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人生的喧囂與孤獨

專訪《音樂人生KJ》導演張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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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31

2007年,CNEX基金會成立,提出以十年時間拍攝一百部紀錄片的構想,作為給下一代的太平盛世備忘錄。經歷2007年「開眼見錢」、2008年「癡人說夢」兩屆主題徵案,這個計劃已經累積出不少可觀的成果,且持續在兩岸三地鄉村城市之間挖掘新故事。這些電影之中,香港導演張經緯的《音樂人生KJ》不但在香港上映獲得口碑和票房的雙重肯定,在台灣更得到金馬獎三座獎項的肯定 (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最佳音效)。這個令人振奮的成果不僅肯定了紀錄片,也證明了CNEX這個相當具前瞻性和文化深度的構想能夠有效地運作。
張經緯導演曾擔任許鞍華《天水圍的夜與霧》的編劇,早先在美國紐約念音樂,是一位專業的大提琴演奏家,結婚之後放棄音樂,改念哲學和電影,也拿起攝影機開始拍攝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導演作品包括《Farewell Hong Kong》、《歌舞昇平》。他認為,拍攝紀錄片一定要對被拍攝者感到「正面的吸引力」,因此他回到香港,找到了吸引他的人——早慧聰穎的鋼琴學生黃家正。
《音樂人生KJ》穿插在主角黃家正11歲的成熟和17歲的叛逆之間,讓觀眾跟隨他不間斷的哲思,感受他與外在世界的扞格、他的固執和脆弱。平鋪直敘的鏡頭配上黃家正激昂的談話與呼吸,整部電影展現出一股動靜之間的拉鋸而顯得力道十足。我們可以看見黃家正如此執傲地用力生活,這是他從小到大從未改變的地方,也正是他吸引人之處。他11歲時就問:「人為什麼活著?我的手指為什麼會彈琴?」17歲時他仍然思考:「音樂比賽的意義為何?能不能打破比賽的框架?」正是這種詩質的人,才讓人重新感覺到人生的意義和生活的踏實。在這個意義貧乏、革命無望的年代,我們毫無疑問更需要這種刺激。
《音樂人生KJ》曾在去年「癡人說夢影展」中放映過,知名度打開後引起各界詢問,決定院線上映重新和觀眾見面。此片日前在台北舉行首映,即將於元旦以一天一場次的方式在華納威秀上映,提供觀眾更多選擇,不失為一種獨立小眾電影的新上映方式。
本期【放映頭條】專訪了張導演,暢談電影拍攝過程始末、對紀錄片的想法,以及之後的拍攝計劃,張導在談話過程流露出深刻真誠的道德思考,對紀錄片的社會意義提出許多反思。在此敬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佳節假期不忘進電影院,看一場值回票價的好電影。

您當初在2002年第一次拍攝11歲的黃家正時構想為何?

張經緯 (以下簡稱張):我那時剛剛從美國回來,我以前在美國紐約也是學音樂的,那時我的感覺是紐約的音樂水平雖然很高,但是僅限於幾家音樂學院,而且很多頂尖的學生是外來的,一般學生、業餘的水準其實並不高。當我回來香港時,去聽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連續幾個月下來、每天都安排好幾場比賽,很瘋狂的,例如鋼琴有分八級,每個區都有比賽。我聽了之後覺得很驚訝,因為香港學生的業餘音樂水平非常高,那時候我看見十三個比較好的學生、個性中也都有很吸引人的特質,所以我就開始拍攝他們。這十三個孩子在拍攝時會給你不同的反應,通過這些反應再產生新的構想,這是和劇情片很不一樣的地方,希區考克就說拍劇情片只是讓劇本和分鏡表上構想「重新發生一次」。



當時我並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想法,因為以紀錄片的拍攝來說,我們永遠不知道進去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只有一個大概的構想,就是香港的音樂水平很高,但是香港並沒有出過大演奏家。拍到後來,我集中拍三個孩子,其中一個是黃家正,也想過就以這三個孩子來剪一個故事,但總覺得缺了一點什麼,因此先擱置,去做別的工作。直到2006年和CNEX合作《歌舞昇平》之後,覺得很愉快,就在下一年度「夢想與希望」的計劃中重新提出拍黃家正的想法,2008年時資金到了,我就集中拍他參加香港學校音樂比賽和一些訪談。其實,我在2002年捷克錄音室後台的採訪片段中,就看到一些很豐富的東西,但想法還不具體。到了2007年我帶著攝影機去採訪他的時候,他整個人神就來了。期間,我們雖然一直有保持聯絡,但我不知道他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沒有拍攝,所以很多話他不會講,只有面對攝影機時他會講出來。



2008年時又發生了一些化學作用,又產生新的想法。在拍攝的最後階段,他已經去美國念大學了,我才把所有的素材拿出來重新剪成這部電影。CNEX「夢想與希望」的構想也多少影響了這部電影的樣子。


從2002年初次拍攝到2007年再次構思,可否分享一下中間的若干轉折?比如說,黃家正小時候被視為一個音樂神童,但現在電影則強調了音樂和人生哲思的關聯,您在過程中如何調整?

張:我覺得神童其實很難界定,從一開始,我有一個比較困難的部份是如何去定位黃家正。他是一個神童?鋼琴家?學生?還是一個普通年輕人?我並不想把他定位成一個天才,而且他小時候就已經透露出早熟的哲學思考,他有一些東西改變了,學校、環境都改變了,可是這方面的疑問是從來沒有改變過的。當我重新採訪他時,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在思考的問題跟02年時常常是一樣的,這是很清楚的。


這層關係也透過您的剪接方式呈現出來,例如穿插過去與現在,讓觀眾看到他的疑問常常是一樣的,這也是您刻意想傳達的嗎?

張:從一個比較概括的角度來說,我在剪接時考慮的東西只有一個,就是這個鏡頭之後觀眾想看的下一個鏡頭是什麼?在黃家正這部片子中,我比較想做的是動之以情,所以我必須找兩段比較有感情、情緒的片段。雖然黃家正平常講話就很激動了,但是我認為他在捷克、還有在家裡談音樂、父親的採訪,這兩個片段是最有感情的,我就把這兩段放在後面。



一般來說,我們拍一個人物,會從外圍的人的看法開始,但是黃家正不行,我去學校拍時老師們對他都沒有好話的,可能很多人對他有誤解,但是我不能改變別人對他的看法;或者,看到攝影機時受訪者會講出另外一套不真實的話,我們沒有必要拍這些。後來我就改變方式,轉換成進入他的內心世界,看他怎麼思考他周圍的世界,他怎麼看待羅老師、家人、學校、音樂,所以剪接結構上整個方向是倒轉過來的,變成是由內而外的。透過他怎麼看外在世界,我們也會知道外人怎麼看待他的,會看見外人根本不理解他。例如黃家正覺得他的朋友Samuel不相信他;Samuel以一個基督徒的角度當然覺得他太自大了。


影片中其實以取景角度或剪接方式隱微地透露出黃家正的某種困境,例如他和家人的緊張關係似乎和他的聰慧、學習音樂有關,您對這些部份如何安排及思考?

張:這部電影中我呈現了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我覺得一部電影基本上是Unfinished Cinema,導演的Final Cut其實只是一個提示,觀眾必須要帶著自己生活的脈絡和思考在黑暗中把這部電影完成。以我的觀點,我把我所看見的不同面向都呈現出來,觀眾所理解的也不盡相同,我覺得並不需要用我的想法來認證或是肯定對錯,這部電影也只是黃家正的一部份,不是全部。



在香港,很多人看完電影都希望把黃家正找出來看看他是什麼模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觀眾必須往自己的內心去找,例如黃家正說的human being是什麼?在這部電影裡面,他從來沒有說過human being就是什麼,那只是一個代數,觀眾可以往自己內心去找答案。



至於取景的角度,我在思考的是如何呈現他和群體的關係,以及他怎麼看外在的世界。我剪接的時候有沒有一些特定的感覺和理解呢?當然是有的,但是我的感覺和理解並不具有權威性,觀眾可以從中得出不同的看法和感覺。


影片最後有一個鏡頭是11歲的家正坐在椅子上和爸爸聊死亡的問題,爸爸說我會多了解你的想法的,接著家正突然就哭起來了。這個片段十分具有力量,可否談談這場戲的安排?

張:這也是動之以情的做法,因為音樂很抽象,但是影像是很實在的,因此給人的衝擊力是很大的,雖然我們也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哭。推動情感是這部電影比較重要的設計,哭泣當然是很直接、感染力很強的,所以放在最後面。



他哭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孤獨和害怕,您認為呢?



這確實是一個合理的解釋。我自己拍了很多鏡頭,呈現他和群體的關係,很多時候他看起來是很孤獨的,比如說排練時大家在台上,他一個人在台下走來走去。但是,我想他並不覺得自己孤獨,他也不喜歡別人說他是天才。


您當初在拍攝的時候家正只有十一歲,您如何讓他適應面對鏡頭?有沒有想過保護被拍攝者的問題?

張:我想這是他天生的吧,他喜歡面對鏡頭。我覺得拍紀錄片永遠只能拍到某一種人,有些人就是不願面對鏡頭,就算是偷拍也沒辦法成為好的紀錄片。一般紀錄片拍攝的理論認為要跟被拍攝者建立互信的朋友關係,我覺得這還是太浪漫、太理想化了。首先,這個被拍攝者願不願意被拍是第一件事。另外,我們跟被拍攝的關係不是只有信任,而是非常複雜的關係,因為我們的關係就是建立在一部攝影機上,這並不是日常生活,你是把別人的生活拿去展覽。反過來說,被拍攝者並不是真的信任你才願意拍。



再更複雜一點說,拍攝者跟每一個被拍攝者的關係都不一樣。例如說,我拍《歌舞昇平》裡的五個家庭,我跟每一個家庭的關係都不一樣,跟黃家正也不一樣。所以,拍紀錄片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也特別麻煩。基本上,拍攝者是專業的,而被拍攝者自己有其他的專業,所以一定是不對等的,這其實是一個道德的問題。我認為劇情片是把被攝者主觀認為好看的一面拿去展覽;紀錄片並不是這樣,而是導演覺得這個片段有沒有展覽的必要。你是拿別人的東西去展覽,要對這部影片帶來的後果負責,有些後果可能無法預期,並不是好的後果。甚至我們認為好的後果,最後也變成不好的,我們不能跟上帝打賭。我覺得重點在於你對這個人有沒有正面的興趣,就是指你覺得這個人有些吸引人的、發亮的東西,值得作為典範,我才開始去拍。我所持的道德是這種正面的吸引。



在香港,最近有一些紀錄片工作者把攝影機交給被拍攝者自己拍,剪接完之後給他們看,讓他們認可、覺得沒有問題,但這已經是一個宣傳片了。他們自己主觀認為好看的東西,到最後也可能帶來壞的影響。這也不只是小孩,大人也會有一樣的問題。我們不是上帝,究竟怎麼樣對被拍攝者才是好呢?現在香港有些觀眾突然間對黃家正非常崇拜,有些女孩子認為他代表一種反對主流的意識,因為在香港學琴就是要一直考試、比賽、進名校,但是黃家正這種非主流的言論態度,變成一種精神領袖,Facebook上還出現了像「黃語錄」這樣的留言。還有一些娛樂圈的人希望找黃家正去當「周杰倫後繼」,說他又帥又會彈琴唱歌、找他做訪問。你可以說這是他獲得了社會大眾的理解嗎?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好或不好。我只能說,拍攝的出發點要有正面的吸引力,因為拍好電影對於創作者來說是一種言論表達自由,不能立法禁止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比如說戴立忍,他也是因為關心才去拍這個社會事件,他無法預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導演的責任不是比社工還大了嗎?


《音樂人生》的顧問是許鞍華導演,她給了哪些具體的建議和幫助?

張:當初我想拿這部片去CNEX投案時,擔心這部片不知道好不好看,有拿去給她看,問她值不值得拍,她覺得很好看、值得拍。中間剪接時遇到一些問題,那時沒人理我,她會給我一些幫助和鼓勵,她說:「這樣熬不過去是不能當導演的!這個肯定沒事!」這樣每天打電話鼓勵我。我跟許導很多年了,我從她身上學到怎麼當一個導演,我們合作《天水圍的夜與霧》經過了很多年,所以我有很多機會跟她學習很多東西。


您認為《音樂人生》吸引觀眾的地方在哪裡?

張:我也不知道,可能因為黃家正很帥吧 (笑)。其實我拍的時候從來不覺得他帥,是很多人看完之後告訴我說他很帥。在香港其實觀眾沒有特定的群體,有小孩、也有上了年紀的人,也有學生、情侶和小白領,就是上班族OL,所以觀眾的群體其實很廣,希望台灣也可以這樣。


您目前的電影和劇本作品大多在關注香港本身的問題,是一個比較在地化的取向;同時也有很多香港導演往內地發展,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張:其實這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你不能趕潮流,拍電影要先理解自己的土壤,對一個地方有感情、熟悉運作,像我這個年紀如果跑去北京、上海,再花幾年了解那個地方,我就沒有時間了。而且我們熟悉香港,知道什麼東西能拍、什麼東西有象徵意義,例如電影裡「拔萃男書院」在香港的意義是什麼就很清楚,孫中山也在那裡念過書。我們不能因為那邊市場比較好,一下就把自己文化的根從土壤裡拔掉。很多香港導演去大陸發展,像許導去了大陸還是覺得回來香港拍比較過癮,成功的其實很少。《音樂人生》的香港票房不過一百萬港幣,已經很不錯了,香港市場就這麼小,但是中間還是有一個如何平衡的問題。



我拍深圳、福建,這些地方已經是大陸了,但離香港很近。第二個是香港的主題是回歸的過程是怎樣,我們是人,並不是只有改身份證這麼簡單,比如說香港好像掉進一個紅色的染缸,漸漸染紅的過程也還會剩下一個黑色的邊框,這裡面有很多可能性和面向,大歷史無法改變,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去看香港怎麼染紅,所以題材很自然會關聯到大陸。反過來說,你在一個地方生長,那些情感就不容易改變。例如說我去紐約十年,生活沒有問題,也可以理解文化層面的各種象徵意義,可是我對曼哈頓的常民生活並沒有興趣,不過我對香港公共房屋裡低下階層的生活就是很感興趣,我會很好奇裡面發生什麼事,這是情感的問題。


在拍攝器材上,您都是以較機動的DV拍攝嗎?

張:2002年時是用SONY的PD150,後來用HD,有些加了35mm的鏡頭,所以不同片段質感和粒子不一樣。2002年時通常我一個人拍,後來人比較多,因為機器比較麻煩,是用P2卡和file base檔案。


那麼在錄音的部份您如何設計?怎麼捕捉這麼細緻的聲音?

張:2002年的時候我們是用雙聲道立體聲錄的,後來是用六聲道去錄的,其中一個是無線的麥克風,掛在黃家正身上,麥克風掛在身上其實很麻煩,但他非常配合。這個無線麥克風很重要,因為演出時會錄到他呼吸、唱歌的聲音。一般來說,古典音樂不只是錄樂器的聲音,還會錄空間和空氣的聲音,所以把錄音器材擺在一個適合的地方。在這部電影裡面,因為加了他身上的麥克風,會聽到他指揮時跟著唱時比較細緻的聲音,觀眾就會更容易被帶入他的情緒和感受裡面。


恭喜導演得到了今年金馬獎三座獎項的肯定,得獎之後感想如何?

張:其實我非常平靜,只是上台時有點緊張,因為台下坐的都是大導演大明星。除此之外沒什麼感覺,因為我覺得我沒什麼改變,還是繼續拍手上的計劃、做我該做的事,改變的可能是外界的人怎麼看我的紀錄片。


您接下來的拍攝計劃是什麼?

張:有好幾個計劃,其中有一個關於毒品的劇情短片,是香港傑出青年協會出資的,針對一些青少年毒品的現象。其實毒品不是什麼問題,也不是單方面的因素,我關注的是這些青少年的生存狀態,目前還在寫劇本,預計二月開拍。其他還有一些紀錄片,有一部是香港藝術發展組投資拍的,叫《一國雙城》,拍一個福建女子移民到香港,她沒有身分證不能工作,就在兩個地方之間走來走去,孩子家人都在香港,她每三個月回去福建辦一次證件又回到香港,這部片已經在剪接後製的階段了。另外還有兩部,一個是關於深圳,一個是關於中國琵琶大師和「芳華十八女子樂團」。



還會繼續跟CNEX合作嗎?



已經在談了,但目前還沒有找到合作機會。下一年度和家園有關的計劃我沒有參加。


請導演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不可的理由。

張:這部電影裡有很多面向,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喜歡的,所有人都會有進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