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這部片子的挑戰，除了他們的安全一直掛在心上外，還有我對老人的傳統想像，在拍攝後發現他們是有創意的，有豐富創造力的，儘管他們的創造力帶有一點年輕人覺得很老套的包袱存在，譬如語彙等等，可是他們的某些想法其實蠻進步的，譬如說他們對自己的情感，對年輕身體的想像，都還是存在的。以前我總覺得這些都應該是離老人非常遙遠了，不，那還是他們生活裡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是有時候被刻板的社會價值忽略了，認為年紀大了而不應該去想像青春活躍的事情，真很可惜，拍攝這部影片完全改變我很多對老年的刻版想像，這雖稱不上是困難卻是我最大的收穫。

楊：其實我這幾年拍片的方式都是這樣，我做紀錄片大概會有兩種作紀錄片的做法，一種是委製一種是自製，委製如《被遺忘的時光》，是老人基金會希望我跟它們一起拍這部紀錄片，通常我會跟找我一起拍紀錄片的朋友去聊聊，我一定要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我才會來拍，我必須很誠實地說，這幾年來委製的邀約非常多，但大部分還是婉拒了，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態度是我堅持的，這個議題對我而言對社會而言，當下是我想去碰觸的，第二個是我有百分之一百決定這部影片長甚麼樣子的權力，所以這兩個條件儘管是委製，創作上我還是有百分百主控權，可是有意思的是每當拍攝委製的時候，我就會意識到雷同的或是一樣面相議題的另外一種角度，所以當我拍《被遺忘的時光》失智的老人，就想到健康的老人呢？然後就把自己搞到累死，所謂自製的影片就能跟上去了，所以拍了《青春啦啦隊》，我想在兩部影片中要傳達老人的面相跟一開始拍攝要表現的企圖心都是一樣的。

楊：就委製而言，簽約完的那一刻之後我就對影片的拍攝擁有完全的自主權與創作權，所以不會想到這件事，但是觀眾面而言，我是有意識的這麼做，譬如說每個拍片的人不管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都希望觀眾能不知不覺投入在你的故事或是要傳達的訊息或理念，那是最棒的，例如侏羅紀公園的恐龍，觀眾都知道那是假的，但真的恐龍出現的時候還是會被嚇到，那一刻牠是有真實感的，那更何況紀錄片導演，更多麼期待觀眾能到他的紀錄片世界裡，可是當觀眾到我的紀錄片世界裡的時候，你知道我會有多麼不安嗎？我需要把觀眾再推出去，讓觀眾知道你不要盡信我，我不要你盡信我的鏡頭，盡信我的語言，所以我要把妳推出去，而我的方式影片會突然出現一個阿公講成語，突然進入一個伴唱帶情境，讓觀眾擁有比較多的詮釋權。我覺得身為紀錄片導演，我在詮釋一件事情的態度應該如此，進出都是存在的，所謂進出是指進入到影片的思維裡，離開影片保持一段距離的觀看而思考，兩項都是很重要的。我對觀眾的想法是如此，但是另外一塊較矛盾的是，我又希望我有些想法能夠被觀眾所理解跟吃進去的，儘管是不同背景下的影片，我覺得都不出一種我希望紀錄片所擔任的角色，是一種社會的改變，但我不想說教，說教只會讓這個開關被關起來，說教絕對是造成關開關的原因，所以不管是悲傷的、歡樂的故事，當他們很難過在拭淚或哈哈大笑的時候，我都會去做一件事，就是會把社會層面的想法放在膠囊裡，在這個時候丟到每個人的嘴裡去，那在笑完那一刻觀眾會覺得有個東西被吃進去了，而沒有多久膠囊外殻慢慢溶解的時候他才意識到還滿苦的…呵呵，我現在好像找到一個紀錄片跟社會去貼近、傳達甚至是改變的方法，有時候包覆糖衣、有時候包覆交囊。

楊：接下來，我曾對我太太說，我想要拍小孩的故事，故事已經有了，我自己現在想到都會感動呢！（笑）可能明後年就會發表吧，而拍完後我就想先停下紀錄片工作，紀錄片拍攝工作很忙錄，生活真是一團亂呀，有一天我終於能在半夜兩點前回到家了，早晨我女兒突然間親了我一下，我一醒過來，一個小孩對我說：「爸比早！」我好感動。可是我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她開始會說爸比早的，所以之後我想先將紀錄片工作停下來。 我一直都在書寫， 關於紀錄片後面的紀錄片故事， 今年年底會有一個書籍出版的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