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獨立片商總體回顧之二

──專訪海鵬影業行銷經理姚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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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2

國內的藝術電影市場儘管無法顯著地擴張版圖,卻始終維持一定的氣候,默默豢養著一群忠實影迷。幾家品味或雷同或歧異的獨立片商,莫不戮力為台灣觀眾自世界各地引渡而來諸般豐饒的影像風情,拓展其視野與格局。其中,自2002年開始投入電影發行的海鵬影業,近幾年已樹立起具標竿性的地位。

自2005年起,海鵬每年的發行片量約維持在25部上下,其選片標準多秉持「海鵬電影,處處溫情」的堅持,希冀以動人的影片俘虜觀眾的心房。過去,年度發行主題曾鎖定國際大導演的新作、文學電影、抑或在金球獎和奧斯卡倍受矚目的片目。2008年,海鵬除了發行法、德、義等能見度較高的歐洲電影,更引介多部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各國代表作,廣納以色列、塞爾維亞、俄國、波蘭等國的作品。相較於海鵬向來依循的溫情路線,去年度發行的電影中則有數部不約而同以騷動不安的國際情勢為背景,勾勒出各國社會的真實面貌、國與國之間微妙而緊繃的動態關係,以及在人性和道德邊界徘徊的迷惑心靈。可惜的是,素來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兀自炒作島嶼風暴的台灣社會,並不重視這些深具社會意涵的影片,於此脈絡下,票房失利不難預見。

本期【放映頭條】單元專訪海鵬影業行銷經理姚經玉,他浸淫電影界長達二十餘年,堪稱資深影痴。本身擁有豐富電影發行和行銷經驗的姚經玉,將帶領讀者一同回顧2008年海鵬影業的發行概況,並分享海鵬如何擺盪在商業與藝術之間,持續為社會大眾引進深刻且具內涵的電影。此外,隨著經濟不景氣逐步蔓延全球,對於藝術電影市場將帶來什麼影響?除了提出個人對全球獨立製片產製環境及市場的觀察外,姚經玉也將對台灣的獨立製片環境及影像創作者提出一些建言。

2008年,海鵬共計發行26部影片,維持近幾年一貫的發行片量,請問此年度的選片策略是什麼?是否鎖定特定的主題?

姚:我們在2008年發行的片子,大部份都是環繞在奧斯卡的外語片,只要該片能代表那個國家,或是有入圍奧斯卡,都會列入參考,但是不見得以它得不得獎為主,主要的原因還是看它在市場上的反應。不過這個評判就很難說,每個人喜歡的東西不一樣,比如就我們自己來看,每個公司有一定的風格,我們公司比較希望挑選的電影是能感動我們的。一定是要先能感動我們,我們才能去感動觀眾,所以大部份選片還是會根據自己主觀的喜好。



在主題方面,我們在2007年做的是文學,07年的電影大多是文學電影;至於2008年的電影,則是以各國推出的奧斯卡外語片為主,所以2008年涵蓋的國家特別多,影片類型也就不太一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其實有時候也是市場上的考量,比如說市場這個時間點比較推崇文學,我們就會盡量去做。就2008年發行的電影而言,對我們來說會比較有點麻煩的是,通常這樣的片子在他們國家都有一定的份量,所以買片起來都不便宜。這很現實,因為一個國家只會拍一支片子角逐奧斯卡,既然這樣,那個國家一定覺得這是拍攝最好的電影,或是票房最成功的,你就不太容易以很低價購入。


其中,票房最成功的是哪一部電影?

姚:結果後來證明,以票房來說最成功的都不是奧斯卡電影。我覺得台灣在看電影上面的local化越來越嚴重了,以致於在接受外面的電影,尤其是不同文化的電影時,其實是有點考驗的。觀眾的口味一直在變,2008年又轉回來像《海角七號》這種比較鄉土類型的電影。以我在電影界待20年的觀察,長久以來,我們一概不變的定律就是當國片賣得不錯的時候,洋片都賣不好,我們所做的藝術片比較歸類在洋片,去年整體表現都比以前差。整體而言,2008年的國片真的有比較好,如果國片2009年、2010年持續賣好的話,洋片一樣不會好。我們在2008年做的票房最高的是《靈異孤兒院》(The Orphanage),但對我們公司來說倒是沒有帶來很大的利潤。因為它的成本太高,這部片的行銷、購片、跟各方面的成本都太大,所以即使票房400多萬,對我們來說也沒有用。



問:這部片是由《羊男的迷宮》導演吉勒摩戴托羅所監製,對於票房是否有所助益?除此,在行銷策略上有何突出之處?



姚:我覺得有關係、有影響到,昨天還有人跟我反映,以這部片來說,的確是因為口碑佔了很大的影響,因為一般以恐怖片來說,就是開盤的double,但是它超過,它有三倍,所以後面口碑其實走得還不錯,可見它兼具藝術和商業的潛力。不過相對來說這部片花很多錢,電視廣告、公車廣告就要砸很多,這必須要有一定規模的發行,才會去做。這個片子是2008年唯一屬於我們公司本身操作的商業片。另外,幫別人發行的《1895》也算是我們去年銷售很成功的片子,那時機點上它的運氣很好,行銷策略也沒錯,所以票房還不錯,但是《1895》反而沒有像我們剛剛說的花那麼多錢去宣傳。


《1895》是由美商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發行、海鵬行銷,是否可以談談海鵬和福斯合作的緣由?

姚:我們和福斯不是第一次合作,我們一直都有配合,《蝴蝶》、《天邊一朵雲》、《最好的時光》、《登峰造擊》(Million Dollar Baby)這幾部片都是。他們如果找我們接,一般還是會配合,《蝴蝶》我們雖然覺得做不起來,還是答應協助行銷。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公司很希望能幫助國片,不過我們做國片的經驗不多,過去做的蔡明亮、侯孝賢、張作驥都已經算是師資輩的導演,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多做點國片,而且是跟年輕的導演合作,可是都還沒有機會開始。



問:海鵬基本上是以發行、行銷外片為主,請問行銷國片和外片的操作手法上有什麼不同?就發行國片的計畫而言,未來又預計如何進行?



姚:我們歡迎國片導演來找我們(笑)。行銷國片和外片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明星和演員就站在你家裡,所以工作量變得非常大,時時刻刻一直要有一些人在做;國外的片子就還好,除非正好有新聞,否則就不會動員這麼多人去做。另外,行銷國片通常花費的時間很長,最起碼都三、四個月以上,從開始佈局、到最熱的時間點進行宣傳;至於我們發行的外片則大多維持一個月左右的行銷宣傳期。


您認為在台灣推行藝術電影所面臨的最主要考驗是什麼?2008年發行的片子當中,有哪幾部是社會意涵豐富、藝術成就很高,卻未能引起台灣觀眾迴響的?

姚:主要是台灣的民情問題,比方說就像我剛剛講的,台灣的觀眾對於世界各地文化的接收度比其他國家低很多,這種狀態也反映出台灣不夠國際化。一直以來,台灣民眾對國外的瞭解程度不夠、對國際發生的事情根本漠不關心,包括我們的新聞媒體,都處在鎖國狀態。在這種脈絡之下,一些攸關國際情勢的電影自然不受到重視,以我們去年發行的影片為例,我第一個馬上想到的就是《我敵人的敵人》(My Enemy’s Enemy),這部電影是由《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導演凱文‧麥唐納(Kevin Macdonald)所執導,描述的是一場國際上的大陰謀,記錄從納粹時期就展開逃亡的一個人,如何在美國的保護下繼續從事間諜活動。這部片的主角是蓋世太保頭目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被世人稱作「里昂屠夫」,這個人其實早就要被槍斃,卻因為美國需要他所提供的情報而得以在美方的保護傘下繼續存活。十年前左右,由於蘇聯解體,他的利用價值消失,才被引渡回法國。「里昂屠夫」在法國屠殺很多法國人,就整個世界歷史來講,這起事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的鎮壓行動,一直談到美國在後期和蘇聯對峙的那段時間,歷經了什麼樣的轉變。這部影片淋漓盡致地呈現出美國這樣一個自由國家不該做的事情,像是策動國家內部的反動,以及國與國之間的不團結。但是這種議題對台灣觀眾來講,卻完全沒有感覺,所以這部電影賣得很慘,不過其實很多人看了之後都覺得這部片子拍得太好了!



問:當初在發行之前就有預想到這樣的結果嗎?



姚:有啊,引進的時候就知道不會賣了,當時我們本來想說可以趁著總統大選之前,炒點議題,但沒想到即使總統大選期間炒作的話題還是很local。事實上,台灣大部分的選票還是集中於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所以群體的語言訴求的絕對是民粹,不會是到這種層級,你今天要講一個涉及國際局勢或外交工作的事,是沒有選票的。《前陷風暴》(Beaufort)是另一部同樣屬於此類型主題的電影,這是部調性很冷的片子,由以色列導演約瑟夫斯達(Joseph Cedar)執導。《前陷風暴》有入圍2008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挑選這部片的主要理由在於,它顛覆了過去以色列所倡議的全民皆兵,作為一部反戰電影,它質疑以色列是否需要如此?當舉世都認為以色列弱勢,紛紛起而聲援,以色列卻私下攻佔位於黎巴嫩南部的「波弗特堡」,在一個不屬於該國領土的碉堡駐守了18年。這件事成為以色列的一種恥辱,證明了以色列好戰。18年後,以色列黯然收兵,這部電影就是在描述撤軍的歷程,這種戰爭其實是很無趣的,你可以想見這部電影沒有英雄、沒有任何光鮮的東西,它就是一種反省,而且是以色列人拍的,所以我覺得它是在告訴別人,以色列開始出現了不同的思維,不再是以前全民皆兵的時代,一定要喊如何消滅共和。這樣的電影看到最後面是很感動人心的,但是問題點在於觀眾不想瞭解這件事情。《前陷風暴》片末,士兵歷經18年終於回家了,他打了一通電話給他媽媽,說我回來了,很令人動容,但是因為台灣距離戰爭已經很久了,所以比較不容易產生同理心。



還有另外一部《搶救紐曼亞》(The Trap),這也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入選的電影,我們當初選它是因為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塞爾維亞的分裂狀態,牽涉到整個巴爾幹半島的分裂,塞爾維亞才從南斯拉夫獨立一年多後就拍出這部電影。《搶救紐曼亞》拍攝之際,剛好科索沃打算脫離塞爾維亞,獨立建國,2008年2月,科索沃真的獨立了,所以這部電影見證了整個賽爾維亞發展的過程。在劇情上,講的是一個救兒子的行動,電影非常好看,但是這種片型在台灣卻很難引起共鳴。我們在宣傳的時候並沒有去講塞爾維亞獨立這件事情,即使去年科索沃獨立,報紙上也只有一篇文章,但是這件事對全世界是很重要的,因為世界上又多了一個國家,而這波獨立運動正刻劃出整體國際局勢的一個連鎖反應。這是我們去年的一個類型,我們去年戰爭類型比較多,這三部已經很具代表性了,還有一部就是《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但是這支卻成功了。



問:為什麼相較於題材同樣涉及國際情勢的《我敵人的敵人》、《前陷風暴》以及《搶救紐曼亞》,《愛在波蘭戰火時》能夠成功突圍、受到矚目?您覺得這部片和其他三部有什麼不同?



姚:差異在於《愛在波蘭戰火時》有屠殺的場景,這和我們台灣產生共鳴,換言之,其他的片子在歷史上很難引發台灣人的共鳴,但這部片能夠對應到二二八的狀態,有白色恐怖的氛圍在裡面。這部片基本上算是成功,既是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大師華依達(Andrzej Wajda)的新作,又能吸引一定的票房,而且議題能夠在台灣得到共鳴。


如何評斷一部電影是否具有商業潛力?決定要不要發行一部影片的主要考量是什麼?如何在商業考量及藝術價值之間進行取捨?

姚:一般來講,我們買片會希望能夠呼應這部片的宣傳期,我們去年的狀況是,買了很多奧斯卡片,所有影片走到奧斯卡通常是末期了,所以那時候我們比較缺乏新聞點。在這種情況下,或許可以透過邀請導演來台以製造新聞、爭取曝光機會。《雜貨店老闆的兒子》(The Grocer’s Son)的票房表現讓我滿意外的,有些事就是那麼巧,比方說那時候我們從買片到上映不超過三個月,買下不到一個月就知道導演艾力克吉哈多(Eric Guirado)可以來台,同時獲知大陸邀了這部片子作為法國電影節的重點宣傳。因緣際會之下,我們並沒有花太多精神進行宣傳,更有趣的是,導演要來了,我們都準備好要去接導演,結果車子拋錨了,第一次發生導演在機場沒有人接機,記者反而成為接機的人。我們車子開不動了這情節剛好跟電影裡面很像,什麼事情都可以吻合到這個地步,很好玩,所以大家都跑去看,就賣得很不錯。當時導演來台引發的效應還不錯,主要是我覺得這個導演他也很好玩。



當然,對我們來說,會希望是商業的考量多一點,通常海鵬的片基本上都還是擺盪在商業跟藝術之間,但是我們希望不要讓戲院賠到錢,因為其實說坦白話,以我們發行的這種電影真的很需要戲院支持,如果戲院處於虧損的狀態,戲院就會關門,一旦這樣,你買這些片能有什麼用?所以呼籲觀眾一定要進戲院看這類型的電影。


海鵬自2002年開始投入電影發行,這幾年來的主要選片標準為何?又,是否因應市場反應或其他因素而作出調整?

姚:在選片上,就海鵬電影來說,就是我們的logo──「海鵬電影,處處真情」,我們盡量希望片子裡有讓你覺得值得珍惜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我們大部分還是依照這個標準去挑片,就連海鵬發行的恐怖片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如果它純粹是嚇人的,我們就不會發。



另外,我們也會特別去挖掘國外的年輕導演,如果那部電影在國際上有一點風聲,拍得還不錯,加上又是新銳導演的作品,會比較希望優先買進來,因為如果沒有積極給予支持,他可能就不會有第二部片。我們公司買的片很多都是那個導演的第一部作品,像我們2002年發行的《發情日記》(Getting My Brother Laid),這是德國導演史費塔迪肯(Sven Taddicken)初試啼聲之作,當時他念電影系,畢業製作就寫一個劇本。你覺得一個大學生寫劇本會寫些什麼?他當然就寫成長,這最好拍,幾個人就可以了,可是他寫得非常黑色幽默,所以超級好玩,之後拍成短片,結果人家要投資便拍成長片。這個導演2006年又推出《艾瑪的禮物》(Emma’s Bliss)。我通常滿喜歡導演的處女作,因為導演大部份會很放個人的感覺進去,即使生澀還是會忠於他的感覺,之後可能就太規格化。



這幾年選片的大方向基本上不變,小方向則會觀察該時期市場盛行哪些元素或是觀眾的喜好,我想主要還是市場給了你什麼東西。最大的改變就是影展純藝術片的式微,十多年前,藝術片相當鼎盛,每一部藝術片都可以賣得非常好,到上千萬都可能。



問:當時是什麼樣的環境,為什麼可以創造出這種觀影盛況?



姚:應該是說,當時台灣也沒有那麼多資訊和資源可以看到這些片,到了這兩年,我覺得最明顯的就是影展片的式微,得獎和市場越來越像兩碼子事,包括歐洲電影的藝術片都變成這樣子。另外,片商很多也使得整個市場被瓜分。影展培養出一群為數不多的死忠觀眾,他們也是最難伺候的,因為最難抓他們的胃口。票房要好,還是必須訴諸於一般觀眾,但他們是游離的,所以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台灣的片商認為台灣的市場難以估算,台灣觀眾要什麼一直是全世界都估不準的,不像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這些國家都很清楚什麼片會賣、什麼片不會賣。在台灣就不一定了,台灣就是會有看起來很受歡迎的片子慘遭滑鐵盧,然而原因不詳,也會有那種看起來冷到不行的電影爆冷門,所以台灣不斷有奇蹟,不管前者或後者台灣都很常出現,連國外的片商都這麼認為。就現在的電影來講,過去的行銷經驗沒有辦法被延續,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台灣的市場很不穩定,我發現有時候經驗不被延續是好事,如此就變成人人有機會,犯不著去追逐既定的品味。


請您談談對全球獨立製片產製環境及市場的觀察。



姚:早在兩年前,大家就覺得整體大環境的景氣不好,去年尤其如此,所以原先還願意把錢花在獨立製片上的投資者,因為獨立製片並沒有辦法反應成本,所以他們都傾向把錢花在比較是商業電影上,或許也是獨立製片,但並不是藝術片,投資在藝術片上面的人越來越少,這是我在市場上看到的現象。因此就市場上來講,能被討論到的電影越來越少,這應該也會反映在金馬影展或台北電影節的選片上,比方說去年、前年,你在金馬影展買一套套票可以看到的電影的精彩度,跟你現在買一套套票可以看到的精彩度,是有落差的,那個落差應該很大。所以片商其實是更辛苦的,今年狀況應該還是會持續,片商如何從電影中找到有機會可以再去做市場、甚至讓台灣觀眾看到另外一種風情?像我們今年年初上映的《敬!人生》(To Life),這部電影通俗得很,很多人會納悶為什麼我們會發行這樣的片子,事實上,這部影片呈現的是很樂天的中產階級,它的內容較為勵志、正面。我在坎城看到這部片的時候,正值我的岳父生病,你會感覺到一個老人家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於是會有一些感觸。



當全球經濟不景氣,藝術電影減量的時候,大師基本上是不受影響的,投資者仍然願意投資在大師身上,但是如果要投資一個新的導演,其實是有風險的,使得某一些新導演在籌措資金方面變得比較困難。《敬!人生》這部電影比較特別,你或許隱約可以察覺得出來這部片應該有部份資金是來自這個國家,或者是這個地方的觀光業者。你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可能會選擇喝智利葡萄酒。這個影響其實是互相的,不一定要置入性行銷到什麼地步,但是透過電影會傳達出一種文化,一旦文化層面夠突出,連帶就會帶動商品的販售。


那麼您是否能借鑒各地的獨立製片經驗,對台灣的獨立製片環境及獨立影像創作者提出一些建言?

姚:台灣其實可以做更多,為什麼現在拍片老是拍高雄市?可以在旗山拍蕉農啊,台灣的香蕉這麼有名!你拍一個蕉農,用感情或其他元素包裝,還是可以傳遞出某種感覺,這樣大家就知道原來台灣有這個特產。台灣的電影不會去結合一些快樂的素材,大家都是拍一樣的東西。從前李行拍《小城故事》,就把三義這個景點炒熱了,這就是行銷,劇情內容擅用木雕和藝術,成功營造出一種樸實感。這部片賣到國外去賣得動,因為感動是相同的,然後大家就會發現原來台灣有這麼一個小鎮,所以有時候一直在拍城市,國外很多人看了是沒感覺的。其實我認為台灣電影最大的侷限是題材,資金當然難找,但是大家可以設法去尋求。



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台灣的導演很不愛看人家的電影。我常覺得導演有時候是天生的,跟一個人的創作慾是兩碼子事,有些人的創作並不是很適合大家觀看。過去,像侯孝賢,他不看別人的電影,因為他在早先已經看很多了;蔡明亮不看別人的電影我也可以理解,因為蔡明亮是一個很純粹的藝術家,他的東西很具藝術性,用感覺去抓他的感覺,他都抓得很準,所以他沒有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導演其實在生活型態上面的經驗很不足,經驗不足的狀況事實上可以透過觀賞他國的電影去補強、汲取別人的經驗,還有什麼比看兩個小時的電影更容易吸收?一般來講,我覺得看電影吸收知識是最棒的,因為人家已經把精華濃縮在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所以我建議台灣的導演應該要多看別人的電影,不然,題材上無法拓展。其實還是題材最重要,比方說《海角七號》之所以會賣座,是因為這題材台灣過去的導演沒拍過。可以看得出來,會拍《海角七號》這樣一部電影的導演,鐵定不是台北人,應該是外縣市長大的小孩,可能到台北來發展,恨台北又離不開台北、喜歡家卻又不能常常回去,基於這樣的情結,影響魏德聖拍出一部情緒這麼濃烈的電影。



所以台灣導演可以借鏡國外導演,比方說你看到《雜貨店老闆的兒子》,它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或許你去模仿好萊塢的電影太容易被別人發現,如果不想被輕易識破,不妨模仿歐洲電影或藝術電影,因為通常藝術電影是原創的,它有可能被複製,抽取部份idea去拍成商業電影或是另外一部藝術電影。台灣的導演應該多看影展得獎的片子,不見得是要拍出一樣的風格,你可以換一個方式講故事,不用跟它一樣,重點是它給了你一個靈感。



以台灣來說,明明就很多元,為什麼找不到題材拍電影?是不是表示生活經歷太淺,以致於不知道去找素材?既然生活經歷不及於過去的導演,那麼回頭去看過去導演的作品,是否能從中找尋到一點靈感?像是李行就拍了《養鴨人家》、《蚵女》、《小城故事》這類型的小品。我建議當代的台灣導演不要太自溺,應該從生活的體驗、共通的感覺出發,要感動人其實不難。2008年算是我看國片最多的一年,《九降風》是去年讓我最感動的國片,這部片的人物性格刻劃很清楚,一部好的電影就該這樣,一個好的導演他可以讓一個角色凸顯出來,看完之後你好像真的認識每一個人。我覺得題材多元真的很重要,題材多元可以幫導演走出空間。


根據海鵬網站上所公告的2009年度發行計畫,共有十二部影片已買下,檔期也已經排到今年九月。新的一年,在整體的發行計畫上有什麼規劃,選片是否有特定的方向或主軸?

姚:今年選映的影片會「更像海鵬的電影」,我覺得去年有一些片不是那麼像海鵬的電影,譬如一些戰爭片,原因在於有些片你總要給它一個機會在台灣映演,不過我們也沒有挑很多,大概4部左右。「像海鵬的電影」,意味著比較溫情的、溫馨的、感動人心的電影,比較回歸這個部份,所以今年我們走的主題是比較溫馨路線的。



一、二月會有三部片先後上映,《敬!人生》因為剛好是國曆的開始、農曆的結束,安排這種主題的電影還滿不錯的。《沒有耳朵的兔子》(Rabbit Without Ears)是因為它在德國本身就是從聖誕節開始上映,這個節慶等同於台灣的農曆年節,而且影片內容真的很開心,在德國賣到30億,片中全部德國大明星都出動了。由阿根廷導演馬可斯卡尼費利(Marcos Carnevale)所執導的《羅馬尋夢圓》(Elsa & Fred),則是因費里尼《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拍攝滿50週年,特別以這部電影向他致敬。



至於三月初即將推出的【遠方.天氣.雙影展】,《遠方》(Distant)和《適合分手的天氣》(Climates)這兩部片是《三隻猴子》(Three Monkeys)導演努瑞貝其錫蘭(Nuri Bilge Ceylan)的前作。努瑞貝其錫蘭是土耳其電影大師,因為這位導演的電影在台灣一向只在影展放映,沒有上院線,我們才會在這個時機適度地將他的電影帶到院線。《三隻猴子》是我們第一次在台灣推這個導演的電影,這部片才剛入選2009奧斯卡外語片,票房還不錯。我們後來覺得他最好的作品是《遠方》和《適合分手的天氣》,這三部片的主題和拍攝手法不太一樣,所以希望讓觀眾看看。



之後會陸續上映的幾部片包括:《心中小星星》(Taare Zameen Par)、《花園裡的螢火蟲》(Fireflies in the Garden)、《玩美舞孃》(Whatever Lola Wants)、《琴戀克拉拉》(Beloved Clara)、《喀布爾的孩子》(Kabuli Kid)、《帝國玫瑰》(Jodhaa Akbar)、《The Turtle’s Songs》等。截至目前為止,我們2009年購入的影片已經有12部,未來還會繼續增加,今年發行的影片整體而言,將回歸溫情感人的路線。



文中海報依序為:《靈異孤兒院》、《1895》、《蝴蝶》、《我敵人的敵人》、《雜貨店老闆的兒子》、《敬!人生》、《三隻猴子》。皆為海鵬影業於2008年、2009年發行或行銷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