們做了一桌真正傳統的古早味的辦桌菜。我們才知道,原來以前我們吃的都是屁。
古早味的菜繁複難做,很多年輕的總舖師已經不願意去傳承。我們眼看這些東西快失傳了,決定做這一部電影,要把這個辦桌文化沿續下去。辦桌文化代表的不是只是吃,還有台灣人的互助精神。古早的時候,總舖師做辦桌其實不收錢,以前的總舖師有點像吉普賽人,他們就帶著帶著一支很長的炒菜鏟子,和一支很長的勺,雙掛背在身上,像劍一樣。我常覺得總舖師很像武俠小說裡武功高強的大俠,身上背著鏟子、勺子,腰上插一把刀,帶著幾個徒弟,在不同的村子闖蕩。
某家人要娶媳婦,就這總舖師找來,說要娶媳婦,要請幾桌。如果有一隻豬,就會要總舖師以這隻豬來作菜。總舖師就看桌數,開始來分配豬的部位,然後開菜單給主人,告訴他還需要再準備哪些食材,例如白菜、番茄、蔥……。下禮拜總舖師就帶著他的徒弟,把菜炒了出來。以前鄉下辦桌沒有餐廳,辦桌的人家就向左鄰右舍借桌子、板凳,在你家借十個碗、你家借二十雙筷子,大家把所有東西湊起來,上面還會寫主人的名字,以便用完後歸還。台灣傳統的辦桌文化,總舖師做菜份量一定要超多,一桌十個人,他可能要作十三或十五人的量,好讓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吃完後可以打包「菜尾」回家,作為出借工具的回饋。大家離開時,就會把自己的打包菜,以及家裡的鍋碗盤瓢、桌椅板凳帶回去。
總鋪師辦完這一攤宴席之後不領酬勞,頂多就是主人看今天的豬剩下這一塊肉,切給總舖師帶走,繼續去下一個村莊辦桌。這種生活型態,完全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因為你幫助我,我感謝你,因為我感謝你,所以我要想辦法回饋東西給你。所以這部電影要傳達的是這樣一個溫暖的人際情感。
▲李烈監製的《總舖師》正於台南取景拍攝,由陳玉勳執導,楊祐寧、夏于喬、林美秀主演,全片預計三月殺青(照片來源:Wow!NEWS新聞網)
(文字整理:梁碧茹;校對、演講現場攝影:楊皓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