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後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教室，唱老師教的歌曲，讀老師教的課文，課文背後的大道理他不太了解，但他還是努力的用自己的語言把它全都記下來，一字一句都有自己的風格。放大假的時後都在媽媽身邊，走遍香港大小菜市場，熟悉九龍大角咀便宜茶餐廳。在家裡大多數的時間都坐在電視機前，他不了解為什麼香港記者在風帆選手李麗珊獲得奧運金牌後，在電視上說了一句：「香港運動員唔係臘鴨」(註一)，每個人都不開心，他只知道李麗珊很厲害，臘鴨很好吃，不過他最喜歡吃的是麻油雞。

這個小朋友，不懂香港經濟，沒上過大學，又不像電視上的靚姊這麼漂亮，卻被大家說是香港社會的縮影，是回歸中國後的後現代港人代表，相信連他生命中的百科全書──媽媽，也無法跟他解釋這是為什麼。

《麥兜故事》（My Life as McDull, 2001）裡圓滾滾的小豬──麥兜，天資普通，外型不亮眼，雖在一個結構嚴密的金字塔社會中難以突出，但不會讓沮喪的心情影響自己的步調，只要吃頓叉燒飯、因小事情被稱讚或躺在床上作白日夢，就能獲得滿足感；生命中沒有期望，因此也沒有失望，學校與媽媽是他的全世界，讀書上學出社會只為了滿足心愛的人的期望。這個無憂無慮的小朋友，被香港人稱為是最能代表香港精神的小學生。

相對中國紀錄片《請投我一票》中，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渴望並積極爭取的小學生，香港教育用一條沒有註明用途的輸送帶將小朋友製成一顆小零件，再送到社會工廠使用，全港的小朋友也許不全都像麥兜一般目標單純、別無所求，他們或許曾經想法獨特、創意奔馳、無法被歸類，但在整齊劃一的教育環境中，就像科技廠裡的晶圓被一個個壓模排序，變成安定的社會環節，但這群固定成型大人們心中的那個小朋友麥兜從沒消失過，只是在接受自己不想要的社會壓力只為追趕不憧憬的目標後，忘記自己曾經也屬於自己的。

註一：媒體於報導中口誤，將「垃圾」誤植為粵語中念法相近的「臘鴨」。

《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 2008）是一部揭示法國當代的教育問題以及反思背後複雜社會現象的電影。以學生的角度為出發點的教育電影為數眾多，但本片把視角放得更廣更深，透過鏡頭，把老師的無能為力和與學生之間的衝突加以放大檢視。

新學年開始，不同膚色的學生魚貫走入教室，法文老師佛杭蘇瓦任教的4/3班宛如法國社會的縮影，班級成員包含中國的移民第二代、非洲裔的刺青男孩、尖酸刻薄的女學生，第一個教室中的場景就清楚地點出學校的種族／階級問題，白人女孩擁有選位置的優先權，非洲裔的男學生們則盤據了教室後方的座位。課堂上，老師與學生之間一來一往的言語交鋒，一步步將電影推向衝突的高峰，以一段講解生字的場景為例，不闇法語的中國學生提出問題，被白人女孩斥之以鼻，語言的程度在此成為階級劃分的標準，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學習文法的場景中，學生們把老師口中所謂「正確的文法」歸類為中產階級的、自以為優越的語言，甚至是同性戀才會使用的說話方式。

教室中的成員們各自代表社會中不同種族、階級和文化背景的族群，在電影後半段的家長面談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原生家庭直接且強烈的反映出每個學生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處事態度，不擅言語、待人謙和的中國移民夫婦，第二代的小孩雖有同樣的語言隔閡，個性卻也是一樣的溫和善良，非洲裔的母親無法用法語和老師溝通，更拒絕正視小孩在學習、學校中發生的問題。學生們不懂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守規矩、為什麼要在作業中書寫、暴露自己的隱私，老師也和學生一樣深陷在學校體制的桎梏之中，一場教室中的言語衝突，老師使用不當的字眼維持紀律，使得師生之間的衝突飆升至頂點，氣憤不已的非洲裔男孩背起書包衝出教室，卻不慎撞傷女學生的左眼，這場因語言而起的衝突，最終因肢體暴力而鬧上紀律委員會，法文老師佛杭蘇瓦始終站在一個最兩難的位置，他不鼓勵體罰或是不謹慎的處分，但一次次的原諒和給予機會，教室中的衝突事件卻一再重演，不慎傷人的男學生最後還是遭到退學。

電影的結尾，全校的老師和學生們在體育場上熱鬧地踢著足球，空無一人的教室，課桌椅散亂無章的擺放著，一學年的結束，沒有人能確定這個假期過後，同一間教室裡，會不會又有另一半的新成員加入，而那些消失的學生們又去了哪裡呢？

德國電影《惡魔教室》（Die Welle, 2008）背景設定於現今西德一所高中，除了深刻見骨的「獨裁課堂實驗」所帶出的歷史隱喻和政治認同影響力，本片其實可以一窺德國高中生的現狀，並發現西歐學生本身普遍存在的自主獨立思考，和台灣作為對照。首先最不同的地方是德國高中生可以自由選修課程，選擇他們認為比較酷的老師，甚至當他們發現同一時段的另一門課比較有趣時，還可以在老師面前大剌剌地要求轉班，瀰漫著一種「自由市場競爭」的氣氛。不過，學生必須負擔的責任卻不輕鬆，出席、發言、交作業等等，都列入會不會被當掉的考量，老師和學生之間密切的問答互動也令人印象深刻。而課後參加社團、球隊也是每日的固定內容，如女主角Karo是舞台劇團演員，Karo的男友則是泳隊球員。從他們與其他人的互動中不難發現，德國青少年較崇尚個人表現，不願意和別人合作；這也是為什麼在影片後半段，師生獨裁團體「浪潮」席捲所有人時，團體合作的改變如此明顯。有趣的是，當大部分學生，特別是缺乏家庭溫暖和父性認同的人在「浪潮」中找到強烈的歸屬感時，也有些人反對這種瘋狂而主動發起停止「浪潮」的運動，這不能不歸功於高中校園本身自由民主的基本養成。

反觀片中的老師，他們之間也存在著常見的齟齬。片子一開始，老師Wenger（約根沃格爾飾）哼著搖滾樂曲、進入校園，隨後和教授無政府主義的資深老師爭執。他在學校中其實是只拿體育和政治學位的B咖老師，因教學方法活潑而受學生歡迎，卻反遭其他老師嫉妒。獨裁統治壯大了Wegner的自我，在影片後半段，同為學校資深老師的妻子想勸退Wegner，他卻說出了平常不敢說的話「至少我不用每週壓力大到吃抗憂鬱藥物」。Wegner有可能是靠著裙帶關係才能進入學校任教，但教學方法大受學生歡迎，卻反轉了他在老師中的地位。影片最末的悲劇結尾雖揭露了獨裁政治的可怕，但回到教學初衷，獨裁課堂實驗的設計是為了使學生能深刻體會人性與政治制度的關係，比起台灣課堂上猛打瞌睡和死背活記，或許德國高中有相當值得借鏡之處。

印度的種姓制度將人們劃分成不同的階級及職業，如此的社會制度創造出安份守己的居民、鞏固了權力，卻也形塑下層階級試圖往上移動的艱難。即使今日的印度已立法消除種姓歧視，人民的身分紀錄也不再註記種姓，上下階層的差異仍然深植人心，惟有教育能使人脫離窮苦，光耀門楣。

本片聚焦在三位來到印度知名理工學院電機系就讀的大學生拉朱、法漢和藍丘。拉朱家境貧困，一身家庭的託付與期望讓他充滿不安全感。法漢家境小康，雖考上第一志願，本身的興趣卻是拍照。拉朱與法漢的另外一名室友是藍丘，身世不明，但聽說家財萬貫，對電機的熱情就像熊熊烈火，不過最令人驚奇的，是他勇於挑戰嚴師「病毒」，甚至整個僵化、沒有自我的教育體系。

《三個傻瓜》（3 Idiots, 2009）對於制式教育的批判點出時下許多學子的心聲，例如：家庭冀望造成的沉重壓力讓讀書不是為了自己反倒為了別人、照著社會主流選校系因而所學與興趣不符、師生間不平等的權力抗衡……等。此外，主人翁藍丘不但用幽默的口吻指出教授教學的問題（背誦卻不活用），也點出兩位好友各自的癥結，十分激勵人心也心有戚戚焉。

雖然本片對於問題的解決方法仍有過分美化之虞（畢竟像藍丘這樣的人不多），歡樂之餘，《三傻》也不避諱著墨較陰暗的嚴肅課題，若包括「病毒」的兒子，單單片中就有三次自殺，逼著觀眾不得不正視其背後的原因（教授不給退路、恐嚇），而非以「草莓族」或「抗壓性弱」草草為學生的殞落結案。

當大部分觀眾都逃不了十幾年的國民教育與高等教育，《三個傻瓜》提醒我們重新思考究竟是為何學習、為誰學習，就算觀眾已畢業多年，本片也能讓人重溫求學時代的夢想，甚至受到激勵而立刻付諸行動，因為透過片中三傻，我們了解了改變要從自己開始，就算遇到困難也要拍拍心、勇敢的繼續往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