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湊「遺忘」與「回憶」的拼圖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得主楊力州導演接受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之邀，用了兩年的時間拍攝了《被遺忘的時光》這部紀錄六位失智老人故事的紀錄長片，並繼前作《奇蹟的夏天》（2006）、《征服北極》（2008）之後，也將在2010年的11月26日起登上院線。楊力州導演的紀錄片的魅力總是不輸劇情長片，導演的電影裡鮮少出現危襟正坐的受訪畫面，他的作品多半是透過不著痕跡的剪輯，與他幽默的觀點，將鏡頭下被攝者的一言一行編寫成一篇緊湊而動人的故事。但從拍攝首部紀錄片《畢業紀念冊》開始，除了拍攝一則則關於青春，關於熱血的故事之外，導演一直感興趣的另一個議題，則是和年輕人相對的族群──老年人，導演在2001年獲得「地方文化紀錄影帶獎」優等的作品《老西門》便是一部透過在當地居住的老人家追尋西門町過去記憶的作品。
而導演更表示，台灣早已悄悄地進入高齡化社會，我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佔總人口的百分之７，超過了日本的６.８，面對老年人和高齡化的社會是現在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象轉變，而失智症則又是在高齡社會之中的一個嚴肅課題。導演因為拍攝本片而開始認識這項疾病，他在採訪時告訴我們，在現今的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族群十六人之中就會有一人罹患失智症，而在八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裡更是每四人之中就有一位。而疾病是很公平的，在它的面前人人皆為平等，並不因學位、身家而有所分別。而對於照顧失智症的家屬而言，面對父母、祖父母漸漸喪失記憶與生活的能力，這又是一個不管在道德上、經濟上、體力上皆心力交瘁的考驗，所以楊力州導演表示《被遺忘的時光》所拍攝的，其實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皆可能要面對的故事，而本片的票房收益則將全數捐給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本期專訪邀請楊力州導演來談一談他的這一部新作，聽他和我們分享紀錄失智老人製作過程的經驗與感想。
首先想請導演談談您是何時開始注意到老人的議題的，又是在什麼機會下開始拍攝失智老人的紀錄片？
從北極回來之後，我就把自己拍紀錄片的議題完全鎖定在老人。到現在，包含手上正在執行的紀錄片，總共有四部都是關於老人。想要拍他們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老年人本來就是一群非常多，但我們總是忽略的一群人。這些東西早在我開始做紀錄片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但是因為諸多原因，所以沒有把焦點特別關注在那裏，但在很早開始拍紀錄片時，關於老人的某些想像就已經在心裡成型。會想要專心地花很多時間去拍攝老人，是有一個契機的，那是我在拍《征服北極》之前拍過一部以老人為主角的故事，但它關注的重點不是老人，而是在講自殺的議題，叫做《水蜜桃阿嬤》。
這影片當時在媒體上的曝光非常的大，但是後來因為這家媒體的募款引起非常大而且嚴重的爭議。但是拍攝這部紀錄片讓我開始去接觸老人的議題，儘管他主要關注的不是這一塊，但我開始去思考關於老人的故事。當《水蜜桃阿嬤》播出，並為了募款事件紛紛擾擾的當下，那時候就有一個社福團體的朋友打電話給我，想找我拍一部為失智老人募款的紀錄片，當時我已經被眼前的募款爭議弄得昏頭轉向，所以聽到這兩個字我就直接拒絕了他們的邀請，因為我當時認真地以為自己從此不會再拍紀錄片了。
而中間就這樣停滯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一年後我從北極回來，除了家人的電話之外，我接到的第一通電話就是這個朋友打來的，他說他還是想找我來拍攝失智老人的紀錄片，而且極力邀請我無論如何先去他們那邊看一看再說。因為我也覺得怎麼會有一個人的「執念」這麼強烈，所以我也開始好奇了，於是就跟他約了時間，讓他帶我到一個養護機構參觀。
他們在那次的參觀安排了一個醫生很認真地向我介紹關於失智症的種種，其實我當時完全不了解這個疾病，所以後來就在那邊跟醫生在機構的門口聊了起來。聊著聊著就看到門口開來一台計程車，開門走下一個五十幾歲的先生攙扶著他八十幾歲的老父親走向療養院門口，而裡面的護士也很專業地馬上迎上前扶走老父親，一邊走還一邊跟他說「伯伯，裡面有很多老朋友，可以陪你下棋喔！」而他兒子也準備回頭搭上計程車。那個老先生一開始走的時候還沒反應，但沒兩步就開始掙扎，因為他發現自己好像是被騙來的。我當時注意到了那場騷動，跟醫師的談話也停止了，就看到那老父親就在門口用力掙扎，大吼大叫，他兒子也嚇到了，往後退了兩步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個老先生吼叫之後就突然轉過頭來，用非常兇狠的眼神瞪著他兒子大聲的質問：「我到底做錯什麼？」
那一刻所有人都好安靜，而那五十幾歲的先生眼角馬上就留下了兩行淚，便又走上前去把護士的手撥開，挽起他的父親回頭搭上同一台計程車，從此我們沒有再看過這對父子。那一刻我就覺得我應該留下來拍攝這部紀錄片，因為當場看到這個過程，也看到這裡有非常多的故事，也有非常多值得去思考的事情，所以我就留下來拍了。
您前後總共花了多久時間完成這支紀錄片？
我們拍攝差不多拍了兩年，後期做了半年，總共大概兩年半才做完。那製做後期的半年其實是斷斷續續的，我們拆成兩段，我們先剪一剪發現太困難了，沒有辦法講出一個故事，所以就停下來。我們大概拍攝了一年多就先看帶，先整理，試著做初剪，但做不出來，所以那時候就停止，回頭繼續拍。但這個動作還不錯，好處是讓我們有機會先整理素材，所以會明確地知道一些方向。
失智老人跟一般紀錄片接觸的對象很不一樣，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建構起一個一般觀眾能夠理解的故事架構，可是我們想要把它變成一部紀錄片，但又不想讓它變成一個非常風格化的東西，例如說以音樂主導，或是以畫面視覺取向的電影，因為如果把故事調性屏除的話，它很難撐起一部院線電影，所以它還是要回到敘事上，將焦點放在人的身上。
導演在開拍之前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和拍攝對象建立關係，那面對失智長輩的您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的確嘗試過，但是很快地就放棄和他們建立關係了，因為你今天去，不用等到明天，才三分鐘不到他就忘了你是誰，所以我們的關係是沒有辦法建立的。這樣的過程非常痛苦，前半年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去拍個三天、四天，但每次去拍攝幾乎就是撞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甚至很多時刻來到現場，我也不知道拍什麼。然後攝影師就覺得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吧，所以它就東錄西錄，但也不知道在拍什麼東西，因為沒有辦法對話。那樣的時間長達半年，還好這半年算是一種調整，加上我們對這個疾病很陌生，所以我們在拍攝過程就乾脆從養老院，甚至從外面找醫院幫我們介紹對失智症非常了解的專業醫療機構幫我們上課，所以那幾個月除了拍片之外我們都在上課，讓我們去了解醫療常識的東西。
所以你們在拍攝前期時，是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了解失智症，好與找到和被攝者建立關係 的方式？
我們花很長的時間在了解這個疾病，但我並不是想把這個了解變成一部電影，通常關於疾病的影片會用非常科普的方式介紹，但我覺得一來那樣的東西已經有了，二來很多情感的東西絕對不是可以那樣用科學的方式量化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回到人，或回到情感面上，可是我們給自己找了一個很大的麻煩是，我跟我的被攝者的關係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
而在這部電影裡，光是和一個拍攝對象溝通、對話、與拼湊他的故事，這些就已經夠困難了。而您這部電影中不僅記錄了多位長輩的故事，並且把他和其他的長輩的故事串在一起，您是怎麼樣去安排影片內容的呢？
其實這個養護機構有兩層樓，而我們一開始拍攝時，就把場域設定在影片中的這一層樓，這裡總共有將近三十位失智老人，一開始拍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無可避免的會拍到所有的人，就算他不是主要的角色。所以我們前面花了滿長的時間請養護機構去說服每一位長輩的家屬同意讓我們去拍他們的父母。
所以溝通上是從家屬那邊開始？
對，因為住到養護機構的失智長輩原則上都已經是中重症，不具有行為能力了，所以他們的監護人都是家屬，也就是他們的孩子，或是伴侶。而我們一定要這層樓所有長輩家屬的同意，因為我們不管怎麼拍，都可能會帶到。最後好像是有五六位是不願意的，所以這五六位我們就一定得非常謹慎地避開，不要去拍到。在拍攝過程中，一開始這二十來位的長輩我們全都有拍，都去接觸；我們甚至跟第一線的照護者，這些大姊、志工或是醫療人員接觸，去聊這些失智長輩的狀況。所以在田野階段，我們反而不盡然單一地針對被攝者，對於那些失智的長輩我們只能純粹地觀察，因為他們非常難對話，所以很多很多關於他們的訊息都是從觀護者和家屬這邊聊到的，我們之後再花很多時間去縮小範圍，最後縮到影片所看到的幾位被攝者。
會挑選這幾位被設者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因為失智，這些長輩的溝通能力已經受到影響了，所以拍攝時我們在選擇上重要的考量就是他們必須要有行動能力。如果仔細觀察，您會注意到我們影片裡面有些長輩已經坐在功能椅上，連走路都不行了，因為失智症造成他們的大腦已經不只有語言與思考的退化，他們連掌管肌肉協調的神經也失去功能，再加上其他並發的疾病，所以他們已經連行動的能力都喪失了。那個部分的對象我們就幾乎不大可能拍攝，所以在挑選時具有行動能力的人只剩下一部份，大概二分之一。
在拍攝過程中，影片出現的這六位角色都非常的立體。不管是他們自己展現出來的神態，或是他們說出來一點點、斷裂的話語。失智長輩說的話是非常斷裂、不具有邏輯的，但是從那些斷裂的片段之中，還是可以隱隱約約感受、猜測到一些線索，從他子女那邊又可以得到一些斷裂的線索，所以整部片幾乎就像一個玩拼圖的過程。
那片名訂為「被遺忘的時光」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如同我們在拍攝這部電影的紀錄過程就真的是一個拼圖的過程；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在這個電影的工作進行，甚至是你們最後看到的完成的樣子，我們在處理的、呈現的，反而是他們忘不掉的那個部分，片名講的是被遺忘，但內容講的是「忘不掉」，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兩兩相對的狀況，我還滿喜歡這個片名的。
可愛的景珍奶奶是影片中的靈魂人物，請問您是怎麼找到這一個拍攝對象的？
這是一個小小的意外，我們跟她同一天到現場，所以我對他有某種情感，就是說，我們雖然之前對於這個疾病做了一些理解、開會、跟認識，可是我們真的拿著攝影機進到這個養護機構的時候，剛好景珍到，所以我們那天就刻意地問這幾天有沒有人會入住，因為對拍片而言，如果有一個被攝者是從入住開始就跟，是很好的。沒想到她就跟我說，今天有一個剛入住，就是景珍，所以第一天我們就拍到她在找她女兒。我們不是刻意找的，是一開始就想要拍她。但是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或是她的個性怎麼樣，只是純粹因為我們是同一天到這裏。
對你們而言，能遇見景珍奶奶似乎是非常幸運的事。
對，她非常有魅力，也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其實我們大概走一走、拍一拍之後就發現她非常重要。也因為她，電影裡這些老人的故事之間的連結，也是靠景珍她喜歡到處串門子的個性。說運氣好也是對，我們剛好碰到一個很棒的被攝者。最主要的是她的家屬非常支持，那個小潔，其實我們在剪接的時候都會有點小小的擔憂，我們都必須讓被攝者看過，擔憂是說當自己的父母變成一部電影，他們可不可能接受那樣的形象，那我們當然都必須讓這些長輩的家屬看過，所以在你看過電影之前，在我們還在初剪接、拷貝階段，所有的失智長輩的家屬是都看過的。那時候我覺得有可能需要和景珍奶奶的女兒溝通，沒想到完全不用溝通，因為景珍奶奶的女兒本身也在社福圈工作，在照顧一群身心障礙的兒童，所以她非常能理解。
導演您說您會把電影的初剪先給被攝者看過，但是也有人不建議紀錄片工作者這麼做，您是怎麼看您的做法？
我這麼多年來，每一部紀錄片都這麼做，我一定要讓我的被攝者看過。包含《奇蹟的夏天》，甚至涉及私密的議題的作品，包含《水蜜桃阿嬤》等，都必須讓我的被攝者看過，並且他們必須同意才能夠播，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當然紀錄片或電影有非常多的論派，但我也不管這些論派，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我注意到這部電影和《奇蹟的夏天》一樣，它們各都使用同一個場景做為電影的開場和結尾，這樣的安排十分特別，想請導演談談您的安排。
其實這是我的困境。這是一個非常難說的故事，所以我們一直在所有的拍攝素材裡尋找一個具有完整過程的片段。那這場去掃墓的紀錄，對許多懂電影的人或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應該是眾多拍攝素材之中一個非常普通的內容；但對我們拍失智長輩的紀錄片而言，這是我們拍到最完整的一次內容，儘管這內容就是我們出發去掃墓，然後在墓園裡碰到一些事，然後離開，最後在墓園裡靜靜的散步，這竟然是我們兩年拍攝的所有片段裡面，最完整的一場戲，不可思議吧！由此可見我們拍攝的素材有多麼的破碎。所以對於我們而言，當我們回到剪輯檯上時，這個場景就變得非常的珍貴。
第二個，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用。其實他在形式上跟《奇蹟的夏天》是一樣的，可是在意義上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發現這個唯一的完整的內容有著哲學上的高度，因為他發生在墓園，我們希望這個故事在墓園開始，但在墓園結束。其實整個紀錄片都是在碰觸兩個命題，第一個命題叫作「尋找」，不管是尋找過往的光榮，逃難的恐懼，或是尋找過去弄丟的小孩，或是記憶中的故鄉「西林村」，整個影片長輩們都在尋找，但令人難過的是，所有的尋找都發生在這個養護機構裡，不管是它們心中的恐懼或美麗都在這裡。
另外一個議題是「死亡」，所有人都會走向死亡，沒有人逃的了，你我都一樣。如果你看了這部電影，到最後你會發現，我們在這部影片處理的都是死亡，例如尹伯伯看到陳雲林來台會談，他非常害怕地告訴護理長他要死在這間屋子裡，他不要走出去，他非常害怕共產黨迫害他。而另一個患者水妹，在運動時看到一隻死掉的小鳥，看著地上死掉的屍體，她對死亡的解釋和定義跟人家非常不一樣，她可以說它是「睡覺了」，原來她對死亡的看待是這樣子，我覺得非常了不起。因為面對一個失智長輩，自以為神智正常的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或揣測竟然比不上一個失智長輩對死亡這般的豁達。而王老師的女兒幫她安排好墓碑上所有的字樣，然後跟她說你會活到一百歲，然後開小小一瓶上等法國香檳酒，為自己的百歲生日小小地慶祝一番，可是在慶祝過後要迎接的，是一百歲之後隨時會到來的死亡。甚至到影片結尾，場景再回到了墓園，在墓園裡，景珍奶奶哭泣著她先生的死亡，到後來變成哭她媽媽，然後最後靜靜的離開，在那一場的最後一個鏡頭就是拍那個墓園裡面一個一個排得很整齊的墓碑，整部影片就是在碰觸這兩個命題，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開頭跟結尾，因為是一個回來。
在觀影的過程之中，我有時覺得這些長輩不只是遺忘，有時他們更像是在自己的記憶裡迷了路。
對，這個疾病非常厲害，但它再怎麼厲害，有些地方它就是帶不走。失智症是腦部病變的疾病，但有些東西它就是帶不走，它帶不走的有快樂、悲傷、也有恐懼，所以像尹伯伯看到陳雲林來台的新聞就會很緊張地發抖。整個影片雖然在講遺忘，可是也在講忘不掉，加上你剛剛提到「迷路」也是一種很有趣的形容詞，對他們而言，他們不僅在時間中迷路，他們甚至在空間、性別、關係也會很混亂，它真的是一個在記憶、空間裡迷路的故事。
而必須面對的事實是，這樣的事情我們都有機會。但對於這個不只是即將發生，而是已經開始發生的──從醫療來看是一種疾病，從家庭來看是一種社會要面對的問題、狀態──我們都還沒做好準備，但是它已經到來了。那我覺得這是這部影片撇除它藝術的、電影的該有的身分或條件之外，它在回到社會性之上時的重要性。所以我非常期待政府官員來看，因為觀眾來看，看到的是親情、感動；而一些會去思考人生、生命的人，它會看到的是遺忘、迷路這樣非常形而上的思維；但是對政府官員或是一些對於政策有決定權的人，它可以看到的是關於這些失智的長輩，或是關於經濟弱勢的家屬，或是看到大家對於這個疾病還是這麼的陌生，但是當它將要如排山倒海而來的時候，我們竟然沒有為這個嚴肅的問題做好準備。
但回到電影上，《被遺忘的時光》並不是一部在說教的電影，那天在試片結束之後我遇見音樂人陳樂融，他搭著我的肩膀跟我說，他原本以為今天要來看的是一部說教電影，他非常驚訝的發現並不是這樣，但是他看完之後，完全能夠體會到那種我們要傳達的感覺，我聽了之後非常開心，因為儘管電影要追求它的藝術性，我倒覺得，紀錄片應該更具有一種社會的責任，只是我能找到一種方法，讓人家不會不喜歡去閱讀它。
導演接下來還有相關的計畫在進行嗎？
有啊，我都在拍老人。這兩三年我希望一直都拍老人，我現在手上還在拍兩部關於老人的紀錄片，一部叫做《兩地》，但這兩部老人跟即將上片的這兩部（《被遺忘的時光》和明年初上映的《青春啦啦隊》）老人的影片是不同的，失智老人和啦啦隊的老人都是一般的普羅大眾，也就是所謂的素人；我現在正在拍的這兩位老人都是文藝界的翹楚，《兩地》拍的老人叫做林海音，也就是《城南舊事》的作者，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逝世女作家；我拍的另一個男性老人是陳錫煌，他是布袋戲師傅，父親是李天祿，他是李天祿的長子，但因為李天祿入贅，所以陳錫煌是從母姓，片名叫做《紅盒子》，就是今年金馬創投我們參與的案子，那這是我接下來要做的兩部關於老人的片子。
最近看到有消息指出《紅盒子》將在日本NHK電視台上播出，這是否意味著紅盒子已經接近完成了呢？
這是因為我們找了NHK的資金，但因為NHK是個電視頻道，所以我們為它做了一個48分鐘電視節目長度的版本，但是在我們心裡面它應該是一個100分鐘的電影規格，所以我們就先把對NHK的權利與義務完成，然後接著再繼續發展成長片。而且電視它的受眾還是一般的電視觀眾，再加上對象是日本觀眾，在文化背景上是比較陌生的，所以說故事的方向是不一樣的，為日本觀眾我們必須花一些篇幅去介紹台灣和布袋戲，但回到電影本身，我們比較想要談論的主要還是關於陳錫煌這個人。
最後請導演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不可的理由。
我做紀錄片這麼久了，這是我做過最困難的一部，因為我們無法和被攝者溝通，但這部電影目前試映了兩次，反應卻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弔詭，從《奇蹟的夏天》到任何一部我做上院線的紀錄片，這樣的事情都一再地發生，這些紀錄片都可以讓觀眾在電影院的觀影過程之中非常的喜歡、滿足，讓他想要告訴更多的人；但非常困難的是怎麼讓其它對這部電影不了解的人願意走進戲院，就是說走進戲院我們一定可以讓他覺得分常值回票價，但怎麼讓他走進戲院卻是台灣許多紀錄片導演最大的困境。所以有一句話想和大家分享：我真的很肯求你們給我一百零七分鐘，只要給我一百零七分鐘，這部電影可以幫你解決心裡很難跨越的，關於和父母、祖父母溝通相處的那一道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