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謐而深刻的生命長河

《三生三世 聶華苓》導演陳安琪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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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6

作家聶華苓的出身,幾乎與中國近代接連的戰火交疊,她日後戮力經營的志業,無形中又牽引了當代華文──乃至世界文學的璀璨風華,現年八十七歲的她,曾以「三生三世」概括自己流離的大時代際遇,但最終瀝出的不是苦澀,而是人生的開闊與練達。

1949年,她和家人逃到台灣,隨後和雷震、殷海光等人共同編輯《自由中國》,試圖力抗當時政府鼓吹反共文學的風潮,守護文學獨立而清醒的聲音,卻隨之在親密戰友身上的遭遇,見證了威權的可怖與肅殺。

直到接近中年,她帶了一雙女兒美國尋找新天地後,結識了影響她一生的靈魂伴侶: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他們所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不但滋養了當時許多備受壓抑的心靈,更讓敵對的種族、意識形態對立的陣營,在兩人溫暖的屋簷下和解共生,他們更積極營救被鐵幕後受壓迫的文學異議份子,因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重視,她此後更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香港導演陳安琪從小在台灣與聶華苓的女兒一起長大,兩人是情同母女的至交,不同於一般節制靜觀的紀錄者,她的鏡頭多了一股親暱與溫熱,刻劃的不是文學巨人的偉岸,而是一個真切關懷旁人的赤誠長者;電影中聶華苓爽朗的笑聲,撐大了那瘦弱老邁的身影,當獨居的她靜默地處理生活瑣事時,卻又不止地透著悠悠的傷感與蒼涼。

陳安琪不疾不徐,以舒緩筆觸勾勒聶華苓的身影,在大量訪談中融入了愛荷華當地的蒼鬱美景,並從細膩、瑣碎的人情世故中,捕捉到文壇傳奇人性而完整的一面,一切看似雲淡風輕,卻又情感飽滿。

六十多歲的陳安琪,有一雙靈動而清明的眸子,沉穩地直視著你,卻讓人毫無壓力。受訪時她在身旁備好了一疊疊蒐集好的資料,以便隨時查證、引用,更會去詳察、思考題綱上每個的提問,勤勉的紀錄習慣,透露出紮實、誠懇的作者態度,也看得出她對於影片主角與自身作品的重視。

人生軌跡同樣迢遠、曲折的她,臉上不見風霜,只有謙和的笑,彷彿她也從聶華苓身上分享到某種包容的精神。本期《放映週報》特別專訪陳安琪導演,請她聊聊影片幕後的製作歷程,以及她是如何描繪眾人記憶中那位溫柔又率真的長者。

導演小時候在台灣求學,因為和聶華苓老師的女兒是同學,進而認識這位長輩,當時對聶老師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陳安琪(以下簡稱陳):第一次遇到她時我才13、4歲,當時對她最清晰的的印象就是她很美麗,常穿著旗袍,打扮得一絲不苟,而且總是待人親切、性格爽朗;另外一點就是她總是很忙,常常打了招呼,轉身又去忙工作的事,長大後知道當時她必須獨力支撐家中的經濟,生活過得勞碌。




影片開始,她以聶阿姨的身份熱情招呼您,兩人就像是許久不見的老友,您年輕在美國求學時,也曾住過她與保羅安格爾在愛荷華的家,當時您們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

陳:我原本在隔壁的伊利諾州念大學,聶阿姨的大女兒薇薇是我初中同學,提議我不如轉學去愛荷華,後來在聶阿姨和保羅的協助下,我成功申請到獎學金並前去就讀,在她們家短暫住過。再次見到聶老師,她依舊熱情、親切,保羅外貌是個高大帥氣的男子,但卻有非常細膩的一面,看得出兩人的感情非常好。



當時聶老師在和前夫辦理離婚,保羅也還另有家庭,但至少在孩子面前,聶老師與他的互動還是相當proper(得宜、守規矩),她並且向孩子承諾:他們倆最後一定會結婚。看得出她還保有上一輩人對禮教、倫理的重視。



▲聶華苓與夫婿保羅安格爾

您住在愛荷華的那段時間,聶老師與安格爾已經開辦了知名的「國際寫作計畫」(IWP,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影片中許多作家都談到聶老師爽朗的大笑、招待他們的熱情,您對當時作家們聚會的印象是什麼?

陳:那個家的氣氛很自由、沒有拘束,來訪作家都很熱情,我在那裡完全不覺得自己被當作後輩看待,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氣氛非常開放。



作家聚會尤其喜歡喝酒,每次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抽菸、喝酒、談笑──當然也有衝突與打鬧。因為我在台灣求學的背景,常和台灣來的作家一起廝混,當時來的林懷民年紀和我差不多,我和林懷民學會喝酒,還是鄭愁予教的。(笑)



來參加聚會的作家大多性格熱情,沉默寡言的都留在房間裡埋頭苦幹,這個寫作計劃沒有課綱、作業,也沒硬性規定聚會時必須討論學術,是個非常自由的場合。


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源起,是因為您在整理東西時,無意間看見多年前安格爾在一封信中,答應您拍攝關於他的紀錄片,您重讀此信時他早已辭世,是什麼動機,讓您重啟這個擱置多年的計劃?

陳:拍Paul的紀錄片,就等於是拍他與聶華苓的紀錄片,他倆形影不離,幾乎從來沒有分開超過兩週。最初的創作動機,是因為他與聶阿姨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不僅是文學界的成就,更是對世界大同的重大貢獻,兩人因此還在1976年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多年後我重新看到他寫來的那封信,充滿感慨,但轉念一想,或許還不遲,於是撥了通電話給聶阿姨,詢問她是否願意接受拍攝,她很爽朗、想都沒想就一口答應。



去愛荷華拍攝之前,做了哪些準備?

陳:我和我的學生蒐集了大量的資料,自己也把她的小說、散文、短篇全重讀了一遍,並且看了所有評論、分析她的文章,去過IWP的作家都對她和保羅有所記述,她本人也寫了很多關於這些作家的文章。



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找資金,我有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補助,金額其實不算多,折合台幣大約八十多萬,所以找資金的動作一直沒停過。在等待補助下來的期間,我特別去找了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女士,她非常慷慨,願意以私人名義資助我們在愛荷華拍攝期間的所有旅費。



此外,在訪問每個參與過IWP的作家前,我還針對每個人的背景、文學風格、理念進行研究,至少都讀了他們每人一本到兩本的著作。


殷發行人也出現在您紀錄的鏡頭中,在網站上的側拍片段中,她拿出一篇聶老師過去的散文朗讀,之所以願意出資贊助,是基於她個人對聶老師作品的喜愛嗎?

陳:並非如此,我相信她一定是認為這是值得紀錄的人物與題材,才會願意支持,她與安格爾創辦的IWP是個偉大的成就,影響了世界上太多的文壇巨人,光是在兩岸,就有大陸的丁玲、莫言,台灣的白先勇、王拓、瘂弦、葉維廉、駱以軍……。



有些作家當時還尚未成名,在文章中回憶起IWP的生活,都是充滿懷念與滿足,IWP的時間為期一年,計劃支付作家所有的生活費用,還給你零用金,讓你全權自由發揮、追求自己的創作。



殷允芃過去也在愛荷華大學念新聞碩士,聶華苓剛到美國時,時常要兼一、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能養活一家人,工作忙碌之餘會請殷允芃當保姆,照顧一對年幼的女兒。很巧合地,聶華苓和她、還有白先勇這幾位文壇的大人物,以前在台北時剛好都住在松江路上。



當殷允芃遇到困惑──無論是關於在大學報上撰寫的報導,或是畢業後的人生方向,也會去找聶華苓與安格爾指點迷津,兩人有點像是扮演了她的mentor(精神導師)。比方說她曾寫了一篇文章,探討許多台灣留學生深造後為何不願回國,後續遭受許多當地台灣學生的批評,認為她不該把家醜寫給外國人看。聶華苓聽到後,鼓勵她說:人有時候要去做些不一樣的事情,即便會付出一些代價。


整部片的拍攝期大約是多久?中間經歷的軌跡大概是?

陳:我們前後拍了兩年多,累積了上百個小時的素材,之後又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剪接。2009年她回台灣參加殷海光與《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的紀念會時,我們就開始拍攝,捕捉了馬英九代表國民黨政權向被迫害人士道歉的珍貴畫面;隨後又陪她探訪家人在台灣的墓地。兩個多月後,我們飛去愛荷華和她貼身生活了兩週,再到聖塔芭芭拉去找白先勇,因為她和安格爾是去那兒渡蜜月,並接受他的款待。



在香港採訪作家的行程一直沒停過,之後還到北京訪問了一些去過IWP的重要作家。直到去年,她再度飛回台灣出席「百年文學新趨勢」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致敬的活動,我們又前來紀錄,順便在國家圖書館拍攝一些歷史文檔與資料。



▲聶華苓(中間列左三)曾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

您現在也在香港浸會大學的電影學院兼課,讓學生們參與了幕後拍攝與剪接的過程,年輕人的觀點對於整部電影有什麼影響?

陳:我自己回去教書,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喜歡和年輕人接觸,自己拍電影、廣告,也喜歡用年輕人。這次的團隊中有許多是我MFA碩士班的學生,一方面我想給他們實務的工作機會,一方面他們也為這部片帶來很多活力,在討論中帶入客觀的想法、觀點的切磋。



學生們大多是幫我整理素材,其中有位內地來的剪輯助理叫阿蕭──後來回去當了賈樟柯的剪輯,他一開始看到拍的都是talking heads的訪談畫面,想說這些放在一起不知道該有多沉悶?覺得煩惱、不知從何下手,他們每次整理完一些片段,我就和他們團體討論,問他們說哪些地方吸引人、哪些該修改,一來一回之間,不一定對電影帶來什麼實質影響,但最令我欣慰的是看到學生思考與分析能力的進步。



學生負責的畢竟是瑣碎的工作,我也曾經試著找剪接師幫我剪,但發現很多東西必須得自己抉擇、判斷,最後還是由自己完成主要的剪接工作。


除了聶老師、作家群的訪談外,您也拍了許多她私下的生活細節,像是她與修繕工人之間的爭執、一個人逛超市買菜的身影,在文學大師的光環背後,似乎看見她更多人性的一面,為何選擇這樣的描繪?

陳:這些東西非常重要,它們才是讓一部紀錄片生色的部分,人在鏡頭前多少會表演,生活的細節能看出人最真的一面。過去,台灣、大陸的電視台都作過聶華苓的訪問與紀錄,但拍得比較僵硬,電影中的生活細節──包括她回台灣故居和路旁工人的對話,都是我覺得最精采的部分,本來我還想放得更多,但礙於時間、故事焦點,最後只得割捨。



我記得有次聶阿姨受邀到香港,在某個教授家中作客時也找了我去,我便帶了攝影機過去側拍,飯桌上幾個人唱起老歌〈松花江上〉,她聊起以前在台灣的生活,接著談到因飛行失事而喪生的大弟漢仲,不知怎麼突然就哭了,本來我想把這段剪進去,最後還是決定拿掉。她另一個弟弟談到這件往事時,幾乎也快哭了,但我選擇在他落淚前停機,或許是風格的關係,我不喜歡太煽情的東西,傾向淡淡地呈現,讓觀眾自己去感受,而不是指著別人的臉逼他們去看。



▲聶華苓至墓前探訪亡夫安格爾的身影

愛荷華的自然風景相當美麗,導演也穿插多了相當多自然的意象:流水、飛鳥、雪地……,這些畫面的選擇,是當下有意識去拍攝的嗎?

陳:她在自傳《三生三世》前頭就寫到自己像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其他的文章又提到:一個人要有「人格」和「國格」,人格是上帝給的,就像枝葉,國格則是滋養人格的土壤。自傳中她還寫了河流,愛荷華的河水讓她想起故鄉,也成了生命延續、慢慢流淌的象徴。



或許是因為長住在愛荷華的環境中,她的寫作似乎也常使用自然、鄉土的比喻。我們拜訪她的時候正值秋天,當下潛意識覺得能用到這些自然的畫面,就直覺地拍下來,後來幾乎都用上了。拍紀錄片對我而言是一種探索,我向來很少作事先作旁白、剪輯的人工設計。


導演1949年出生上海,小學、中學則在台灣就讀,1969去美國愛荷華唸大學、碩士,最後又到香港定居,自己的生命經歷,也如同聶老師一生般不斷地遷徙,您自己對於「外」這個字是否也有格外的感觸?

陳:一個人之所以在「外」,是因為他出身的地方不安全,只好一直往外逃,白先勇曾經形容:近代顛沛流離的中國人都有「受傷的靈魂」(wounded soul),如同那些曾經活在極權國家、逃出鐵幕的作家一樣。



我小時候和家人從上海到香港也是要了逃難,我父親年輕時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攻讀國際政治,回國後一直想當外交家,也跟了國民政府打了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後他先帶我們逃到香港,後來又想在國民政府找公職,所以把全家人帶到台灣,我當時才八歲,一直到十五歲都是在台灣成長、度過,對這塊土地的熟悉與感情也很深。



從上海到了香港,又輾轉來到台灣,去了美國,雖然不斷在漂泊,但我很珍惜這些經歷,它們讓我看見很多事情,認識很多朋友,而不只是安逸地活在某處。我和聶阿姨一樣,心裡相信人類應該是無國界的,交朋友時也不會區分彼此來自什麼地方。



聶華苓的弟弟華桐在美國是知名的物理學家,曾和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共事過,採訪時他和我說「四海都是家,四海也不是家」,我覺得其實這樣也挺好,我父母很早過世,現在弟弟人住在台灣,我走到哪都有朋友,對於目前的人生的狀態,我感到很滿足。


影片中您跟著聶老師陪她走訪台灣故居時,卻發現景物全非,接著又遇到一位台灣本省的工人,彼此聊了很久,為什麼會特別放入這段對話?當您自己重遊舊地,對島上變化的觀察與感受是?

陳:八零年代我從美國回到亞洲,第一站先來台灣當成龍電影《龍少爺》的副導,整整待了一年,當時好像回家一樣很有親切感;九零年代我因為拍廣告,幾乎每個月也都會來台灣,所以其實並不那麼陌生。



這一段表達了聶阿姨對過去的懷念,以及生命不斷向前流逝、變化的感慨,她和那位工人的對話是我覺得很親切的部分,一個本省人、一個外省人,彼此毫不遮掩,在自然的情境下產生了對話,因為台灣過去被日本殖民的歷史,他還一度問聶阿姨是不是日本人,她微慍地說:她才不要當日本人!



雖然兩人背景完全不同,但從對話中彼此的坦誠直率、關心之中,卻能看見「人」的共通性,這種人的本性也是我拍片最喜歡挖掘的主題。



▲聶華苓重訪松江路故居,發現人事已非,卻意外和路邊工人相談甚歡

聶老師因被列入黑名單而長期滯美,無法回到台灣,1974年她曾與安格爾返台探望《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1988年再次回來時,雷震、殷海光皆已辭世,政治的壓迫一直是全片的重要背景,但是在影片的處理上似乎顯得有點淡?

陳:政治是這部片重要的背景,但不是我們選擇的焦點,這部片的素材可以整理出很多主題,要對政治著墨更多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我還是會把想重點放在「人」身上。



除了擔任《自由中國》編輯的背景外,聶華苓在訪談中也提過,她因為寫文章時承認了中國,又翻譯毛澤東的詩集,因此被國民政府盯上,有天她家門外突然聚集了50多名前來抗議的台灣學生,控訴她來自台灣,竟然承認中共的地位、矮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儘管她從不想捲入政治的漩渦,政治卻老纏著她不放。



儘管如此,她的心仍然在這塊土地上,對於昔日朋友的情感還是很深,像她對雷震一直有所牽掛,才會想盡辦法回來探望他。


導演採訪了許多曾參與「國際寫作計畫」的作家們,訪談名單是如何挑選的?訪談時都問了他們什麼問題?他們對聶老師的共同印象是?

陳:名單主要是透過聶老師推薦、聯繫,不然也很難得到他們的同意。總共大約訪問了三十位作家,不外乎是問他們對聶老師夫婦的印象、在愛荷華的日子、這些經驗對他們日後的影響,也請他們談對文學的未來前景。



因為聶老師一生總是在「外」,我也特別問了這些作家:他們覺得什麼是「家」?尤其是大陸作家,他們過去一直待在家鄉,忽然間來到國外,對家的想法有沒有什麼變化?



讓我有點詫異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很喜歡聶老師,而且是發自內心,不是客套的答案,因為聶老師對每個到愛荷華的作家,都把他們當親人照顧,怕他們在當地吃不習慣,還會特地送中國菜到學生宿舍去,中國人就是這樣,常把食物當成親情關懷的表現。



大家都覺得她像個母親,大陸作家畢飛宇到當地想去坐直升機,聶老師一直向他叨念說:「你不準去,太危險了!」但他還是偷偷跑去坐,向聶老師坦承時還被念了一頓;駱以軍一到當地,她就煮了碗熱雞湯麵給他吃,雖然他是吃素的,但還是乖乖的吃了。(笑)每個作家幾乎都有類似的小故事,尤其是關於食物方面的照顧,就連我自己要走之前,87歲的她還堅持要開一個多鐘頭的車,帶我去吃當地最好吃的牛排館,她對自己的生活很節儉,對別人卻總是那麼大方。



▲聶華苓(前列紅衣)與昔日文學界友人的合照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曾參加愛荷華寫作計畫,接受聶老師的款待,可否談談您與他的訪問經驗,以及他對聶老師的印象?

陳:莫言是比較晚期才去愛荷華的作家,他去時已經是2004年,只待了兩、三個禮拜。她談起聶老師,也是對食物的印象居多(笑),此外他非常欣賞聶老師的率直與爽朗,稱讚她有「俠義」的情懷;《洗澡》導演張揚的父親張華勛,看了這部片的特映之後更稱讚喜歡大笑的聶華苓是「笑傲江湖」的俠女。



莫言是大陸作家協會副主席,談起政治議題也比較謹慎,因為他的立場曖昧,得獎後有不少雜音與批評,但他引用了一句狄更斯的名言來形容自己對中國時政的看法:「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我覺得還滿貼切的。



▲莫言同意擔任本片顧問,並同意接受採訪的書信手跡

導演在八零年代拍了三部劇情片《愛情謎語》、《花街時代》與《窺情》,後來主要轉向拍攝廣告,近幾年為何重新開始拍起紀錄片?

陳:中毒啊,拍過電影的人一輩子都離不開電影。兩千年後香港電影業慘澹,相較過去一年開拍三百多部片的榮景,很多人一年可能只拍一、兩部,許多製片人都轉行去當貨車、計程車司機,最近景氣好轉,這些人又跑回來拍電影。



我以前什麼都拍過,我在美國時曾經拍了一支二十多分鐘關於我父親的紀錄短片,贏了很多影展的獎,後來回香港拍了三支劇情片,再來就是拍廣告。



廣告的點子很多時候來自廣告公司,不是自己的創意,不拍電影長片這麼多年後,還是會想再投入創作,就在幾乎沒有資金的狀況下拍了《愛與狗同行》,發展局只給了我們十幾萬港幣,但我們的製作費最後超過一百萬港幣,光是沖菲林(膠卷)就花了五十萬,雖然沒有錢,但大家拍得很快樂,沒有老闆壓著你說一定要這樣拍。


導演現在以香港為基地,儘管影片內容和香港沒有太多直接關係,但若影片在香港上映,您覺得是否有香港觀眾特別值得參考、注意的地方?

陳:香港回歸十幾年,累積了許多民怨,過去雖然作為殖民地,但香港人民享有言論的自由。近年來自中央的控制越來越強,包括最近的國民教育教材,內容竟然是在歌頌共產黨,造成香港人的反彈。如果現在不吭聲,那我們的未來會怎麼樣?



我記得這部片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時,兩場都爆滿,有位觀眾在映後分享心得時哭了,因為電影中談了許多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對人性基本尊嚴的維護。還有位大陸的觀眾說內地應該放這部片,台灣政府可以因為過去壓迫人民的行為而道歉,那六四什麼時候可以平反?



對於年輕的觀眾,有些人喜歡聶華苓與安格爾的愛情,有些大陸學生則因為離鄉背景到香港求學,對聶華苓童年時與河岸上母親的離別場景特別有共鳴。



▲導演陳安琪與聶華苓女士的合影

最後請您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進戲院觀賞本片的理由。

陳:聶華苓的一生代表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年輕的一輩應該進戲院去認識她,重新了解關於自己的歷史與定位。你看到的不會只是書本上的文學大師,而是真正認識一個精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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