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牽阮的手》田媽媽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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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8

哲學其實就是想家,在這裡,在那裡,急著找到家的感覺;那麼,我們要往哪裡去?總是在回家的路上。

——德國浪漫派詩人Novalis

我們每離開家門一步,就是往回家的路走了一步。

——田朝明醫師

去年三月十七日,前後歷時五年的紀錄片《牽阮的手》終於完成,莊導演夫妻趕忙帶著筆記型電腦到醫院,給病床上的田朝明醫師看。電影播放的時候,田醫師的意識已經有些彌留,隔天早上便離開了人世。那時,他的女兒田秋堇立委,卻正在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違法徵收農地的環保問題進行抗爭,沒能趕上父親的最後一面。但是她說,知道爸爸會支持我的。

這是一個關於兩個人如何組成家庭,養育孩子,然後與這塊土地上不同的人們相遇的故事。戰後臺灣的歷史,是人們各自有著不同的記憶,卻被威權體制扼殺了分享與溝通機會的歷史。黨國政權的政治模式與經濟發展優先的邏輯,留下了種種斷裂與殘缺,直到今天仍然未曾癒合。解嚴二十多年來,尋找家園與歷史的焦慮,仍然如幽靈般徘徊。《牽阮的手》片中既有受訪者說的一個個故事,重建五十年前的動畫、當年的官方新聞、黨外運動的紀錄影像,也有導演們從一無所知到挖掘歷史的身影。

這份挖掘歷史的迫切感或許來自於,在言論不再是禁忌的多年以後,那些並不太久以前的事情,卻彷彿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多少關係了。當年黨國告訴我們的,是整齊劃一、抽象而空洞的歷史,故事的主角是民族的救星與世界的偉人。當我們拒絕了這樣的歷史之後,卻像是對歷史本身也一併感到麻木了,無論是黨國的版本,或是民主運動的歷程。田媽媽在《牽阮的手》裡面,卻用另一個角度,用生活的細節抵抗偉人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有私奔、有菜籃、有孩子、有肉粽的香味、有死亡的疼痛、有手心的溫度的故事。

這個故事可能跟你以前想像的臺灣民主運動史不太一樣,裡面沒有高舉的政治大旗,或者悲壯的英雄偉人。在救援政治犯和走上街頭抗爭的過程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總是吵吵鬧鬧的,帶著勇氣也帶著人性的軟弱,有悲傷也有笑聲的家。田醫師跟田媽媽不是波瀾壯闊的人物,而是在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裡,認真面對世界、腳踏實地生活,追求著一個更好的國家的,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對夫妻。

田媽媽是一位擅長說故事的阿嬤,透過一個一個的小故事,一點一滴生活的沈澱,她把那個看似有些遙遠的時代,那些人的臉孔,帶到我們的眼前,跟今天的我們相連起來。也讓我們在看完電影後,會想要去試著說起自己的、身邊的、各個不同卻又同在一起的故事。那些故事,也許就像這部紀錄片,並不只有讓人開懷的段落,也有苦澀的成份。但也就像片中田秋堇重新回到林宅血案的現場,站在階梯的上頭,望向地下室,在那等待光線的黑暗裡,有著悲傷的記憶,也有著溫暖,有著新生的,家的力量。

林易澄(以下簡稱林):一開始導演說要拍這部片的時候?田媽媽的想法是什麼呢?

田媽媽(田孟淑,以下簡稱田):那時候我們家秋堇看了一部紀錄片,叫《山有多高》,我沒有看過,但是秋堇說她很感動。那是說一個老榮民的故事,他在大陸結過婚,來臺灣以後又結一次婚,大陸開放以後,他回去中國,他的兒子就把這些事情拍下來。秋堇想說,老榮民一樣跟我們住在臺灣這塊土地,我們卻沒有完整地去認識他們的生命故事。那同樣的,新住民,包括國民黨執政者,也對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民不夠了解。秋堇想說如果她會拍紀錄片,她就自己來拍。



秋堇是老大,田爸爸三十六歲結婚,三十七歲生第一個孩子,他寶貝得要死。我說一個形容,把田秋堇整個人放到田爸爸的眼睛裡都不會痛,這樣的疼愛她。特別是秋堇小時候眼睛大大的,滿可愛的。那時候我先生還沒有氣切,常在醫院進進出出,她想要留一點記錄,像那個老榮民爸爸一樣。這個想法就一直在她的心裡跳躍。



後來有一次跟公共電視的人見面,她提到這個idea,公視的人也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建議。在臺灣,有的時候,語言、生活習慣上的不通,不了解文化上的背景,造成了很多無謂。秋堇覺得如果大家彼此可以互相了解、包涵,就不會指天罵地,總是在爭執。



一開始公視跟導演提,他說沒有時間,後來有一次我們一起吃壽司,他覺得受到我很大的感染。本來我們不認識,他的《無米樂》上映的時候,都有映後Q&A,我去看了三次,也發言三次。譬如,那時候有觀眾問說,為什麼崑濱伯老是唱日本歌,好像有一點責怪導演的意思。我說,哪有法度,崑濱伯快八十歲的人,他受日本教育,當然唱日本歌,就像是要是拍我的紀錄片,我一定唱歌仔戲。那有一天導演就說好,我們來研究一下,他也要看看我們兩個究竟是何許人物,可能他看完覺得,「還不錯喔,怪咖醫生跟黃毛小丫頭的故事。 」



他做了一些功課,到我們家裡來。那天我剛好找出一本田爸爸的日記,他寫那篇日記的時候快八十歲了,還沒有氣切。那我把上面的文字讀出來,「今天氣溫幾度到幾度,我的牽手出去。」我記得那天宜蘭有民主運動,年底選舉快到了,我把飯菜水果都準備好,他加熱了就可以吃。「到半夜都還沒回來,有某(太太)好像沒有某。」我一邊讀一邊哭,我當時都不知道我先生是那樣的寂寞,我們的小孩沒有住一起,只有他一個老人。顏導演一樣是女人,我後來看到她受採訪,說感觸良深,看到七十多歲的歐巴桑,這樣自責,對愛情的執著,對丈夫的愛那麼深,很少看到,受到很大的感動。他們跟我說:「如果要拍這部片,要纏你纏一年喔。」,我說好啊,我是不會怕生的人,我們家有十四個小孩。我在車上,看到人家衣服好看,就問這在哪裡買的啊,田爸爸就不以為然,說跟人家不認識問這個作什麼,我們夫妻,截然不同,他是獨子,我們家小時候人卻很多。


林:拍攝的時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呢?

田:拍攝中間,可以說是被凌遲、拷問。比如說,我小學時候的學校、教室是什麼樣子,導演一直問我,求是求真。我被問得很生氣,我說:「你畫個桌子,插個青天白日旗,放個國父遺像,不就得了嗎?」他說:「不行,你要去回想。」像是學校的圍牆大門等等。我說要我回想六十年前的事情,真的是刑求我。我在這邊受訪,每次都講到哭,我說這樣不行,哪裡有這種紀錄片,從頭哭到尾,誰要看你這種紀錄片。他說你不用擔心。他常常一個問題問好多次,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問題要問那麼多次,現在看到他受訪才知道。他說田媽媽現在是半個檯面上的人,他不要我用現在的看法去講,他要我回復到六十年前,三十多年前,剛剛走上街頭的田媽媽的看法。比如說,有時候我想要罵某個事情,但是會有顧慮,他就不高興了,他意思是說你想要罵什麼就罵,他要我回復到最原始的田媽媽。



那麼要跨越五六十年的歷史,去找那些資料,何等不容易。又不是一個二三十人的team,總共只有導演夫妻,前後幾個小女孩助理。拍完了,大家常常來問,什麼時候上映,因為被拍的人都很期待。我問說什麼時候,他都說還沒好。那時候他做3D動畫,公視本來說簡單作兩個,導演說這樣他不要,後來才去募款。後來終於,我先生經過氣切六年,去年,2010年3月18日走了,導演在17日傍晚說做好了,才拿一台電腦拿到病房,放給我先生看。那時候他人還有知覺,但已經迷迷糊糊,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就走了。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有讓他看到這部電影。



第一次看到動畫的時候,我真的嚇壞了。日本的動畫像宮崎駿,很可愛的。看到我在裡面,西北雨下得很大,河水滾滾而流,拉起裙擺。我那時候腳還好,一邊看一邊跳,真的是雀躍不已,秋堇說都沒看過媽媽這樣。



還有一次去景美人權園區,中午他們要我休息一下,他們怕我老人家沒有休息,從早上撐到下午。不斷地講話,又不斷地在哭,那很耗精神,因為你哭不是只有掉眼淚,整個人的情緒好像海浪,一波接著一波,這樣的衝擊。每一個人在回憶過去的時候,高興的時候很高興,可是悲哀的時候心裡也還是會有衝動,所以拍這部片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生經驗。


林:拍攝的過程裡,田媽媽有想過最後這部片會是什麼樣子嗎?

田:完全no idea,我是門外漢,你問我炊粿綁粽子也許i know,從哪裡開始我也不知道,我以為是at the beginning,從小時候……。沒有想到電影開頭是我七十二歲的生日,跟那些水噹噹合唱團的姊妹,完全那麼開朗的,所以有些人一開始以為這部片可以從頭到尾哈哈大笑到最後,結果越來越跟想得不一樣。



去年電影節的時候,我們到台中一個圖書館作戶外放映,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太太跟我說,她以為是纏綿悱惻的愛情片,剛開始看得會笑,怎麼到後來都笑不出來呢,就哽咽了。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年輕人,他說他是當國中的歷史老師,他說怎麼這些我都不知道呢,真不好意思當歷史老師了。這兩個人的發言讓我印象最深刻。



前後花了快五年,到今天。其實去年就有參加一些影展,像台北電影節、女性影展。女性影展的時候,很多女孩子來抱我親我,我都沒有想到來看的觀眾那麼年輕。她們第一句話問我就是:「為什麼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第二句就是:「田媽媽為什麼你那麼勇敢?」還有人說:「你是醫生的太太,應該是少奶奶,卻戴著斗笠,站在鎮暴部隊前面。」她們覺得一個醫生的太太,那麼勇敢,很難想像。那個人跟蹤拍我拍了一整天,要收集去報告,我去追他,他就跑到鎮暴部隊後面躲起來。真好玩,我自己都忘記了,導演找到那個畫面,我自己看了都笑得要死。還好,八零年代就有人拍下這些街頭運動,不然要到哪裡去找,官方不拍你這個嘛,對不對。



「你怎麼敢?」為什麼敢離家出走,敢嫁給一個鬍子這麼長的醫生,敢對抗一個那麼有錢的龐然怪物的國民黨。街頭運動連男人都不太敢參加,現在看起來沒什麼,那時候是更需要勇氣的,藏匿、幫忙政治犯逃亡,把他們的訊息寄到國外去,那時候如果抓到可能也是同罪論。台灣人說不怕死的人最大,剛開始也會有一點怕,後來看到他們悽慘的遭遇,你就會激起,我們夫妻除了憨膽以外,就是嫉惡如仇。


林:在開始拍攝的時候田爸爸已經住院了,沒辦法訪問,所以是用動畫,或是訪問田媽媽,田秋堇立委這些家人的想法,或以前的街頭運動紀錄片來呈現。



田:感覺非常非常遺憾,時間上比較晚開始拍,讓田爸爸沒有講話的餘地。去年影展的時候就有人問說,為什麼田爸爸跟田媽媽沒有像崑濱伯夫妻那樣鬥嘴很好玩。之前陳文茜在中廣的訪問也說,我們夫妻是絕配,鬥嘴一定更好玩。很可惜田爸爸沒辦法講話,所以只能採用他還能講話時的影片。



導演要呈現田爸爸,另一個就是透過他的書信。他寫給我的情書就有這麼多,結婚七年以後他調職到金門,就寫了更多家書。當然家書有很多是批評時政的,也有想念家裡大大小小的,還有寫小說,Love Story。那時候政戰官他們每一封信都要檢查,用日文寫他們就看不懂。所以田爸爸信的開頭,就把my dear、my sweet、my darling、my dear heart……所有可以稱呼我的,在第一行長長的都寫上去,讓那些檢查的都看不懂。那時候可以說是小別勝新婚。



田爸爸沒辦法說話,非常非常遺憾,所以導演要從秋堇、從我的嘴巴裡面,或是他的生活,他的身體做的動作,用這個來補足。秋堇覺得遺憾的就是,田爸爸的內心世界,原本可以從更soft的角度來呈現。像是每個禮拜天,他一定要帶全家去爬近郊的山。秋堇說感謝爸爸,讓她從自然界得到生命,給她重新站起來的力量。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看到石壁長出一叢小小的花草,他就會跟小孩說,那就是生命,你要去愛惜它。或是看到種田人在除草,就會說,我們吃的米就是這樣來的,這麼辛苦;下雨天我們進屋裡,農家卻要出門去,看田埂的積水會不會太多。有一次小孩做了一個網子要去抓蝴蝶,他就很生氣,說蝴蝶在那邊飛才是它的生活。如果我看到野薑花很漂亮,很香,想摘回家,他就會生氣,覺得要讓花在那裡讓更多人看。



我們兩夫妻就是很,simple mind,憨憨(傻傻的)。我剛認識他的時候,我很惶恐。他要跟我求婚的時候我很害怕,我說,年齡差我不怕,我認為他很偉大,他懂得那麼多,我是一個高中還沒畢業的學生,我會害怕。他說,我比你多活了十六年,懂的事情,看過的書,當然比你多,這差異只是量的問題,不是質的問題。不用擔心,我們是同質的,到你三十多歲的時候,也會懂了。



他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有人介紹他一位台南女中的老師,留日,又是藥劑師。有一天他去檢查發現有輕微肺結核,當時肺結核不像現在容易醫治,好像現在的癌。對方說我要你信耶穌你都不信,兩個人就結束了。他身體生病,論及婚嫁的對象又離開。在Love Story小說裡,他說那時候等於整個人跌到深淵。他後來跟我說,我說:「對啊,人家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他說:「可是她要用真正的理由來跟我說,要說你生這個病醫不好,我們還是分開吧。」我說:「哪裡有人這樣講的啊!」



所以他後來會這麼喜歡我,因為我一個人就從家裡跑掉,過去找他。我知道他有病,但是連他三十幾歲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我大哥的好朋友。當我跟他說,我爸爸希望我當女法官,他說你去念大學我等你,那時候也不知道「等我」是等我結婚的意思,那時候真的很傻,十七八歲而已啊。


林:但是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很多人不同的聲音去談田醫師,他人沒有出現,但是觀眾就有一種期待,想像出田爸爸的身影,那個感動的地方就出來了。田醫師個性感覺是比較嚴肅的,非常正直、有原則,「奴隸的子孫也是奴隸」,這句話我想到現在年輕人都還是會受到很大震動。不過在電影裡面我們也看到田爸爸內心的另一面,像是非常浪漫的愛情小說,多愁善感的日記,是不是在為理想打拚的過程中,對社會有很多想法要去實踐,讓田爸爸把這一面壓抑下來呢?

田:我感覺他的DNA裡面,很奇特。我公公讀的是私塾,田醫師的漢文,像是三字經、千字文,都是他父親教的。我婆婆則完全是原住民的樣子。他的血液裡面,可能有平埔族原住民的開放,也有漢人的影響。我們老家台南左鎮就很靠近平埔族的聚落。你看他的臉型,不像典型的漢人,反而有點像外國人。我們去爬山,常常有人說「阿度仔」(外國人)來了,小孩都說「聖誕老公公」;我們問路的時候,阿伯還問「你怎麼會講臺灣話?」,以為他是外國人。有一次有一個美國人來教大家會話,他說「Dr. Tian looks like a American Indian.」(編注:田醫生長得像印地安人)



所以說起來,我先生真的有兩種矛盾的性格。他真的是讓人摸不著頭緒,有時候突然冒出一句話來,你不知道他是真的還是諷刺的。比如說,小孩子不喜歡爬山,想去別人家看電視,那爸爸一定要他們去爬山。出門了,小孩就說爸爸趕快,趕快回家。那他就說:「對,我們離開家一步,就是往回家一步。」一般人都聽不懂。他也說,人出世生下來就是往墓園走去。所以後備軍人來調查,現在地址他寫家裡,永久地址就寫墓園。他講話,有時候你不再想一下,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他很少笑。剛戀愛的時候他很開心,越來越不開心,因為越懂得臺灣社會非常不公不義的時候,讓他非常懊惱。他最常說一句話,台灣人很多人作奴隸,但是自己不知道,還作快樂的奴隸。人家說:「我可以坐賓士、娶細姨(姨太太),我哪裡是奴隸。」他說:「對啊,台灣人的自由只有脖子以下的自由,沒有以上的思想自由。」他說為什麼要作身份證,除了奴隸跟囚犯,哪裡有編號碼的。秋堇說他是one solider army,一個人的軍隊,校長兼撞鐘,自己作元帥,孤軍奮鬥,也沒有去邀別人。



他有時會去跟別人討論,我們去爬山,他會在背包放著黨外的雜誌,休息時間拿給別人看,結果大家怕得要死,他就生氣,覺得台灣人沒有用。我也問過人家,他們說:「醫生娘,失禮(抱歉)啦,我不敢看。」要說元兇,實在是二二八的時候殺得太厲害了,普通孩子要出門,特別是男孩子,媽媽會說:「飯可以隨便吃,話不能隨便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那時候有一個笑話,說不怕太太的人站出來,只有一個人不動,那他是怕老婆出名的,別人說,咦,你不怕老婆嗎,那個人說,我老婆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沒有比這個更悲哀的了。



也許,兩個人吵吵鬧鬧。秋堇說,我爸爸跟媽媽沒有像瓊瑤那種愛情故事。她說自己好像在兩座活火山中間長大的孩子,爸爸說話劈哩啪啦,媽媽也劈哩啪啦。她說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夫妻的生活不是瓊瑤式的愛情,幸福其實是吵吵鬧鬧,像鄭進一的歌。爸爸媽媽雖然一路argue過來,但是有一個很強的共同點,就是愛生命、愛真理,關懷社會的弱勢群體。我兒子跟我說他記得,小時候有乞丐來門口,你盛了一碗飯好大,放滿了滷肉,像山一樣。他說他很感動。我說我都忘記了。但是小孩子會看父母作什麼。孩子小時候,有請小學畢業的小女孩來幫忙,教會要去野外禮拜,我作便當,給她的特別豐盛。我小女兒有一點吃醋。我說你運氣比較好,出生在我們家,如果有一天爸爸媽媽沒有錢,需要你去別人家幫忙,你希不希望人家這樣待你,那她就不說話了。


林:剛剛提到田醫師有非常浪漫的一面,也有嚴肅的一面,但兩面又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對真理的追求,浪漫的愛情,對社會的不公,都是非常真誠,真心之間的對待,不虛假的,像火一樣燃燒自己的感覺。

田:他可以說是追求真善美。田爸爸認為這個世界是神所創造的,本來應當是很完美的,怎麼人把這個世界弄得這麼骯髒。他寫給我的信上說:「在人世間,戀愛是把人提高到更良善的更美好的一個過程,更接近神的。」因為戀愛當中,人只會為對方著想,你的危險就是我的危險,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像是宗教的殉教者的精神,不顧自己的。殉教,是為了你的信仰、社團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在人世間,只有戀愛可以把人提高到這種境界。在Love Story小說裡面,他寫說「我們兩個人成為一體」,愛情本來上輩子是一個人,這輩子分作兩個人,在尋找另一半。所以他說沒有戀愛的結婚是罪過,沒有結婚的戀愛是遊戲。之前有人說要出版這個小說,秋堇說不好啦,出版了會害很多先生的大腿被太太捏到瘀青。田爸爸真的很會形容他心裡的愛慕,特別是被調到金門的時候,書信裡流露出來的想家想妻子的心情。我想這個電影,要告訴年輕人,你們要非常非常認真的談戀愛,因為這可以說是你一生中很特別的機會。



我兒子曾寫說,我爸爸不是完美無瑕的聖人,他也不想當偉人。常常很多人有第三者,婚姻出狀況,都賴給別人。田爸爸認為,人做事情要自己負責,不可以賴給魔鬼。如果你心裡沒有一點念頭,別人怎麼誘拐你。有自我控制的力量才叫做人。他是一個自律很嚴的人。兒子說他是苦行僧,有一次我們去爬山,他看到一塊石頭,覺得很適合帶回家壓泡菜,我說等下山也可以看到差不多的,他說他要訓練他自己,把一顆大石頭背上山又背下去。所以他紀念二二八、光復節——他說是淪陷節,還有美麗島事件那天,國際人權日,他只喝水。我說喝一點牛奶他也不要,只有他才會這樣。所以他很氣台灣人,報紙都在亂報,應該拒看,有人說訂報紙也沒有多少錢,他說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的問題,原則比錢更重要。我有時候百思不得其解,一個農夫的父親,一個目不識丁的母親,怎麼會生出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要找也很難找得到。我並不是說他偉大,而是說這麼樣忠於自己原則的一個人。



他念那麼多書,常說哲學是學問中的學問,我三個孩子都念哲學,秋堇嫁給劉守成,也是念哲學。只有小女兒念應用心理學。可以說孩子都受到他的影響,他說如果有一天又重新出生,他還是要讀哲學。有一次有人問我說:「你跟田爸爸生活五十多年,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我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他在信裡說:「我所知道的都要教給孟淑」,希望我將來可以跟他討論哲學的問題。最可惜的是,後來他關注社會的問題,就失去這個機會教我哲學,我是連哲學的「哲」都一竅不通。



我跟田爸爸的結婚經過千辛萬苦,又是自己選的路,當我跟他吵架的時候,絕對不能跑回家。因為爸爸媽媽已經告訴你,他是這麼怪咖的人,年齡差這麼多,性格想法也有差異。田爸爸他在日本時代買東西是一斤豬肉一塊多;當我到台南念初中的時候,媽媽拿錢給我,都是幾萬到十幾萬的。後來變成新臺幣的時候,四萬塊換一塊,所以我買東西都覺得很便宜,以前都好幾萬現在都是一塊兩塊。那我家人又多,每次買東西都是一大堆,那只有他一個人生活,都是買一點點;剛開始會有很多gap。有一個牧師說,剛開始男女結婚是愛情,後來相知相許,甚至相罵也好,慢慢地會變成恩情。我覺得我是一個不可藥救的樂天命,因為那麼多姊妹兄弟,你不開朗一點,像是說生悶氣不吃飯,那就沒有得吃了,一開飯大家都用搶的啊。田爸爸孤苦無依一個人,不吃飯就不吃飯,有時候我們吵架,叫他吃飯他不吃的,很堅持他的原則。



但是,他也有很柔軟的一面。比如說,他希望小孩的英文要學好,不是為了會話,而是要能念原著,因為那時候臺灣的翻譯水準比較差,他覺得翻譯過的等於人家咀嚼過再吐出來的。有一次大兒子英文考試不太好,禮拜天我們要去爬山,他很生氣,要他留在家裡唸書。我們兩個夫妻去爬山,我說,他知道我們幾點出去,幾點回來,如果偷偷溜出去你也不知道,好好跟他說就好了。晚上回去以後,他就跟兒子說,今天爸爸這樣發脾氣,跟他道歉。不過爸爸為什麼會生氣,他詳細地解釋給他聽。那時候我很受感動,我作不到,田爸爸四十歲才生兒子,那時候已經五六十歲了,幾乎可以作阿公了,竟然可以這樣跟孩子道歉。


林:剛剛說到沒有機會跟田醫師談哲學,但是我覺得田醫師的哲學就是對真理的追求,後來走到社會運動的事情,而田媽媽也是一起身體力行在作這個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田:可以說雖然不能夫妻坐下來對談哲學,形而上的東西,但是想一想,也許我已經在他的生活上,他用他的生活一步一腳印,力行他的想法跟堅持。沒有一個對真理的愛,不會這樣的堅持,可能一下就會想說,好好當醫生過日子就好了。我寫過一篇文章〈光榮地被誤解〉。施明德逃亡的時候,警總馬上就來搜查我們家,他們認為施明德一定會逃到這邊尋求保護。因為施明德從三樓跳下來,一定受傷。那我先生說:「對,他沒有來,但是他如果來了我一定接納,幫他治療,我是一個醫生。也許之後會把他藏起來或是找其他辦法,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看到他真正的勇氣跟人的一點軟弱,他沒有大聲說:「我絕對把他藏起來,我不怕國民黨把我槍斃。」過去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會誇張吹牛,他不會這樣。


林:所以說不會說他是偉人,現在說起偉人,好像通常會覺得形象有一點虛假,但是田醫師是很真實,很踏實的。

田:我覺得他是爬在地上的,他說他的喜歡堇花是緊緊貼在地上的,不用一定要松樹那樣高高在上。有一次有人投書,說田爸爸是一個模範,他很生氣,他說我做事情不是為了被稱讚,覺得自己有做就好了。他也不太接受人家訪問,救多少政治犯逃亡,他覺得說這個沒有必要,有做就好。



現在想一想,也許有一些人會覺得,他是一個難得的知識份子、哲學家味道的醫生。我們家前面住的是李登輝總統太太的妹妹,有一次她說你們家很奇怪,是最不像醫生的醫生,不像醫生娘的醫生娘,不像醫生小孩的醫生小孩。但是我感到,我對我的丈夫、我的家人,感到很驕傲。



特別是四個孩子,也都能知道爸爸要我們怎麼樣去生活。田爸爸常常說,你年輕的時候沒有苦,用錢也要買苦來吃,說人生出來就是為真理來受苦。有一次念哲學的二兒子跟他說:「爸爸,其實人都有追求快樂的權利。」結果站在旁邊被訓了兩個小時。



當他的小孩,其實也很不容易。中山國小這邊,旁邊是美軍招待所,很多人做生意賺美國人的錢,買蘋果吃。那時候蘋果很珍貴,小孩子看了就很羨慕,田爸爸就說,為什麼你一定要吃蘋果,有得吃也不能拿去學校,如果拿去學校,一定要分同學吃。他從小訓練小孩,就要讓他們知道,你生下來,跟別人沒有不一樣。以前民權東路那邊有三輪車的招呼站,如果診所沒有病人,他就跑去跟三輪車夫聊天,他認為那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林:過去我們談到這段歷史,多半都是很壓抑、很悲壯的,畢竟太多人的生命、青春都在裡面。但是田媽媽的個性卻很直接,想說什麼就說,哭的時候很傷心,笑的時候很開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為什麼不笑著過日子?」田媽是怎麼作到的呢?沒有這個笑,這麼多政治案件、街頭運動,可能走不過來,笑可以說是一種力量。



田:這句話可以說是我生活的座右銘,也許我的DNA裡面,change emotion(轉換情緒)很快。田爸爸如果生氣就生氣好幾天,不說話也好幾天不說話。我會很快地change emotion,因為我生在很多兄弟姊妹的家庭,你把你的生氣講給別人聽,生氣就會消除一些,高興的事情講出來,就會更高興。就是跟別人分享。田爸爸有時候會說:「你怎麼活得這麼快樂?」我說:「你要我活得像林黛玉那樣整天愁眉苦臉,無病呻吟嗎?」我跟他說:「我如果都跟你一樣悶悶不樂,那這個家要怎麼辦,總是要有一個太陽,不能一直都是陰天啊。」



所以我曾經跟秋堇說過,我很對不起爸爸,如果他當初沒有愛上我,搬到城市裡,他可以在鄉下那麼大的田園裡,也許娶一個賢妻良母,作一個思想家。秋堇說,沒有啦,如果爸爸不是娶到你這樣蹦蹦跳跳有活力的女生,也許會送到精神病院了。因為他是一個很鑽牛角尖的人,他是外科醫生,非常細膩,像是家裡掃除,我把看得到的清一清,八十分就好,他一定要百分之百。他又受過哲學思考,那我沒有,所以我爸爸常說他讀書中毒,讀到不知世事,我爸爸說雖然我少他十六歲,但我反而是他社會學的老師。



人家說絕配,可能一個非常嚴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哭一哭馬上就好了。有一次夫妻吵架,我想說糟糕了,一邊吃晚飯,想說晚上睡在一起怎麼辦呢,想一想自己就笑出來了。他真的很嚴肅,所以我很心疼,他吃東西穿衣服都很省,但是去幫忙別人他卻很甘願。


林:這部電影跟過去一些談臺灣民主運動歷史的紀錄片,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非常生活化。有很多細節,觀眾好像摸得到聽得見。過去,二二八、白色恐怖、公論報、自由中國、美麗島、鄭南榕,這些名字不能公開提,現在可以了,可是對很多年輕人,他們出生的時候已經解嚴了,甚至是戒嚴時期沒有機會知道這些事情的中年人,這些都還是概念,抽象,沒有活生生的經驗,好像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在這部電影裡面,我們可以去感覺到生活的細節、這段歷史是有血有肉的。我印象很深,像是田媽媽裝作要去買菜,實際上是去找日本的外交單位,希望協助政治犯,還有美麗島後,大家被抓進去,田媽媽包了很多很多粽子,可以說從事政治運動的,沒有人沒有吃過田媽媽煮的飯,這些表面上都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家庭主婦在做的事情,但是這種平常生活裡的小事情,其實有一個大的時代在後面。我覺得導演遇到田媽媽,談這一段歷史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是非常特別的切入點。田媽媽怎麼看?

田:對,我們讀歷史,像秦始皇等,白紙黑字就這樣帶過去,人家這樣講我們就這樣讀。可能很多人看了這個紀錄片,會覺得是有血有肉有淚。還好,我還活著,當我活著,嘴巴還會講話,我是歷史的見證人。昨天蘇貞昌院長包場,觀眾裡有比我年紀還大的,八十幾歲的媽媽,以前我們作國民外交的時候,她也會來參加,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我覺得都應該來作口述歷史。真的,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做,雖然不是完整的,但是有你的記憶,我的記憶。



很多人看了這個電影,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他們有的五十歲,扣掉三十年,也有二十歲了,他們說:「有啊,有聽過,但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所以我很希望去傳達的是,真正的,really,不是只有口頭的歷史,真正一步一腳印留下的足跡,真正去參與的看過的,我流過的眼淚。



導演在拍攝的時候說我記憶力很好,好像一個媽媽幾點幾分肚子痛都記得,因為那是錐心刺骨的痛。也許時間久了會淡忘一些,但是說不盡,簡單的講可以說完,但不詳細,真的要去回想,三天三夜也不夠。我常常說,這些故事每一個都可以單獨拍成電影了。



生命有始有終,有一天我走了,我希望年輕人也能把你們所見到的,都紀錄起來,留給下一代。一個民族如果忘記自己的歷史,很容易消失。我也很感謝公共電視、兩個導演,這樣嘔心瀝血,女導演甚至病倒了。我也自己送出去很多票,希望盡量可以讓更多人來看,讓他們知道,怎麼樣去堅守你的愛,對真理的愛,對臺灣的愛,對你自己的愛,對你另外一半的愛,對你家人的愛,所有有生命的,包含連同狗狗的。田爸爸的運動鞋,兩雙都穿破了,剩下一隻黃的一隻白的湊在一起,又穿破了,要拿去丟掉,他說,鞋子幫我服務這麼久,來幫它開個追悼會。



有一次,年輕的時候,那時候已經有四個孩子了,他看到史懷哲在非洲行醫,有日本的醫生參加,他也想去。後來有人跟他說,你又沒留財產給醫生娘,還有四個小孩要怎麼辦,他想一想,也是這樣。那時候我不說反對,也不說贊成。我反對,他說要去,也沒有辦法。像葉菊蘭,她反對先生要自焚,鄭南榕也是自焚了。所以那時候我都不表示意見,只是心裡在想,怎麼辦怎麼辦,也不敢說「你不要去」。



所以很多人問我「你為什麼不怕?」,如果說從頭都不怕,是騙人的,只是後來越了解,覺得不做不行,基於一種義憤。人都有一種打抱不平的心,好像我們看電影,哈哈大笑,旁邊怎麼都不笑,看得想哭,怎麼旁邊還在吃東西,我感動得要死,你怎麼都不感動,有啊,只是感而不動。現在的人有的比較冷漠。我有時候看到外國學生在路邊演奏,我跟他握個手,說good job,他也很歡喜。不是只有錢而已,拍拍肩膀,握個手,人跟人的愛,就會傳遞。所以那時候在景美看守所會面室,牆裡牆外,雖然手能碰到的只是冰冷的玻璃,但是我們會感覺到那個溫暖彼此傳遞過來。


林:真的是知道越多細節,越能感受到生命的厚度跟歷史的重量。

田:你看一棵樹,一根樹幹,再來就是分支散葉,都是生命。一片樹葉的光合作用,聚集起來長成一顆樹,就像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每個人都好好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臺灣就可以更好。臺灣這樣一塊流奶與蜜honey的土地,像聖經講的那樣,我們要留什麼給子孫,就是有公義、仁愛、和平的,這個很美好的社會給我們的子弟,是最重要的。像金恩博士講的,我有一個夢,這是林義雄律師最喜歡講的。看到將來有一個美好的遠景,作台灣人應該是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