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長的旅程

《最遙遠的距離》林靖傑導演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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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1

2007年,《最遙遠的距離》六月二十二日以台北電影節開幕片於中山堂首映,預售票五月底銷售一空,網路上不時出現求轉讓票之徵文,詢問上映日期的訊息更隨之湧出;九月,《最遙遠的距離》參展香港亞洲電影節「亞洲新導演」單元,一票難求的情況讓香港媒體對「林靖傑」這個有些陌生、卻曾以2005社會運動電影節《台北幾米》、2006性工作電影節《嘜相害》出現當地的名字相當好奇,不禁詢問「是否有緣上映?」;十月,當《最遙遠的距離》席捲校園,於台大電影節放映受到學生們座無虛席的歡迎,高雄電影節首映場同時延續了夏初北台灣的熱烈情況-「不僅是單場預售票最先被搶購一空的影片,套票一百五十席也在十分鐘內全數兌換完畢」。

《最遙遠的距離》是林靖傑導演的首部劇情長片,獲得第六十四屆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週最佳影片獎」、第九屆台北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被評為「秉持才情和社會良心,遊走在多元風貌的創作世界中」的林靖傑早在十年前就已屢獲肯定,1996《青春紀實I-荒野之狼》獲第十九屆金穗獎「最佳劇情短片」;1998《惡女列傳之「猜手槍」》獲第四十三屆亞太影展「評審團特別獎」、第二屆台北電影節「商業推薦評估獎導演新人獎」;爾後2000《我的綠島》、2004《台北幾米》、2006《嘜相害》等紀錄片、短片相繼出現於國內外大小影展裡。

自大學時代,傳播系的林靖傑就對電影著迷,退伍後成為陳國富導演《只要為你活一天》助理導演,並接下電視劇或三級片劇本創作等個案工作;在嘗試各類型劇本同時,林靖傑以《焦躁的街道》、《傾斜之地》、《流浪者之歌》分別拿下聯合文學短篇小說首獎、時報小說評審獎、時報散文首獎,開始了邊靠文學獎金貼補生活、邊踏入電影圈載浮載沉的不穩定日子。2003年因拍片計畫告吹,加上摯友陳明的才離開人世,林靖傑一度對複雜的電影工作感到身心俱疲。然而,始終相信「電影是個美好的藝術」的他,今年帶著三年多前為表演藝術者陳明才量身訂作的《最遙遠的距離》回來,引起各方矚目。拍下台東陸海美景、錄下台灣山林細語的《最遙遠的距離》以精神科醫師阿才、錄音師小湯、都會上班族小雲,逃離生活三人的三段交錯出走旅程為主軸,描繪了現代人迷惘心靈與療癒過程。

詩人羅葉1994年曾描述正準備「進入影像生活」的文學青年江邊(林靖傑筆名):「傑哥北上初期的憨野,身上有勞工子弟的濃厚氣息;但在台北住了幾年,最生猛的質素逐漸流失,變成漂泊掙扎的邊緣性格;所幸這沒使他淪落或世故,也許該感謝天生有一種窮得快樂的本事」(文訊,110期)。從「快樂的本事」到「突圍的堅持」,在《最遙遠的距離》正式上映前夕,放映周報邀請林靖傑導演細談他的創作歷程與理念初衷。

不同於《猜手槍》、《台北幾米》、《嘜相害》等紀錄性質作品,《最遙遠的距離》劇本最初起源為何?創作路線有何轉變或延續?

林:之前幾部片主題都是社會邊緣人,我喜歡社會底層生活題材,因為那是很真實的生命狀態,我自己的出生環境是中下階層,成長過程也都是在都市邊緣,「邊緣」除了物理空間的邊緣,也意味著生命情境的邊緣狀態,所以如果從中產階級的角色來看《最遙遠的距離》,可能會有別於之前的作品,但是他們的生命處境依然是在臨界點的邊緣狀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會被迫去逼視生命最真實的部份。不管是與身邊的人周旋、甚至於下班後自己面對自己,我們都很難真實地表現自己、面對自己,這幾乎已經是一種慣性。身為一個創作者,我很幸運地被迫去面對人生真實的一面,不管是小說或是電影,都是如此,但是這樣的過程是痛苦的。不管是我的哪一部作品,都是貼近我的生活、我所感受到的,我比較不想去嘗試不熟悉的題材,因為那樣只是在表現說故事的技巧,我想要的是去呈現生命的真實,雖然每部影片只能呈現出生命真實的冰山一角,但正因為如此,我更要呈現生命的真實,這是我對創作的態度。

《最遙遠的距離》跟2000年作品《我的綠島》有何關聯?為何兩部片角色名字小雲、阿才相同?

林:《我的綠島》是流離島影系列的紀錄片,總製片周美玲直接把綠島的部份丟給我,於是我開始想綠島有什麼故事?綠島讓人自然地聯想到政治犯,但現在的綠島已經成為觀光地,我近一步思考這個有趣的衝突。大學時有一位中文系的朋友--小雲,我們很投緣,她告訴我她父親是政治犯,被關了十五年,這個陰影一直跟著她的成長,她講到痛哭流涕,這件事情給我很深的印象。那時我們都很年輕,但他身上卻有這麼悲痛的事情。我要拍片的時候想到她,便邀她到綠島,去看那個剝奪十五年自由的地方,她父親當時已經六十歲了,但是她常常覺得父親才四十五歲,因為中間有著十五年的空白,以政治犯女兒身分去那個地方,感受一定非常複雜。



另外,陳明才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綠島》中紀錄的三個人之一。921地震時他到災區去幫忙做心靈重建,一年後回來身心俱疲,他說他也得了憂鬱症,於是我邀他到綠島散散心,順便讓他成為這個記錄片的拍攝對象之一。我記得在綠島拍攝那段期間,他每天一個人在這個小島上像是放逐般地隨性的走路,那個禮拜剛好是他憂鬱症低落的週期,走在這個本來是關政治犯的地方,每天拎著裝滿浮潛裝備的塑膠袋走來走去,有時拎著塑膠袋到海邊也只是坐在岸邊看著人家浮潛。我就想:以藝術家的身分被丟到綠島,能有什麼樣的啟發?於是我靈機一動,提議拍「行為藝術」--穿潛水裝戴上蛙鏡,在陸地上游泳,來呈現一種生命狀態、以及一個藝術家在綠島的狀態。陳明才聽了非常同意,我們覺得這樣的畫面、行為、狀態都非常貼切地呈現他當時的處境:穿上潛水裝備應該是非常悠遊自在的,但是人生沒這麼便宜。



在陸地上游泳,代表雖然一個人down到谷底,但還是要鼓起力氣試著前進,穿潛水裝在陸地上前進非常困難,這種種的矛盾、衝突,還有吃力、不妥協,都是他當下非常真實的寫照。這劇本是為他量身訂做的,這個部分成為《最遙遠的距離》最後的畫面。當時他在非主流已經非常有名了,但是生活太困苦了,對一個快四十歲的演員來說,年紀是件很殘酷的事情,我很急著讓社會大眾看到他這麼有才華的天才、讓他可以在主流的位置上發光發熱,所以我針對他的特質、才華、和整個生命情境,寫下這個劇本讓他演。


精神科醫師的角色意義是什麼?為何有許多「角色互換」的橋段?飾演阿才的賈孝國有什麼重要特質?

林:陳明才那時已經約有十年的躁鬱症病史,「躁」跟「鬱」交替的起伏很大,在躁的週期非常有自信、非常亢奮;鬱的週期則是心情低落到谷底,連走出門都不敢、更不敢跟人互動。陳明才十年來被這個病不斷的折磨,過程中接觸了不少心理諮商師,非常熟悉他們那一套,有時甚至用同樣的方式玩回去。這是陳明才非常突出厲害的特質:他很像精神科醫師,擅長跟人互動,我常說他有巫師的能力。做為一個劇場工作者,他不滿足於正規表演,所以他不斷地嘗試打破生活與劇場的界線,用一些特別的方式跟人互動,去穿透別人內在,把對方最真實、最深處的一部分撩撥出來,他喜歡戲劇治療,就是片中的角色扮演,這部分觀眾通常會覺新鮮,一般人都會笑。



至於飾演阿才的賈孝國是戴立忍介紹的,戴立忍覺得自己可以演好「很壓抑的、或是有憂鬱症的精神科醫師」,但是要他演起伏這麼大的角色,他覺得不太有把握。他認為賈孝國是台灣最有爆發力的演員,他們以前在北藝大曾經合作過,戴立忍是導演、賈孝國是演員。賈孝國這個名字我在十年前就知道了,他跟莫子儀合演了黃銘正導演的短片《野麻雀》,得過台北電影節的首獎,他們倆在短片裡都演得不錯。可是後來就沒有聽到有關他的消息,直到戴立忍再次提到他,我很好奇地四處打聽竟然都找不到,後來才知道他這幾年都在台東自我放逐、尋找人生的意義,賈孝國是個很有才華的怪人,經常處在自我探尋的狀態,這跟阿才、這個角色都蠻像的;比較不同的是,阿才熱愛跟人互動,在互動中撞擊出火花、借力使力,賈孝國傾向切斷與人的互動,往內自我探索,這點他們處於兩個極端,我終於找到他來試鏡,他很有爆發力。

三位主角中,莫子儀和賈孝國兩位是劇場出身,這是巧合嗎?您如何指導他們做不同於舞台表演的大螢幕表演?

林:沒有刻意要找劇場的人。阿才這個角色是為了陳明才量身訂做,他太特別、太精采,我很難找到取代他的演員,阿才最厲害的一點是:見招拆招、隨機應變,即興演出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因為他熱愛打破任何框架。我想很少人有這樣的能力,演員能夠照本宣科詮釋好已經不錯了,更何況豐富的創造力。2002年的劇本原來保留很多空間留給陳明才發揮,很多地方並沒有寫死,我不斷地和他溝通,他也不斷把東西丟進來,彈性空間很大,跟檳榔西施那場戲中的互動,是最典型的陳明才。很多即興的部分因為他不能演之後,只能定稿讓別人去演,但是想要表現的東西,基本上那個時候就已經確定了。



指導演員的部份,通常劇場的動作要大一點,拍《最遙遠的距離》時我會盡量讓他們「去劇場化」。賈孝國的部份比較難,不一定是因為劇場出身,他本身就是個怪人,平時說話常就處於比較低沉的狀態,很難抓到他在想什麼、要表達什麼,反而在電影裡比較好,我盡量要求他表現得貼近一般人。劇場身份是他的特色,也是我的挑戰,電影還是要求精準,雖然互動的戲會比較累,但是他演獨角戲時,表現會特別好!片頭賈孝國當心理醫師與病人互動那場戲,我覺得沒有幾個華人演員可以贏得了他,他在這部電影的表現不是那麼整齊,如果他可以保持水準,一定會非常棒。


如何設計錄音師小湯一角?為何選用莫子儀?

林:我那時幫陳明才設計很多角色,其中一個是錄音師,後來想拍有躁鬱症的精神科醫師,就把另外一個劇本裡的錄音師角色放進來,陳明才仍然演精神科醫師,錄音師的角色我重新設計給別人,所以必須要有所區隔。試鏡時,莫子儀外型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小湯一角其實以我另外一個好朋友湯湘竹為原型,他是錄音師、也是個很棒的紀錄片導演,外型比較粗獷豪爽、是鐵錚錚的男子漢,但也很溫柔。在角色設定中,錄音師的失戀使得工作跟生活都瓦解了,為了把自己拼湊起來,他拋下一切,帶著錄音設備出發到台灣各個角落,錄下各式各樣的「福爾摩沙之音」,這是他跟前女友的約定,現在他一個人去完成,當作一趟療傷之旅,這個角色的情感單純而深邃,對這個世間有著單純美好的想像。



劇本裡這個漢子因為感情失敗在工作現場出糗、坐在路邊痛哭失聲,湯湘竹當初考慮過接演這個角色,他說假如我找不到演員,他可以來演,但他沒辦法哭,堅持他是個鐵錚錚的漢子,我笑說是「俠骨柔情」吧!會選上莫子儀是因為我跟他講故事的時候,他的眼神專注、清澈而深情,我透過他的眼睛看到裡面豐富的情感;他有著沉靜的氣質,這個特質非常吸引人,也很符合一個錄音師的專注跟細膩,我覺得這點很棒。從一個演員的沉靜特質可以看出他在演出的時候,能夠保持一種好的狀態。我覺得他的質很棒,試鏡之後也覺得他的表演有一定的功力,屬於會把角色內化到心理,再表現出來的演員。他可以很自然的表演,而不只是皮肉的表演而已。

桂綸鎂所飾演的上班族小雲的角色如何設定?內心獨白很多,如何引導她發揮?似乎刻意用大量特寫拍她?

林:這是桂綸鎂很大的挑戰。很多時候都是她自己一個人,跟自己的內心世界演對手戲,很難。桂綸鎂飾演一個從外地到台北的上班族,一個人租房子,有著見不得光的愛情,外表非常壓抑,內在卻有著騷動不安、細膩敏感的靈魂;此外我期待這個角色在日復一日單調的都市生活中,即使這麼壓抑不堪,還是可以抓到生命中未知的希望,點燃內在的騷動,所以這個挑戰很嚴苛。這確實是我活生生感受到一個人在大都市中的渺小狀態。我喜歡特寫,但是特寫不能夠亂用。我也喜歡看人,每張臉孔都有不同的風情、傳達的情感也不同,這是一直吸引我的。當然我很欣賞台灣新電影侯孝賢導演等人的風格美學,在長鏡頭中人很小,看不清楚臉孔,呈現的是人在環境中的姿態,以及人跟環境的關係。欣賞歸欣賞,我自己不見得會走那樣的路,我特別喜歡凝視人的臉孔,透過凝視人的臉孔去看到內在深處。



至於為什麼叫「小雲」,這跟《我的綠島》中的小雲有關,我和小雲現在都還是保持聯絡。從外地來台北的人常常搬家,可是每次居住的地方都不屬於自己,每次搬家都是不一樣的狀態。我想像著一個女孩子在大都會中,南港、內湖、木柵,每隔一段時間就換一個地方,最後失去了聯絡。張愛玲好像有寫過這樣的句子:「在茫茫人海中,人像一滴水,滴到大海裡不見了。」我曾經想要寫一本小說來描述這樣的生命情境,後來沒寫。寫這個劇本時,就把這種感覺放到小雲身上,我覺得桂綸鎂有這樣的特質,她有種清新的氣質,在人群中感覺是疏離的,她很細膩、敏感,可以感到她內在有著騷動、衝突、還有不安的靈魂,外表雖然看起來平靜、有點壓力,內在卻很澎湃。後來發現她確實是這樣的人,她內在那種衝突、撞擊的能量是很值得被開發!

錄音師湯湘竹是台灣重要的紀錄片導演,如何成為《最遙遠的距離》製片?

林:我放空了近三年,如同電影中那樣完全放空,自己住在陽明山竹子湖,刻意斷絕所有資訊,報紙、電視、電腦、書-只要包含文字我都不碰,我太擅長那些東西,很容易掉回自己慣性裡,我的生活只有種菜、發呆、在樹林裡面走走。回來是為了陳明才、當然也是該回來了;可是回來時,過去累積的資源通通歸零了,我沒有自己的班底,也沒有比較有默契的工作人員、合作夥伴,小湯知道我最需要這樣的一個製片,他相信我、信任我,願意跟我一起並肩作戰,他知道導演的創作力絕對會被行政瑣事吞噬掉,所以他破天荒當了製片,我想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吧,他本來志不在此,他很真性情,跟人互動受人歡迎,但對於行政瑣事與數字,他會比我更頭大。



小湯碰過阿才一、兩次,只知道到他不按牌理出牌、離經叛道的那一面。但是有一次小湯當錄音師,我剛好帶阿才一起去探班,阿才很認真、非常深入地跟小湯討論他對《海有多深》的感覺,這次相遇讓小湯看見阿才的另一面,小湯相當感動而且印象非常深刻。當他知道阿才自殺時,他也難過,也知道這件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大,隔年我決定要拍,小湯很挺我,他了解對一個朋友的承諾是很重要的事情。而對我來說,能有個信任的好朋友在身邊一起面對難題,相挺的友誼是最珍貴的。拍片現場條件差,不少工作人員在艱難的過程中,被要求做想對比較好的東西,他們當然有時候會覺得委屈、覺得導演強人所難,但是我們既然要拍,就要有基本的品質,工作人員難免會心生動搖、或者有抱怨吐苦水,小湯在電影拍攝的過程扮演穩住軍心、鼓勵大家繼續往下走的重要角色。


以小雲追蹤錄音帶為主線,《最遙遠的距離》想要透過「聲音」表達什麼?「福爾摩沙之音」是與外界溝通的管道、還是自我保護的屏障?

林:其實之前對聲音沒有那麼用心想過,只覺得「福爾摩沙之音」可以呈現台灣的各種樣貌,組合成台灣的印象。後來設計人物之間透過聲音的交流,特別是小雲跟小湯從頭到尾都沒有碰面,透過聲音這個很抽象的東西,他們超越時空互動,兩個陌生的靈魂聯繫在一起了,聲音讓他們的生命有了共振,雖然小湯並不知道小雲在追隨他,但是小湯一直把錄音帶寄給他喜歡的人,希望他聽到這些錄音帶能夠有相同的感受,重點已經不在於誰收到錄音帶,而是他這樣的一個意念已經出發、在執行了,這個世界上會有一個人收到,並且跟他一起在這個聲音的聯繫之下,有了靈魂的共振,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好、非常奇妙,同時有點難過的一件事情。

「聲音」如何與本片主題「愛情」連結?為何將本片定位為「治療系愛情電影」?希望觀眾從中獲得什麼?

林:我不會特別說這是「治療系愛情電影」,這是一個流行的名稱啦,不完全是愛情電影,也不只是治療系電影。雖然我個人不會這樣定位,但《最遙遠的距離》確實是有治療效果,也確實是從愛情出發進一步去追尋自我真正面貌的一部電影,透過這部電影我想講的是:透過愛情去呈現生命中更深的東西。愛情最美好的部分是兩個相愛的人心有靈犀,所以即便小湯跟小雲這兩個角色沒有碰到,但是小雲已經透過聲音,對這個不斷寄來錄音帶的男子產生了心有靈犀的相通感,愛情已經悄悄發生。我希望觀眾可以在比較沉靜的情況下去看這部電影,也許會發現這是一部在講自己內心深處故事的電影,看的同時可能不斷地自我投射,因為你可能也經歷過這些,這部片幫你讓那些內心深處的故事浮現出來,也許和這部電影有些對話,也許跟自己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很多東西重新開啟對話。


拍攝地點同樣在台東,與《單車上路》、《練習曲》等台灣公路電影相比,《最遙遠的距離》的特色不同之處為何?

林:大學時開始喜歡上公路電影,溫德斯早期幾部公路電影我都非常喜歡,例如《公路之王》,它是徹頭徹尾的公路電影。我是南部人,大學才上台北,回家必須搭四、五個鐘頭的車,也曾經一個人騎摩托車回高雄,沿途經過一些以前沒有去過的小鎮,那種感覺非常美好,有點像公路電影。當你的身心都在漂泊,同時外在環境不斷地給你新鮮的感受、跟你對話,旅程就不只是身體的旅程,也是一個心靈的旅程;我覺得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條抽象的公路,等著你去踏上,這條公路時隱時顯,當你遇到困境,那條公路就會浮現,召喚著你。踏上這條公路,你就出發了,那是一趟追尋自我之旅。公路電影有這樣的特色,他透過身體的旅程,讓你的心靈不斷地探索。在這部電影中,這三個碰到困境的人從都市出走,走向東台灣讓人身心沉靜安定的好山好水、走向一望無際的公路,再慢慢進入內在的旅程,更重要的是內在的旅程能走得多遠。這部電影最想呈現的是這個部份。

請推薦週報讀者《最遙遠的距離》非看不可的理由。

林:應該沒有任何理由要人家非看不可(笑)。但是,我覺得假如觀眾有機會去看《最遙遠的距離》,我期待大螢幕正在上演的電影也是觀眾自己內心深處上演的故事,它會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你的生命,你從中獲得感動,被了解或者抒發,並且讓你有機會跟離席很久的自我對話,我相信《最遙遠的距離》是每個觀眾內心都在上演的一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