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雅喆：「你想想，一個小孩要去看電影，就一定要有爸爸媽媽帶，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人想看《囧男孩》，我們最少可以賣出三張票……這部電影，真是大、大、大有可為啊！」

以上是誘騙製片李烈姐投資時的說詞，當時我並沒有說出心裡的不安：台灣現在嚴重的「少子化」，而且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單親，所以即便票房再好，也只能當作兩個情侶的數字算法而已，更何況，小孩可能更想看《超人》或《變形金剛》……

當然，行走江湖多年的李烈姐也只是不想拆穿我那些甜言蜜語而已，我相信，劇本的某個部分也打動了她：一個成年的觀眾，在某個時刻讀完了劇本，輕輕嘆了口氣，想起了年少的種種……

其實，我一開始就沒有將這部電影全然定位為「兒童電影」。只是大多數的人一看見小孩或者動畫，就自然連結到迪X尼去了，過去我自己就曾為了陪客戶（家教的小孩）「應酬」而昏倒在電影院裡，任由巨大的杜比音響發出重低音也無法喚醒我……

「可不可以有一部電影是讓小小觀眾可以歡笑，而讓大人也甘之如飴的呢？」

我想可以讓兩代之間互相連結的捷徑，就是那些我們都讀過的經典童話：不假思索地，〈快樂王子〉、〈魔笛人〉還有對「異次元世界」的著迷立刻迸出我的腦海。

我偏執的決定要寫「一個孤單說書人和他唯一聽眾」之間友誼的故事，而且不可自拔的，一定要讓那全世界「唯一的聽眾」最後學會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所以，「友誼」、「夢想」，這些迪X尼已經寫過千百遍的主題，終於有了台灣版，而且是「台死人不償命」的萬華菜市場版。

楊雅喆：小孩是容易被取悅的，只要關於任何尸為部首的字都可以讓他們哈哈大笑，例如：「屎」、「尿」、「屁」。

這部片當然不只以上的幾個元素，裡頭的主角還有更令眾小孩羨慕的特權：他們不停地尖叫、笑鬧、與撒謊。所有被大人禁止的事情，放在這兩個主角身上都是合理而且令人想要跟著一起做的。

而大人也不難被滿足：只要故事的情感是真實的，是眾人共同的經驗，即便是白髮蒼蒼的美國老阿伯也能被故事殘酷又溫暖的結尾弄得破涕為笑（這是參加舊金山影展的經驗），那些美國老人的反應讓我驚訝，但也證實了很多情感是不分國籍與年齡的。

人物的真實與傳奇其實是一體兩面的，我並不想把故事的主角（騙子1號與騙子2號）寫得像《惡童日記》那樣冷竣，但我仍想給他們略略超乎常人的「小聰明」與「小貪心」。

小「奸」、小「惡」與小小的「善良」，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面向，只是事件的發展程度會影響到影片的可信度。但完全的寫實，會讓故事的娛樂度減低，所以在尺度的拿捏上，我讓自己盡量回到小時候的邏輯，用國小學生能有的智力與判斷去影響故事的發展。

有了這些平凡中帶著些許傳奇的角色個性，我最想做的便是帶入一個魔幻又真實的背景，很多童年電影都會導向懷舊，但我認為那會失去現代兒童觀眾的認同。

選擇菜市場為主景，全然是因為它既存在現代台北，裡頭又擁有迷宮般的路徑。市場裡明亮鮮豔的色彩和黑黑暗暗的角落，總是可以讓人有許多聯想。

我曾經被歸類為只會拍攝「講台語的鄉土劇、不夠國際化」的導演，但是在電視圈多年的磨練之後，我不再迷信模仿好萊塢的特效與幻想情節，是讓故事好看的唯一法門。

從在地既有的養分出發，瞭解台北其實是綜和了東區101與萬華傳統青草市場的地方，不管是中產階級有教養的距離感，或是市場中大聲吆喝的直來直往，都是台灣的特色，唯有從在地出發，才不會被「國際化」口號的洪流給吞沒。

楊雅喆：《囧男孩》故事裡雖然有〈快樂王子〉與〈魔笛〉的穿插，但其實那只單純出於我個人對這兩個故事的喜愛而已，無論觀眾如何提問與猜想，我都只能說，那是觀眾自己對於角色的投射而已。

我並沒有使出任何力量在暗喻與對比上，我寧可相信：會這麼想的觀眾，必然是因為，在觀看《囧男孩》時，被施予了某種魔法，有那麼短短的一、兩分鐘，忽然變成了小時候的自己。

「讓小孩有個快樂的電影經驗，讓大人有一時半刻回到自己的童年」，就是我拍《囧男孩》最原始的初衷。

李啟源：老實說，我是到寫這篇訪問稿，才想到主題這回事。通常我並不太花時間在情節佈局，或者敘事觀點這些事情上。我花最多的時間是在瞭解我的人物。我一直有個偏見，只要我和劇中人物混得夠熟，自然會走出一個精彩的故事來。大家常愛說個性決定命運，不是嗎？劇中人物的個性，決定了他的遭遇，也鋪成了故事。至於我是不是預先考慮觀影的人？是的，沒錯！《亂青春》這部電影就是想挑戰我們的觀影習慣。我前面提過，這是一部描述時間、記憶與愛的電影，但我不用倒敘手法，相反的，我大量使用「預示」（抱歉，實在找不出更貼切的用語），所以過去式變成了現在進行式。於是在我們的記憶裡，一切都像是正在發生：午後的蟬鳴，肩頭的鳥糞，公園的鞦韆架，洞穴的浴缸，蓮花池旁的廢車場，空游泳池，海邊的雷雨……我們的青春。

李啟源：前面說過，我會花很多時間和我的人物混。《亂青春》裡的三個女孩子就是這樣混了九個多月混出來的。大家混熟了，很多看似難以啟齒、創傷的經驗，往往變成了成長歷程中最傲人的勳章。如果妳覺得電影裡人物的情緒很「寫實」，因為那本來就是真的。我並不刻意用鏡頭去「模擬」或「捕捉」她們的言語或行為，相反的，我讓她們直接「凝視」鏡頭。她們「凝視」的也許是我這個世代，她們在質問我，當初為了理想丟汽油彈的我這個世代，現在為什麼這麼不堪？

李啟源：影像將有如脫韁野馬，如果我們天真的以為可以用文字來駕馭牠的話。有「忠實傳達」這種事存在嗎？我高度存疑。一部好的小說，讓它留在好的文字狀態裡不就好了，非得翻譯成影像，才能欣賞嗎？話雖這麼說，我卻對改編詩很有興趣，詩的語言曖昧、歧異，血緣與電影較近，可以高速馳騁在意識的邊界。事實上，下一部作品《暴暴鼓》就是與詩人夏宇合作的電影，雖然我還不太清楚會變成什麼樣子。

魏德聖：這是我們最大的冒險。一開始我們所設定的主題是夢想與自我實現，主力觀眾群鎖定在大學生及社會新鮮人，但後來劇本越寫，每個角色越來越鮮明，故事越編越不可自拔地越拓越開，以致觀眾群也越開越大。過程中曾一度質疑自己的作法，但終於還是決定遵照直覺前進……也因此廣闊的目標觀眾造成了本片的最大優勢（具高票房潛力）也是最大劣勢（不易行銷宣傳）。

魏德聖：《海角七號》裡的所有人物與性格都是我週遭熟識朋友、鄰居的縮影。所以要捕捉這些人的感情及行為模式並不難，只要隨時跳進去以那個角色的角度思考就行了，這是我的成長環境帶給我較吃香、較好發揮的題材。

魏德聖：會。而且已經改編過兩本了。會改編文學作品的原因，當然就是該文學作品太吸引我，會讓我惋惜如果沒有拍成電影就太遺憾了。

蔡宗翰：《九降風》拿到新聞局輔導金、確定要開始進入籌備拍攝階段的時候，我曾經和導演討論過這部電影到底是要給誰看的？因為在初期，只是純粹地把覺得好看的故事寫出來而已，還是站在創作的角度，而非用商業邏輯去思考。說實在話，我對於創作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對於吸引觀眾卻不是那麼有把握。有想過，或許是青少年喜歡看，或許是六年級左右的男性觀眾，或許可以吸引到棒球迷，同志族群也會喜歡。結果是都有反應，觀眾在網路上的討論也很熱烈。

《情非得已》的話，一開始就蠻確定是影展路線跟卡司了，而且本片的賣點就是一個特別的形式，若是複製某些元素或公式，反而失去了影片的魅力，觀眾也不會買單。

蔡宗翰：確實都是一些有距離的事情，雖然類似的情節也多所耳聞，甚至報章雜誌上都會寫，可以理解但都非親身體驗。其實本片還是以另外兩位編劇鈕承澤和曾莉婷為主，我還是站在一個比較有距離的立場，用理性來觀察，並且提出自己的看法。

寫實性確實是我到目前為止所追求的目標，但那個寫實性，並非僅有劇情合於寫實的邏輯，而是人物的情感反應，必須能夠讓觀眾同情、理解，或是認同。這樣觀眾才能夠找到和主角互動的方式，才會產生感動。

至於在地性這件事情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其實我的生長背景會自然而然地決定我的某些選擇和判斷，刻意強調在地性反而有點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