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產電影的突圍之役──《十月圍城》
2003年，魏德聖為了籌拍預算高達兩億台幣的《賽德克巴萊》，花了兩百萬製作了精美而感人的試拍帶，冀望獲取企業資金及民間募款的溢注，讓這場電影夢能開出繁花盛果，很多人都說：魏德聖一直在「賭」。
同年，一座1905年風華的香港舊城，在廣東的南海影視城悄然成形，背後同樣暗藏了一場壯志豪情的賭局，而這名賭徒叫陳德森。
陳德森是《紫雨風暴》、《特務迷城》等成功港產動作片的導演，在1999年構思了一個發生在舊香港的歷史片《十月維城》，劇情在參考好友陳可辛父親陳銅民在台灣拍的一部電影《赤膽好漢》後，定調為「革命烈士聯手保衛孫中山、抵禦清廷刺客圍剿」的故事，希望從小人物的觀點切入革命，讓來自五湖四海的義士從一路上拳風霍霍、刀光劍影中殺出重圍，在國族大敘事中夾帶緊湊賁張的港式武打，及催淚感人的兒女情長。而在台灣編劇蘇照彬的建議下，片名也從意指「維多利亞港」的「維城」，脫胎成更有戲劇張力的「圍城」。
陳德森為卡司、資金於多方奔走後，得到了銀行家好友曾獻基的情義相挺，獲得6800萬港幣的全額投資，而南海搭建的那座壯觀佈景，正是全片腥風血雨的主場景。
和坎坷多舛的《賽德克巴萊》一樣，《十月圍城》這部浩大的製作從籌備最初就險阻重重，2003年影片眼看開拍在即，陳德森卻接連經歷了SARS風暴被迫停工、投資人自殺、資金凍結、法律官司、母親中風並隨後過世、姊姊罹癌、車禍、憂鬱症……等一連串的無情風波，他朝思暮想的電影大夢，與那座木製打造的香港舊城，在風雨中逐漸銷蝕湮滅。
戲如人生，現實卻往往比電影更富戲劇性，《十月圍城》籌備過程之慘痛、悲壯，不遜於十次失敗的民國革命、電影中的烈士殉身。然而，當坐困「圍城」的陳德森九死一生之際，以《投名狀》在中國內地獲得廣大成功的陳可辛為他帶來了一線曙光，讓這個窮途末路的電影夢再度突破重圍、絕地逢生。
2008年，陳可辛親自下馬擔任《十月圍城》監製，湊足一億五千萬人民幣的資金、集結星光熠熠的「九帝一后」卡司，並找來原班美術陣容在上海松江影視基地以等比例還原香港古城風情，讓這部盪氣迴腸的大作堂堂登上兩岸三地大銀幕。而本片表面乍似頌揚革命的主旋律調性，實則更繁衍出凌厲武打、動人親情、淒美愛情、通俗小人物悲喜……等豐富的弦外之音，足見編導用心琢磨、竭力滿足所有觀眾群的宏大商業企圖。
本期《放映週報》榮幸訪問了導演陳德森、監製陳可辛，邀其暢談籌拍《十月圍城》的各種甘苦，及香港影人近年積極在中國內地開疆闢土、藉其市場之力反饋港產電影的心得，其不僅從中分享香港影人戮力團結的義氣、在商言商的經營思維，更道出諸多對台灣電影及華語影壇局勢的精闢洞見。
導演花了十年的時間籌拍這部電影，中間參考了陳銅民導演在台灣拍的《赤膽好漢》，才延伸為「小人物保護孫中山」的革命故事，請問當初是如何從陳導演父親的作品演變到現在的《十月圍城》？
陳德森：我之前所拍的幾部動作片，故事情景都是虛構出來的，《紫雨風暴》雖然有赤柬的背景，但也是和編劇編出來的，這次我希望找一個歷史背景豐富、大時代的故事，並且要有精采的動作戲。後來和陳可辛合作組成「Applause Pictures」時，他也有意想要拍大時代、有歷史根據的文藝片，兩人一文、一武，一直在找適合的素材，但是香港沒什麼歷史的根，一開始它只是一個漁村，直到英國佔了這塊地方，利用它的對外優勢發展才逐漸發跡。後來我們一直找，而他爸爸過去拍的這部片當中「保護孫中山」的題材很吸引我，我就想擴大這個故事，把原本中一個烈士的主角變成許多角色，奠定這部電影的雛形。
《十月圍城》五年前原本就預定開拍，是在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下，才重新完成這部電影？
陳德森：其實這個計劃一直有在運作，我2002年開始籌資，找到一位願意投資一半資金的曾獻基先生，2003年時準備開拍但找不到演員，又停了一陣子、找不到地方搭景，又停了一陣子、找到景後卻又遇上SARS、好不容易準備開拍時投資者又去世了。而投資者去世時，因為法律上的問題，錢不能立即動用，所以又停擺了，而寰亞、大陸的公司那時也都有興趣投資，好不容易法律的問題解決了，我已經身心俱疲了。
當時跟劉德華聊天談到《童夢奇緣》，就先拍了這部小品，但每年心裡都還想著《十月圍城》。很多人都勸我不要搭那個城，認為預算太高，讓我一度差點放棄。最後，我們團隊和美術總監麥國強一直叫我不要放棄，畢竟也撐了十年。到了去年，我因為《投名狀》票房破兩億人民幣打電話恭喜陳可辛，他看到了《投名狀》、《集結號》在內地的成功，就問我還要不要拍《十月圍城》，於是有了這次的合作。
這次劇組斥資4300萬人民幣在上海重現1905年的香港中環，一磚一瓦都非常細膩而考究，據說搭建這個景也是陳德森導演最初就有的堅持，花這麼大的工本與心力重現舊香港對您的意義是什麼？
陳德森：當初我想了這個劇本之後，就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個想法就是：這些角色都不是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份子，而各有自己的情懷，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新鮮，不然就變成主旋律的樣板戲。我認為真實的革命背後很多人默默犧牲時，可能連革命是什麼都不知道，而這個想法陳可辛也同意。
第二我想打破動作片的常規，一般動作片是有計算的，例如開場打四五分鐘、中間打、結局前兩個小打，再加上一個大打就結束了。這次我想試試看前面都是事件、人物鋪陳，沒什麼動作，後面在保護孫中山時排山倒海地打給觀眾看，陳可辛認為這是一個很新的想法。只是他認為這樣我會很吃力，因為觀眾是進來看動作片的，前面憋了一個小時，後面一定要非常精彩才鎮得住觀眾。我想，我也很喜歡設計動作，願意試試看。
第三個就是我一定要搭這個景。那時我勘景調查後的結果是：馬來西亞、香港都有這樣的老街，但鏡頭不能搖，一搖出去可能就拍到地鐵了。廣東也有一整條街，但必須把冷氣、電線全部都拆掉。我那時的團隊大概三、四百人，主要演員有八、九個人，沒辦法拆散跳拍，這樣團隊力量會散掉；我希望所有的人集中在一個場景，所以堅持搭這個城。原本預計場景大小會有兩個足球場這麼大，陳可辛進來以後擴大到了五個足球場的大小。
也可否仔細談談選擇佈景地點的過程？請問這個場景未來的功能是什麼，是否會成為一個專業的電影片場或觀光景點？
陳德森：有些可惜的一點是，我在2002年時跟香港政府旅遊發展局提過實搭的想法，規劃在地下街裡頭置入百年以來的香港特產，石板街上有粵曲、油酥糖、臭豆腐……這些香港傳統好玩、好吃的東西，而碼頭上是海產店、有小船可以出遊、唱歌等等，讓人體驗一百年前香港的原貌。
局長那時很高興地同意了這個計劃，給我們一塊很大的地，租金很便宜地算我們一個月九千元港幣，但接下來我必須和下面19個部門協調開會，談下來要花兩年，我想說我是在拍戲而已，不是在當旅遊局長，於是就放棄了，而五、六年前籌備時是選在南海影視城搭景，建築是用木頭搭的，只能承擔兩年時間，中間停工後就毀了。
陳可辛進來以後決定實搭，後來在上海找到一塊空地，地主本身就是片廠，他們很有興趣，因為這個景既像香港、廣州、也有點像澳門，將來可以留下來當成專業的片場外租，於是促成了在上海搭景的工程。而那時候剛好上海電影節邀了像Stephen Daldry、Danny Boyle等歐美大導演來訪，他們說想看看中國電影發展的程度，所以就被帶去參觀這個上海的「舊香港」，一看之後覺得中國電影真厲害！拍一部電影搭這麼大的景，都被震住了。
據說導演及監製在編劇過程都提供了很多意見，劇本共修改了上千稿，工程相當浩大，可否談談編劇過程有哪些重要的修改？
陳德森：我們每次看劇本都覺得各個角色背後都可以加很多戲，來單獨拍成一部片，所以現在就在原本的景點裡籌拍一部《十月圍城》的電視劇。例如說黎明那個角色背後就有很多故事，像是他和陳少白、閻孝國本來是結拜三兄弟，而隨著每一位編劇的加入，都會衍生出新劇情，像有一個編劇說李玉堂的兒子很精彩，就安排他跟方紅談戀愛。而到最後陳可辛、黃建新進來時，兩人再對劇本給予了整體的意見，釐清劇情的重點。
這次編劇成員很多，台灣的蘇照彬名列其中，而陳可辛導演的《投名狀》也採用了九位的聯合編劇，可否談談聯合編劇的工作模式？而這是否是近年華語商業電影的趨勢？
陳可辛：寫《投名狀》時我答應讓每個人都有credit，但正確來說並不是聯合編劇，而是一個人寫完之後下一個人再改，不是許多人同時編劇。當你有那麼多編劇時，會明顯突出導演的名字，意思就是編劇的目的在於把導演的意念表達清楚。我覺得很多電影其實都有這麼多編劇，有時只是沒有署名，最後成品的編劇其實不只最後字幕上出現的那些。
在好萊塢電影的編劇發展過程中，可能都會由十幾個編劇經手，因為一個電影從有一個意念到成型，用十年的時間來做也不為過，好萊塢有許多劇本可能一直沒有啟動開拍，到最終電影成品時可能會經歷十幾、二十年的時間，而先前的稿也可能已經改頭換面，但好萊塢的編劇工會制度會列出第一稿作者的姓名，因為一定有些原創的東西最後仍然留著，最後一稿的人也一定會列名，中間的就看誰的貢獻比較多，經由一個有明確標準的仲裁程序來決定。我覺得多人編劇對於一個電影工業來說是很正常的狀況，只是很多時候不一定把所有編劇寫出來。
選角方面據說原本要啟用的卡司不太一樣，黎明似乎原本是要給周星馳演，而梁家輝、曾志偉等人的角色也有所更動，可否談談整部片重新CASTING的過程？考量的因素有哪些？
陳德森：我太不喜歡這樣談演員，因為他們都是很忙碌、搶手的演員。有時候會為了一些剃頭、形象、檔期這類的事而敲不定，討論的過程非常費勁，現在我們用了這八、九個演員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他們剛好也願意演這部電影，並不表示其他人比較不好。
超女李宇春和前NBA球員巴特爾是很大膽的選擇，是否會擔心兩人表演經驗不夠、或歌手及球員的形象太鮮明，而無法讓觀眾融入劇情？
陳德森：我常常拍新人，所以並不擔心，尤其是像巴特爾這樣在籃球舞台如此出色的人一定有股魅力，不是簡單的人物，怎樣將那股魅力融合到電影中才是比較重要的。
陳可辛：這個角色原本也想找過別人來演，但是一個電影應該有點特色，不能全部都是大明星，而要摻雜一些不同的人物形象。我是在一個節目中看到巴特爾的訪問，當時只覺得這個人非常有魅力，所以就跟陳德森提起這個人，找到之後才知道他是籃球員巴特爾。
而許李宇春確實是因為她的知名度，因為一部電影要滲透到不同年齡層的觀眾時，是需要不同的明星。李宇春雖然是個新人，但是確實很適合這個角色。雖然她沒有演戲經驗，但是黎明在拍《甜蜜蜜》時也沒太多演戲經驗。香港的偶像明星基本上都不是演技派，拍演員幾十年的經驗下來，你會發現只要找到演員的特點，他的亮點就會出來。拍電影不是舞台劇，演戲經驗不是最重要的東西，而我們也相信我們通常能把沒有演戲經驗的人拍得特別好。
這次唯一的台灣演員王柏傑在戲中的份量意外得多，他是第一次參與大型製作的新演員，但和硬底子演員王學圻及許多香港巨星有多場對手戲，可否談談當初選擇他扮演李家少爺的原因，以及對他表現的評價。
陳可辛：他表現得很好，這個角色我們本來找了一個受傳統戲劇訓練的中國大陸演員，知名度也高，到了最後一分鐘時我覺得不行，因為這個角色如果找了一個太「正」的演員來演，會把這個角色演壞，而變成像主旋律的電影。因為內地的年輕人對於愛國形象的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會用某種表情、狀態來演繹角色，例如說頭會抬起來，但這看起來就會像很假的主旋律電影。
其實，所有角色裡面只有這個小孩是真正愛國的，我們不能讓這個角色掉進傳統的圈套，一定要找個調皮搗蛋的演員來演。我跟陳德森的分析認為，這個小孩他是在反叛，反叛父親的那種銅臭味，所以他的愛國跟現在的小孩去吸毒是一樣的，他應該以這樣的狀態來愛國，而不是用一種過於正當的態度，這樣角色才有血有肉。剛好，我看到了《九降風》，裡面最有火、最有勁的就是他，因此找了他來演這個角色。
陳德森：我覺得現在很多男生的氣質都有點粉，那個年紀要有那種剛烈的男性器質的演員很難找，我也是一看《九降風》就覺得就是他擁有那種火，只見面談了一次我們就覺得就是他了！
如同剛才德森導演提過，《十月圍城》並不企圖成為一部主旋律的愛國電影，表面上雖然談的是歷史大敘事，但裡面許多小人物的故事的犧牲不一定是為了民主革命、也未必了解孫中山，而是為了自己個人的親情、愛情、忠誠……去拼死一搏，這是否和在宣傳時「革命義士保衛孫中山」的訊息有所矛盾、衝突？
陳可辛：這樣才好，每個角色都壯烈愛國、保衛孫中山反而就不好看了，我不覺得這是個矛盾，我只能說我知道一部電影要怎樣拍才好看、符合現代人的心態，宣傳時當然不可能交待所有故事轉折點，我也不認為觀眾會因為這不是一部傳統的革命電影而感到失望。
陳監製曾在一段訪問中稱這部片是「民營的主旋律」，過去幾年許多華語大片如《英雄》、《集結號》等，都隱約頌揚這種犧牲小我、成就家國理想的意識形態，但您自己的在《投名狀》中似乎又批評、質疑這種「犧牲」的價值，之所以在《十月圍城》中有這種轉變，有因為哪些原因呢？是否有考量到中國內地觀眾的口味？
陳可辛：原因很簡單，因為《十月圍城》不是我導的，我自己肯定是不會導這部戲，這部片的方向是由陳德森決定，我只是協助完成他想拍的東西，其實他自己特別不相信《投名狀》那套，還曾經特地打電話過來和我說他覺得不應該這樣拍，這是不同導演的觀點，沒法批評的。
據聞陳德森導演曾一度因壓力過大而病倒片場，陳監製因此找了劉偉強導演支援拍攝，而董瑋擔任主要的動作指導，甄子丹又額外自行指導了一場街頭武戲，導演眾多的情況下，這部片的拍攝是如何分工？又如何讓風格達到統一？
陳可辛：如果要回答這問題，得把拍攝日誌翻出來，花上一個小時都講不完，基本上在現場已經分不出誰拍什麼了，你們自己應該也看不出來這部片有那麼多導演吧？但其實像早期像《英雄本色》、《最佳拍檔》這些香港電影，在趕工的時候現場都不只一位導演，但只要服膺於同一導演的方向，它還是一位導演的作品。至於風格上面其實不用刻意統合，當大家有默契的時候，自然就做得出來，拍完之後如果總導演覺得不符合，就只能再繼續補拍，補到他滿意為止。
許多評論都認為《十月圍城》感人至深，但也有人覺得片中運用了許多大特寫去強調人物的激情犧牲，認為這部電影太煽情，你們覺得呢？
陳德森：如果角色要死了不給他大特寫，從街角遠遠地拍過去行嗎(笑)？我覺得從感動到煽情、到濫情之間還是有不同的界線，我認為我們有把持住底限，會先討論出自己真正感動的地方，再從中下手，不會去硬擠觀眾的情緒，觀眾在觀賞時若有任何的情緒反應都會是自發的。
陳可辛：不同的人有不同標準，對某些觀眾──例如我而言，這部片有點太煽清，但這部片對普通觀眾而言不會太煽情，這也恰恰是這部電影的好，因為它夠貼近群眾。
《十月圍城》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是一部很有中國情懷的電影，但故事場景、明星、與動作風格卻又很有港片的味道，當香港的重要導演北上參與大中華市場後，有些評論者擔心香港電影本身的主體性與文化特色會消失，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陳可辛：這個東西沒法改變的，不是因為有了大陸市場香港導演才北上，而是因為香港電影市場本身不夠大，經濟上很早以前就趨向末路，如果不北上發展這些電影人就只能去開計程車、開餐廳，若局勢如此，香港導演能北上透過內地市場，再創作出有影響力的作品，我覺得也未必會流失香港電影的本質或特色，《十月圍城》本身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投名狀》更是徹頭徹尾的香港電影，他骨子裡就是一部黑幫片。我認為香港的觀眾、影評人應該用更開放的心態去面對香港導演的內地作品。
陳德森：若要說很有草根特色的香港電影，我只能想到陳果的《香港製造》。很多好萊塢的人會向我說：你們拍的片很有好萊塢的風格。我說兩者沒有什麼分別，只是你說英文，我說中文。我們在動作、美術場景、攝影、包裝……每個環節的製作都很要求，雖然成本不像好萊塢那麼大，但一樣能拍出有商業元素的娛樂電影。在台灣市場尚未垮台之前，台灣觀眾一樣看愛看娛樂性豐富的香港電影，因為本土電影娛樂性不夠，而現在內地一樣很多文藝、藝術類型的電影，娛樂片也不夠，所以好萊塢電影在內地也是大賣，不是因為好萊塢片拍得比較好，而是它們娛樂性夠，我們對自己的定位是entertainer，做的就是提供國產電影不足的部份，滿足觀眾的需求而已。
從香港電影人的角度來看，在發展中國內地市場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陳可辛：當然是審批上的干預，不只對香港人，對所有人都是如此，加上沒有分級制度等政策，所以大陸沒法像台灣及香港那般開放，很多題材都不能拍，但電影人總得學會見招拆招，換種方式去傳達訴求。
陳德森：在八、九十年代，香港資金來源都是專業電影公司，而現在中國的投資方很多都不是做電影的，原本可能是做地產、股票，電影只是他們投資的一小部份，所以並不會花心力研究怎樣拍好電影、讓電影賣錢，甚至有時還會做出不專業的干預，遇到這種狀況我們就比較辛苦。如果這些金主是像陳可辛、曾志偉這種專業的電影人，我們在操作娛樂電影時就容易掌握些。
陳可辛：他剛才所說的是困難，但也可能是優點，因為這就代表了大陸現在資金很多，導演很容易就能找到錢拍戲，對拍商業電影、講求投資與回報的導演來說，遇到不專業的老闆在工作、溝通上可能會遇到困難。但對於一些投資難以回報──例如說像大成本的文藝片，就是個好處，因為正是老闆不懂電影的商業機制，所以反而容易從他們身上拿到錢，所以其實內地環境對電影人有利有弊。
陳可辛導演近年和北京保利博納發行公司的于冬先生、黃建新導演暨監製在北京成立「人人電影公司」，可否談談這家公司的定位及未來發展？有一家成功的發行公司當後盾又有什麼好處？確保了電影的發行通路後，在籌資上是否更為得心應手？
陳可辛：「人人電影」的英文是Cinema Popular，定位就是要拍大眾化的商業電影，我一輩子其實都在拍商業電影，作品在市場上總是有經過計算和回報。它各種類型的電影都會拍，只是我希望建立一套完整的宣傳、發行、製作的機制，並且希望觀眾能辨識出這個品牌，知道它出品的東西都有一定的質量。
電影除了拍的好之外，發行也要發得好才會成功，保利博納是中國內地最成功的民營發行公司，過去和他們的合作經驗也很多，合組公司不會有太多的水土不服。至於資金方面，現在內地拍片一點都不缺資金，能拍大片的人材少，但能投資的人太多了。
真正缺的反而是資源，現在金主拿錢來我們還不一定要，最好是帶著資源一起來，什麼是資源？比方說如果投資者是電視台，本身有廣告平台，這對後續賣片就有很大的效益。
《十月圍城》加上人人及保利博納共有九個投資方，您曾在訪問中提過，您當監製時會希望投資方分散，避免單一投資方掌控下容易對電影有不專業的介入，這部電影在籌資時是否也有這種考量？另外，您在《如果愛》之後，將市場重心轉向中國大陸，自己的下一部監製或導演作品會在香港的Applause Pictures，還是透過北京的「人人電影」製作？
陳可辛：你說的是其中一個理由，但更重要的正是我所說的資源，我們九大投資方中有五個都是地方的廣電公司，例如上海文廣、江蘇廣電、廣東等地的傳媒集團，電影上的時候全國各地都會幫你打電視廣告。宣傳上我們自己能控制的只有報紙、雜誌等平面媒體，但中國幅員遼闊，真要花錢買廣告，自己根本負擔不起成本，所以在一開始投資上就要想辦法獲得廣電媒體的資源。
至於我的重心目前是放在人人，自己未來要拍什麼、會發展哪些項目，目前都還沒法對外公佈。
陳德森導演在2001年拍了《特務迷城》後，也來過台灣當了《台北晚九朝五》、《遇見周杰倫》等片的監製，您對台灣的電影環境有什麼觀察與建議？
陳德森：我想藉台灣來講香港電影，香港沒有輔導金、片廠、資源，是一個很克難、血淋淋的環境，在那邊生存的目標就是一定要觀眾、票房，我沒想過──也沒資格去拍那種參展拿獎的藝術電影，香港政府也不會要那些虛榮，我是為了工作、生活、和服務觀眾而拍片。
在大陸也是一樣，製片廠會把幾百萬的資金，去補助那種好看、但只有兩、三個人看的電影，台灣的輔導金也是，我在台灣電影中時常看到人民對生活的不滿，但這種東西新聞、紀錄片已經拍很多了，所以我當時希望引進娛樂性電影的概念，拍一些商業元素的東西來平衡市場，但過程中發現其實有些困難，這當中沒有什麼對錯，我也交了許多朋友。
而我還是看到像是蘇照彬等人繼續做更為大眾化的東西，近幾年的台灣電影也比較貼近觀眾、沒那麼控訴性，雖然受到注目、肯定的還是那些控訴性的電影(笑)。
和陳德森導演合作過《台北晚九朝五》的戴立忍導演在最近一次的公開發言中指出：面臨大陸的華語市場掘起，政府若不再積極整頓電影產業，台灣的電影人未來會淪為大陸電影的代工。兩位怎麼看待他的觀點？台灣影人面對大陸市場的對策又應該是什麼？
陳德森：十幾年前香港電影能蓬勃發展，其實是因為台灣，當時港產片在全台灣動不動就有六、七億的票房，電影的總票房也一直在增長，這也是我當初來台灣開公司的原因，其實如果先一步步把本土市場做好，其實台灣本身有發展商業電影的潛力。
陳可辛：我覺得發展電影不是政府的責任，而是電影人和觀眾的責任，台灣的觀眾已經選擇放棄好萊塢之外的所有電影，我記得某一年的數據中有97、98%的票房比例都是英語電影，比美國自己本土電影市占率都還要高，這在全世界都傳為笑譚。
抱怨電影主管機關、或思考是否該根留香港或台灣都沒用，其實觀眾早就選擇了好萊塢，而會在台灣賣的華語電影，一整年也只有兩、三部像張藝《十面埋伏》的那種大片，不管政府給再多補助，如果觀眾就是不看，還是沒辦法經營。而拍那種不求回報的電影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靠政府補助，另一條就是哄騙那些不懂電影的民營企業，不幸的話老闆一過逝，整部電影就被迫停頓下來，我覺得那些都是不專業的作法。
最近WTO世貿組織駁回中國上訴，要求中國開放美國影音及出版品市場，目前中國政府在院線上還維持了20部的外片配額限制，但是否會擔心未來美國及WTO會更積極卸除中國的保護政策，搶占華語市場？
陳可辛：會擔心，但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優勢，而且我真的覺得大陸的觀眾不會像台灣或香港那樣輕易棄守本土電影，理論上一年二十部美國大片就能夠把中國電影打得死死的，但其實這二十部電影和華語大片的票房是差不多的，美國電影在大陸能破億就算成功，但是有些中國電影如果沒破兩億人民幣都可能算是失敗，我認為大陸電影面對美國的威脅其實還有一定的戰鬥力。
問一個比較政治的問題，為什麼會想在此時推出一部談民國前夕民主革命的電影？這對於香港影人或其他華人市場可能有什麼樣的意義？
陳可辛：香港人和台灣、大陸不一樣，沒有那麼多政治意識或歷史包袱，電影中不管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我們而言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感人故事，不會有太多政治訊息的聯想。但香港人對這部片的確有特別的感情共鳴，因為我們向來不覺得香港發生過重要的歷史，但這部片場景發生在香港，所以對香港觀眾會有不一樣的吸引力。
陳德森：其實這是十年前就有的計劃，現在推出並沒有特殊的涵意，對我而言就只是想重現一百年前的舊香港，除非等到我老掉牙沒辦法拍了，否則我都會想辦法弄到錢把它拍出來。
最後可否給一個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進戲院看這部片的理由？
陳德森：一部電影的好壞很難去評價，但若要說值不值得看，我認為這部是值得進戲院看的電影。
陳可辛：說到底，怎麼說都是假的，一部片就只有好看或不好看，而《十月圍城》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電影。
以上圖片引用自甲上娛樂官方相簿：http://photo.xuite.net/applause、開眼電影網：http://www.atmovies.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