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發聲，主動出擊：
台灣目前的紀錄片熱潮，如果確實是有一支是朝向團結、向內凝聚、往一個中心凝縮、由「同一性」（Identity）邏輯進行導引的力量的話，那麼民族誌影展也許可以發揮一股恰好反向、或者至少與之抗衡調整的力量。
人類學作為一個學術部門，在成立之初，其實就已經和「差異性」邏輯難分難捨：人類學者不斷與異文化、與「他們」遭遇，也因而不斷重劃自身文化的輪廓、反覆探問「我們」究竟為何。正如訪談之中林文玲教授所言，連續四屆影展下來，每次都能收到一些認為自己符合影展徵選條件的作品，然而，這些影片卻一次又次拓寬了原本影展的包容視野、反覆改寫了民族誌影片的定義。
因應影像時代來臨，在人類學學門之內衍生了「影像人類學」，試圖在影像再現的層次上，去討論愈來愈影像化、同時也更加複雜的世界。事實上，人類學在十九世紀誕生之際，就已經具備了影像的性格：攝影術的使用、田野調查的照片文獻整理、對於異文化的凝視、帝國之眼、將整個世界加以圖像化，等等。因此，影像人類學的興起，並非是人類學學門迎合近年來視覺文化研究興起的熱潮，反而是藉著回溯到人類學起源的那一刻，反身觀看、重劃視野、再定義自身。
同時，或者正是因為如此（人類學與視覺性難分難捨的起源），人類學也決不會在這個影像時代缺席。人類學家們不再只是十九世紀那般獵取奇觀、以影像框取結合鋼筆書寫的暴力；二十世紀以後，不是人類學家將攝影機交予原住民，就是原住民自己組織起來、主動爭取攝影技術的進用權利，在一種非單向的視線之維，試圖對更為複雜的觀看、再現弱勢族群的問題，進行更為細膩的討論。林文玲教授於訪談之中說明了「在地發聲」的意涵，舉出了獨立製片的原住民導演，以及巴西、澳洲組織化的原住民影像計畫，都說明了民族誌影片已然進入了新的紀元，擁有了嶄新的意涵。
確實，影像具有不可小覷的力量。然而，這力量除了直接對於個人心靈的視界產生了衝擊或者拓寬之外，基本上，它的力量仍是間接的。尤其在這個影像爆炸的時代，大量湧出而流動四散的影像之力，其實需要有理想性、有組織性的導引和匯聚，影像力量才能真正落實和發揮。影像人類學作為一個學門，就是試圖透過嚴謹的文字和論述，去深掘、去接生影像內在的各種力量和意義。而民族誌影展，則是藉由走出學院、向一般觀眾映演，試圖讓影像的力量得以發散至社會之中。
因此，民族誌影展若要發揮影像力量，誠如林文玲教授在訪談中提及的，就必須組織常態化、運作制度化、以及行銷推廣等問題；作為一個非營利影展，這些問題正好反映了一種非商業的、而是社會運動的態度。影像可以產生感官上的衝激、文字論述可以深化討論、而影展的組織運作則是為了讓衝擊面加寬、讓討論的成果得以播撒成蔭。本週的頭條採訪單元，於2007第四屆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舉行的前夕，為讀者們專訪了策展人林文玲教授，請她介紹了這次的影展內容，也請她為影像如何發揮力量的策略，提出了許多珍貴的意見。
今年第四屆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怎麼會用【在地發聲】作為主題？
林：以前，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大概都是原住民族群，他們一直是被書寫、被拍攝的對象。但是八零年代左右，攝影機開始輕便化、便宜化、普遍化等因素，讓原住民有機會去接觸新式媒體，一、二十年下來累積了不少的作品。這次影展就關注在這個現象上，透過影展去介紹原住民與影像媒體之間的關係。這個部分有一個特點：不只介紹原住民怎麼使用影像媒體，也去整理非原住民的民族誌影片工作者如何去呈現原住民。所以看起來好像原住民發聲作為主軸，但是其實我們希望帶出「民族誌影片怎麼去表達、再現原住民」的廣義角度。其實是兩個條件互相對話，藉此看出原住民影片有何不同、或是原住民本身看出自己的意涵到底為何。
也就是說，一種是由原住民自己拍攝、另外一種是以人類學研究者身份來拍攝，兩者呈現出不同的視野嗎？可以請您舉一些例子嗎？
林：這次我們有五個主題，其中一個是【回顧專題】，介紹了三部影片。其中有二部片跟新竹五峰賽夏族的矮靈祭有關，相當有趣。1936年日本人宮本延人拍攝了五峰賽夏族的矮靈祭。五十年後，台灣的漢人人類學家在同一個地點拍攝了同一個祭典。整個儀式變化不大，但卻可以經由兩部片的並置，呈現出不同的視角和意義。另外一部片則介紹了很有名的民族誌導演羅勃嘉納（Robert Gardner），他的手法常常引起熱烈討論、甚至爭議。他常常配合一些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而一起拍攝。視覺文化研究或是民族誌影片的課程，常常會放映《死鳥》這部影片，因為它的爭議性非常大，可以激發很多討論和思考。這部片中你可以看到英國人類學者如何和影片工作者一起去呈現巴布亞新幾內亞這個地方。以上三部屬於【回顧專題】，比較沒有原住民自己拍攝的影片，所以我們在【導演專題】中安排了兩位導演：一個是美國庫比族非常著名的印地安導演瑪莎耶瓦（Victor Masayesva），另一個則是台灣的馬躍比吼。從他們的作品可以發現，原住民自己拍攝影片會比較像是獨立製片，也因此我們得以瞭解從他們觀點所反映出來的東西。
這次影展也包括了來自些巴西、澳洲的影片，怎麼和【在地發聲】的主題扣連呢？
林：剛才提到的【導演專題】，其實是比較屬於從個人導演出發的獨立製片，許多原住民創作者都是以「單打獨鬥」的方式在努力。不過，電影畢竟是個相當大的工業，需要許多人力、資源、技術、映演等層面上相關配合。原住民自己拍片發聲的另外一種方式，則是屬於組織運動形式的。所以今年我們放眼全球，介紹了以輔助原住民與影像軟體更緊密結合為宗旨的相關組織機構，總共有三個原住民影像機構專題：其中兩個來自南半球、另外一個則是巴西。【巴西村落影像計畫】是非常有名的資助計畫，始於1986、1987年左右，至今已經有二十年歷史了。早期因為輕便攝影機出現，促使巴西原住民拿起攝影機去對抗、回應政府的壓迫；作品累積、發展到現在，其實已經跟早期的作品不太一樣了，影像的語言、攝影機的運作都相當靈活和流利了，而故事的內容、甚至影片的形式，也相當獨特而且成熟。在他們的拍攝計畫執行了二十年之後，這次民族誌影展選入了三部影片《村落影像秀自己》、《伊邦小孩的影像信》、《樹果飄香的季節》。
另一部份我們介紹的，則是全世界第一個原住民電視台－「中澳洲媒體協會」（CAMA）。CAMA早期推動的是「廣播」，致力於如何讓地處偏遠的原住民經由廣播而和媒體有所接觸。後來，組織才開始發展「錄影帶」部門，1980年到現在其實已經將近二十年；由於錄影帶的映演方式，是透過電視台跟衛星影像，所以節目形式比較短，大約二十幾分鐘。這個組織之所以入選民族誌影展，是因為CAMA一直在推動原住民跟媒體之間更為緊密的結合；而早先發起這個機構的人也都與澳洲原住民權利組織有關。至於台灣的部分，則一定要介紹「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基本上，他們也是機構性、組織性的提供支持，讓原住民以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看法與他們的現實處境。所以，民族誌影展除了導演專題、或個人獨立影片之外，就是這三個影像組織的部分。
除了原住民族電視台以外，台灣現在是否也有像巴西這樣規模較小的民間團體，進行在地發聲的影像製作？
林：原住民跟影像媒體、紀錄片開始產生比較強烈的連結，差不多是在十年前的「全景傳播基金會」，他們推動拿起攝影機來拍攝自己的故事。當時，「地方訓練攝影工作者計劃」在北中南東都有舉行研習營，幾乎每個地方都有原住民參與。據我所知，東部地方的訓練營就出了好幾個那時我們認為非常好的導演，比如說楊明輝和劉康文，經過訓練之後，他們的第一部作品都非常有震撼力，表達得非常好。可是就這幾年的觀察下來，當初參與訓練營的人的後續發展如何、以及他到底能不能把紀錄片當成職業或志業，我覺得已經不是當初訓練營的想像所可以包含的了。因為我其實一直強調，雖然身為獨立製片工作者，影片生產畢竟還是跟大環境有直接關係，例如可不可以把紀錄片當作一份工作、能不能養活自己、拍出來的紀錄片能夠在哪些地方撥放、甚至能不能夠成為職業或志業等等。顯然地，「全景傳播基金會」的訓練營帶出了一批人，可是影像工作如何持續，如何在台灣紀錄片環境不是很發達健全的情況下持續的去創作，其實都是很大的問題。所以我會覺得，最終還是大環境的問題，我們沒有好的紀錄片環境，以致於很多原住民朋友儘管有很多好題材、甚至說有很好的電影感，可是他必須要為生計而工作而無法拍片，或是他們不曉得可以跟那些機構去做連結，讓已經拍出來的影片可以有計畫地放映、有好的放映場所等等。巴西的原住民現在拍攝的影片，之所以能夠持續生產，跟很多輔助團體或是NGO團體都有關係；這些組織讓他們有技術去拍攝、幫他們推廣、放映，甚至推他們的影片到很多影展，跟自己原住民團體以外的、更大的主流團體做連結，讓他們東西可以被看到、並且讓更多人發現其特別之處。
近幾年來，紀錄片與各種影展發展蓬勃，民族誌影展要怎麼面對此刻的環境？有何優勢跟劣勢？
林：可能可以這樣說：其實民族誌影展是一個非常「小眾」的影展。比如紀錄片雙年展，誰都可以去；而女性影展的性別議題，不管男生女生大概都會知道是在幹嘛。可是就民族誌影展而言，民族誌影片到底在做什麼，大家就不太知道了。這幾年策展下來的經驗很有趣，每個人都在問我：民族誌影片到底是什麼、內容是什麼？要我給一個定義等等。老實說，我講不出來它的定義，可是，當我看到每一屆都有好幾百部試著投到我們影展的作品、當他們認為自己的影片符合我們影展的時候，我發現，我們對於民族誌影片的看法，反而被這些導演拓展開來了。也就是說，舉凡有關文化內涵、關切的紀錄片類型的影片，我們民族誌影展都可以容納，這其實拓展了我們以往對於民族誌影片狹隘的看法。另外，民族誌影片雖然是一個小眾文化，大家也不太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可是如果你看一看我們歷屆的主題：比如第一屆的【島嶼連線】、第二屆的【遷徙故事】、第三屆跟【家的變奏】有關，這些主題都跟生命經驗、或台灣作為一個島嶼國度、作為移民性的社會，有著很強烈的關連性。
這樣的主題其實很多人都會想了解，如果我們用影片本身較為平易近人、大眾較易親近的特性，去加以推廣，其實確實能夠留住一定的觀眾，也就是說很多觀眾從第一屆到現在第四屆都還繼續參加。我一直覺得，影展中有不少學術性強、探討深入議題的片子。這個時代如果要能吸引觀眾來看片，卻要是比較討喜、歡樂的片子。可是這幾年來，我們發現社會上還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需要透過比較深度的影片，來理解一些問題中比較有內涵的層次；雖然說觀眾群會比較固定，但是也好像不太會流失，而且看過了一次影展之後會希望下次還要再多介紹其它片子給他們。而我們在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隔一年，也就是雙數年，都會做台灣各地的巡迴映演活動。很多沒辦法來台北看影展的人會說：「天啊！有這麼好看的片子我怎麼都不知道！」所以說，雖然民族誌影片好像是小眾，但是議題卻又很切身，然後又希望藉由電影這一種比較不那麼嚴肅、比較有穿透力的方式，去導入一些大家都很關切的議題。
您在這幾屆影展中，是否有觀察到特定的觀眾群？
林：觀眾可能主要就是製片工作者、老師、相關科系的學生，等等。可是其實也有很意外的發現：上次的影展主題是【家的變奏】，我發現有很多新的觀眾跑出來。我們那次的影片是在探討「家的形式」跟「家的多元性」。當然，我們每次影展其實都會有幾部跟性別議題有關的片子，所以上一屆中，有部影片叫做《我的美麗與哀愁：巴基斯坦的跨性人》，其實就有很多關心這個議題、性別少數族群的朋友來看片。還有，上次我們選入了一部亂倫的片子《我親愛的孩子》，沒想到很多諮商科系、心理學科系的老師看過之後，就很想推廣這部影片；他們說他們怎麼都不知道有這麼一部影片，可以跟學生一起看、一起討論這個議題。所以有時候會因為影片的題材讓我們開發了新的觀眾群。
還有什麼可以主動找出新觀眾的方式嗎？
拓寬新的觀眾群、養成一些新的觀眾，其實一直是我們的企圖，而且我覺得這樣的目標是很好的。只是，我覺得做影展還是要有「經營」的理念，也就是要有「行銷」的概念。幾屆影展下來，我發現需要去上一些行銷課程，這樣才能把好的影片以及互動的場域，更有效地傳達給大眾。這部份我覺得一定要加強。
很好玩，很多人其實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們；比如台北市政府公關處說他們可以幫忙貼海報，她告訴我們可以利用很多既有的通路把訊息傳出去。其實我們已經慢慢在累積一些這樣的管道。
我覺得一定要改善目前影展推廣的情況，這個部份要加強，要「主動出擊」。所以我們除了透過既有的平台、管道去發出訊息，甚至我們工作人員都到處去「出賣」我－當我的經紀人，跟電視台或是電台接洽，然後叫我去上節目等等，團隊機動性其實很高。今年我們的promotion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改變，但是我想到了一些新點子。比如說，以前是發新聞稿給一些平面媒體、雜誌、電子媒體、電子報等等；我認為這些管道是基本的、一定要做到的。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是一個小影展，經費不是很多，沒有辦法請誰來當代言人，但是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會盡量的去開發，所以會用一些比較「土」的方法。例如說，我會請我們的工作同仁去看一看學校老師們所開的課程，尤其是和通識有關的課程，我們可能會主動去跟老師接洽，比如我們會去跟教授台灣史或是族群發展史的老師說，其實有哪一些影片搞不好你會有興趣帶同學一起來看。甚至我們今年跑到台北一些學校相關科系去跟對方約時間，可能花個十分鐘或是一個小時去介紹這個影展，告訴對方我們其實有團體方面的票價折扣，希望大家一起來看片。
民族誌影展的時間似乎比其他影展都短，有沒有考慮加長天數、達到一波推一波的宣傳效果？
如果影展時間拉長，相對的成本就要變高。基本上，我們這個影展和其他影展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其他影展可能每一部影片至少映演兩次，而我們只放一次。總共是四天又一個晚上，總共五天。因為如果只有放一次，所以假如你很想看的話，就會排除萬難來看！而且其實觀眾群大概是固定的，如果只給大家一段時間，也是成本上的考量。
我們這個影展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我們會盡量邀請國外導演能夠盡量出席其它影片的放映，也就是說我們會把他們拘留在這邊五天〈笑〉，請他們在這邊看電影。當然，他或她的片子放映時，我們也希望導演在現場跟觀眾做QA，我們都會做即席翻譯，就算是葡萄牙語，我們也可以找到翻譯。不過，我們希望導演在五天之內，不只是看自己的片子出席QA，也還要看別人的片子，尤其是台灣導演的片子。影展這邊邀請外國導演，會幫忙負擔機票以及住宿費用，然後跟導演特別講說：拜託！一定要看我們台灣的片子，給我們在地導演一些好意見等等，盡量把外國導演拘留下來！雖然當然也有會一兩個導演想在台灣玩一下就會跑出去啦！〈笑〉不過大多數導演都很熱情來看我們的片。藉由這樣的機會，國外導演會跟我們在地的紀片工作者產生互動，甚至產生一些很好的關係。比如之前有一個例子，有一個外國導演看到我們好的片子之後，引介到他們的國家去。
這樣談下來，在台灣推廣原住民議題以及這個影展，您覺得最大的困難是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經費」是一個問題，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組織」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是一個民間學會，是一個人力很少、沒有收入的一個組織。於是，到底我們這樣的組織要怎麼走下去，就變成一個重要課題了。在台灣有這麼多的影展，有很多影展可以拿到很多經費；但是我們這個影展沒有辦法像紀錄片雙年展拿到那麼多經費。所以，人力、物力、以及一個組織要怎麼維繫運作下去，會是這樣一個影展能不能繼續走下去一個大問題。
因為這四屆影展以來，我自己都是非常投入，但是其實已經沒有辦法繼續這樣。雖然它畢竟是我專業服務的區塊，雖然我很樂意做這件事，可是我還有其他教學工作、還有其他學校的責任要做。像2001年我投入太過度，在身體上、精神上、時間上都有點負荷不了。所以影展勢必要組織化、常態化，也就是一個組織要常態化，就要附屬於某一個機構。比如說，我們雖然是一個組織，但是我們的辦公室其實是中研院民族所提供的工作空間，而中研院民族所則是我們的一個協辦單位。不過這樣其實不是一個穩定、長期的方式。其實台灣有很多學會、協會，也都面臨跟我們一樣的問題。
您覺得比較理想的組織與運作方式是什麼呢？
法國的「國際民族誌影展」（Bilan Du Film Ethnographiqu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一直都和博物館〈法國巴黎人類博物館Musee de l'Homme〉做緊密的結合，也就是說，民族誌影展是博物館的一個業務、一個單位；所以它這幾年做的人類學影展就在那個地方，而且它的人力編制可能就是博物館的人。其實國外有不少民族誌影展，可能都是大學院校的人類學系相關部門在推動，可能人類學系本身就有這樣的部門，甚至他們會製作影片、收藏影片等等，也就是說它是個常態性的機構。這種作法在台灣還沒有實現。雖然我們的民族誌影展，是亞洲第一個民族誌影展，可是它必須要有更強的組織結構的東西來支撐它，才能把這個影展常態化。
最後，可以請您私人推薦三部影片給《放映週報》的讀者嗎？
這次影展中，有幾部片我想稱之為「音樂敘事」的系列，也就是影片中以很多音樂歌唱的方式、去跟主題做了很好的結合。有一部片叫做《彩虹古巴》，是一個德國導演拍了五位男同志跟一位變性人的故事。我覺得電影的形式用一些唸詩的方式，把影片弄得很有詩意、很有質感。因為古巴是一個工人國家，它對於男同志當然施加了蠻大的壓力，而片中透過古巴的歌唱和音樂，把這個議題呈現得蠻好的。
另外一部片是《自由之聲》，也可以算是音樂敘事系列，主要在介紹馬達加斯加的一個樂團。那個樂團基本上一開始是為了反殖民，訴求就是如何脫離殖民統治。可是後來脫離殖民、獲得獨立之後，這個樂團卻並沒有因此而從社會上消失，他們繼續探討其它社會議題，比如說貧窮、教育。整部影片就貫穿了這個樂團的歌曲，整個看起來非常的流暢。
另外，民族誌影展一直都甄選很多關於「地方民俗」或是「祭典」的影片。這次有一部影片來自尼泊爾，叫做《赤靈遶境》，其實有一點像我們的媽祖出巡，可是他們繞境的是一根十六公尺高的巨大柱子，一路上搖搖晃晃，但是信徒不能讓它倒下去，如果倒下去的話就代表往後社會會不安定，所以你要在山間道路上維持那麼高一根柱子不倒還真是難。這部影片我們台灣的觀眾看了應該會覺得蠻親切的。雖然神的樣子不太一樣。
還有一部片《畢摩紀》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影片，最主要是在談彝族的祭司，畢摩就是祭司的意思。這部影片的質感非常好，導演楊蕊很厲害。這部影片中你除了可以看到彝族祭司如何從事他們分內的工作之外，你也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其實非常優異的、掌握影像的能力，相對地和台灣的風格非常不一樣。
2007第四屆民族誌影展網頁： http://www.tieff.sinica.edu.tw/
時間：9/28(五) – 10/2 (二)
地點：真善美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