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即社會實踐
試圖串聯社會議題與藝文欣賞的「鐵馬影展」，二○○五年由專司蒐集、整理、報導社會運動的苦勞網及多位關心社會與影像互動的人士共同發起。影展的初始構想，是在本土紀錄片漸受矚目的同時，以社會議題為核心，匯集紀實影像作品作為組織教育與運動串聯資源，最早以「影像讀書會」形式在苦勞網與少數社運同志間發生，其後有來自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管理研究所等學院新血加入，才發展成對公眾開放的影像資源平台。○五年四月，影展首度在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開幕，共邀集十五部國內外紀錄影片，五場系列座談嚴肅審視社運紀錄片製作、紀實影片的拍攝與被攝倫理，及紀錄片商業映演牽引的社會效應。○六年影展以「全球化」為中心主題，擴大輯選三十部影片，並在台北展期結束後接連巡迴新竹、嘉義、美濃、花蓮等地。
○七年九月，「鐵馬影展」三歲，依然透過電影與相關論壇引誘我們向世界提問、對社會反省。二十八部播映作品區分為七個單元：「不公平的規則」面向資本主義私有制度透過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家園戰場」再現因政治剝削而成抵抗戰場或廢墟的美麗家園、「顛覆文化顛覆」呈現嘲弄體制力量的瘋狂想像力、「白色南方」關注菲律賓地區因政治而飽受殘害的人權、「日日春」凝視奮力追求工作權與人權的性工作者、「河海天堂？」痛惜受污染的河川與從而受困的漁民、「紅色紀事」回顧政治異議引來的屠殺傷痕。專題座談結合「紀錄片職業工會」，再次省思紀錄片的生產機制與社會影響。「亞洲獨立影像媒體論壇」更聚合韓國、香港、菲律賓、台灣等地的獨立影像製作團體及個人，使其交流。
透過集合影片、播映影片、討論影片、反思影片的產製流程，「鐵馬影展」積極突顯影像的知識功能，並開發更具批判可能的觀影行動。本期週報專訪影展策劃小組代表孫窮理、王藝樺，並精選○七年受邀影片評論四篇，與讀者共享此影展含納的豐沛熱情與知性想像。
一、苦勞網秘書長孫窮理暨執行秘書王藝樺專訪
今年的片單一舉含括來自韓國、菲律賓、柬埔寨、泰國、印尼、新加坡等眾多亞洲地區的影片，「亞洲連線」是影展有意打造的選片方向？
王藝樺：去年在台灣有個「亞洲勞動文件展」，由差事劇團邀請一位菲律賓策展人針對東南亞影做規劃，影展的內容非常扎實，可惜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我們從中選取我們有興趣的片子重新播放。此外，我們陸續接觸一些來自菲律賓的團體，他們把紀錄自己受壓迫狀況的影片釋放出來，也很有利我們規劃相關專題。事實上，我們與亞洲、澳洲等地共八個國家組成Asia Media Net作為內部聯絡網絡，這個網絡包含韓國的組織與社運相關影展，還有香港社運電影節及馬來西亞自由影展，本屆影展中，許多關於菲律賓與韓國的片子都是由這個網絡的朋友推薦而來。
我自己是這樣想，作為觀影人口，我們常常接觸來自第一世界的影片，十分熟悉第一電影的商業美學和第二電影的作者美學，可是有很多第三電影的發展也非常優秀，儘管他們呈現的不是我們熟悉的美學，但他們不僅有自己獨特的形式，觀點也非常在地。我們生存在亞洲，可是在心理上跟亞洲的距離很遠，這跟過往的歷史文化脈絡有關，而我們希望透過影展重新將自己鑲嵌回亞洲的脈絡去。
目前為止，紀錄片是鐵馬影展蒐選的主要片種？
王藝樺：目前為止的確都以紀錄片為主，但還是有劇情片被選入，像今年擇選的《燃燒的劇場》、《麥相害》都是劇情片，《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也算半劇情片，因為內容有一些劇情模擬，我們也不排斥動畫，所以形式上是不侷限的，只是紀錄片陳述現實生活的比重較大。
孫窮理：第一屆影展結束，陳明秀借給我們一個動畫，講WTO議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其實把WTO跟動畫結合是一個很有創新性的想法，我們喊反WTO喊了這麼久，很需要有這樣的東西出來。其實講到動畫，我還想，說不定應該玩出更多東西，台灣是是動畫代工大國，今天手腳俱全，但還有點缺乏腦袋，如果能有一些idea跟方向去把手腳組織起來，之後就能變成在各方面都可以動的東西。雖然社運相關的idea現在看起來還算小眾、另類，可是說不定從這裡出發，可以有一些東西發展出來。
鐵馬影展在議題和哲學面的思索、立場非常清楚，但是作為影展，影片的美學呈現仍是選片時的重要考量嗎？
王藝樺：當然是的，可是我們的美學不是狹隘的美學，不是一般認知的「美」。美的價值是被訓練跟建構出來的，我們之所以覺得某些電影才是電影，基本上是因為長期受到好萊塢電影或商業電影的訓練。當然看影展的觀眾也有既定的美學價值，它是透過影展建構出來的。而我們談的美學，是一部影片使用某個形式的意義，或是影片形式與內容之間結合的關係；每種東西都可能呈現不同的美學、適用不同的評論方法，我們都不排斥，也相信每一種美學都有它的觀眾，只是要找到方法把他們串聯起來。
這個影展的出發點可以說是透過藝術、影像或媒體去處理社運上的群眾教育或是理念討論，就前兩屆的經驗來看，一般觀眾的反應如何？社運團體的迴響呢？
王藝樺：前兩屆有個狀況，就是座談比電影熱，很意外地，有些觀眾其實不知道苦勞網，應該說絕大多數的人不知道苦勞網，有些人甚至不知道電影資料館，他們都因為要看這個影展來到這裡。這群人大致上是喜歡看電影的，然後也有一群朋友是因為關心社會議題才來，這兩群人過去可能在某些場地有所交集，但大多時候沒有機會碰頭，我們透過這個影展讓他們匯集起來。
孫窮理：社運團體要分成好幾塊來看。我們一開始希望有一些工會的朋友會對這個東西感興趣，然後來看，事實上並沒有，三屆下來工會幹部有來看的加起來不超過五個吧，普遍的工會對這個東西反應是比較弱的。另外一塊是NGO組織，我覺得NGO組織跟影展的關係比較大、會比較care這個問題的，大概是自己有在做類似事情的，像「工商協會」，他們自己有在拍片，或是「日日春」，他們有一些片子可以拿來這邊放映，或者他們有一些想法，想要拍攝或製作屬於他們自己的紀錄片，甚至做發行的工作，我們跟這一類團體有比較多接觸跟對話。另一個層次就是NGO組織裡的個人，他們會因為有興趣所以來看，我們跟所謂社運團體的關係大概就是如此。這一屆特別明顯的，是想要做些事情的人越來越多。你看今年參與「亞洲獨立影像媒體論壇」的團體名單，拿「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來說，它不是一個記錄片相關組織，但它想要用紀錄片去做些事情；像這樣的團體越來越多，組織性的合作在這一次開始有了新的發展。
所以目前看來，影展的「跨界」特質吸引的也是「已經在跨界的」群眾？
孫窮理：不可否認是這個樣子，但我覺得鐵馬影展扮演放映的角色，實際上跟群眾和組織的接觸面沒有這麼大，另外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好比說拍攝工殤者、讓聯結車司機自己拿攝影機拍攝的「轟影展」，或者更多紀錄片工作者，他們接觸到更多群眾。所以我覺得鐵馬影展扮演的角色和苦勞網作為另類媒體的角色有一點接近，我們不是實際上去面對群眾的組織者，但這個平台的存在可以帶來組織間關乎工作方法和想像的交流，我們提供出我們看到的訊息，這些訊息對於想要拿影像做工具的人會有一些幫助。
前兩屆影展都曾到台北以外的地區巡迴放映，嘗試與社區運動取得聯繫，今年沒有巡迴的打算嗎？
王藝樺：我們今年沒有辦巡迴主要是因為文化局的補助到八月底才確認，資源來得這麼拮据而驚險，加上人力不足，使我們沒有辦法規劃巡迴場。前兩屆的巡迴經驗，一來沒有人力、沒有錢，二來沒有想清楚巡迴的意義或我們與巡迴場合辦單位的關係，也留下許多反省、檢討的空間──比方，倘若合辦單位只是在台北以外的地方複製這個影展，拿片子去放卻沒有做任何組織宣傳，是不是有點可惜？過去的巡迴多少依靠一些「在地合作」，合作的組織多半長期跟苦勞網有合作關係、彼此有信任基礎，但我們仍然期望他們進一步擴大參與。我們一直把巡迴放在心上，甚至也把影片的發行放在心上，但眼前只有這麼多錢跟這麼多人力，也只能先做這麼多事，然後把它們做好。
孫窮理：去年的巡迴場我覺得有個很重大的意義，就是「在地化」。當我們的片子不是在電影資料館這樣的「類電影院」放映，可以產生更多跟運動結合的可能性，這個部分我們很小心地一步步在嘗試，也是一個思考的重點。今年我們其實也受到很多過去巡迴合作的團體邀請，可惜資源不足以支援巡迴，但我們仍繼續思考相關的課題。我們現在聽到「影展」兩個字，一般的想像就是在電影院裡放電影，可是我們過去的巡迴場曾在一個讀書會場地放映影片，今年不巡迴，有人便反過來問說，難道在電影院放映比在讀書會放映更好嗎？當然未必更好，因為在戲院裡，映後座談能夠觸及的層面比較少，基本上導演或演員現身，觀眾多半還是來看明星，但是希望經營深入座談，說不定讀書會更合適。只是，要把關於一個片子的討論處理到這種程度，就需要比較細緻的佈局，比方，巡迴現場的背景與脈絡就需要事先跟導演溝通，合作單位的想像和導演的想像需要被協調，這非關智慧財產權問題，而是影展單位怎麼在拍攝者、觀影者、甚至被攝者中間做個完整橋樑的問題。
有人開玩笑說，我們巡迴騎鐵馬繞台灣一圈就可以拍成一部紀錄片，說不定明年我們把三屆影展的片單整理一下，挑出適合巡迴的，就提著一箱片子去全台走透透，甚至「練習曲」到鄰島去。其實我昨天還在跟「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朋友聊，因為「黑潮」打電話來極力勸說我們到花蓮辦巡迴，雖說決議今年不巡迴，但我覺得自己根本無法說服他，因為我後來提到關於古巴的《社區的力量》那部片子，覺得跟蘇花高的議題很能相互對話。古巴在被美國的封鎖的情況下，長期沒有石油可用，古巴人只好在都市裡把空地變田地，因為沒有石油所以也沒有殺蟲劑、沒有肥料，連幫忙運菜的車子都沒有，不得不發展出有機農業，他們的觀點跟一個怕生病的都市人很消費地去看待有機是非常不同的，這提供一個思考的契機──蘇花高背後的意識型態就是追求快捷便利的交通，但古巴的例子證明，把資本主義世界想像的快捷便利交通切斷後，結果竟然可以是一個美好的生活；就算現實並不真的那麼美好，它還是一種可能，這可以給後山一些思考，交通便利不見得是後山的救命丹。我自己真想拿這片子去花蓮放。
不過今年雖然沒有巡迴場，卻特別規劃了「樂生場」。因為在415遊行以後，樂生療養院的抗爭至今仍面對很長的消耗戰，政府表面上沒有實際的動作，檯面下卻一直在給院民施壓，之前有很多外部聲援團體進駐樂生，可以把戰線延長，但時間一久，支援的力量變少了，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影展樂生場跟樂生保存運動現場再做結合，希望在九月初開學的時候一波新的動員，讓關心樂生的人重新回到運動的場地去。九月15、16日兩天，我們在樂生播放「家園戰場」專題的四部片子，守護家園的主題在樂生療養院恰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透過這個主題的放映與樂生動員做結合，也等於是運動現場跟文化行動間的搭配，這方面的思考其實很重要。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共襄盛舉。禮拜六下午我們先放片子，之後有個烤肉啤酒大會，然後十點鐘開始又有蚊子電影院的露天放映，一直夜宿樂生，第二天起，所有人變成一個營隊，安排一個樂生巡禮活動，然後是「樂生尋寶」；目前爭取保存樂生的團體希望整理出一個博物館，所以邀大家一起去樂生翻箱倒櫃找出一些以前的東西來充實博物館的內容；最後再跟樂生居民聊聊天，鼓勵他們一下。整個鐵馬影展樂生場的設計，可以說把「映演」本身作為文化行動──記錄片是文化行動，小劇場是文化行動，映演也是文化活動。
今年影展跟「紀錄片職業工會」合作，在座談議題上設計了紀錄片商業映演的相關討論，方向上似乎要討論怎麼透過映演來推廣影片跟影片關心的主題，但關於紀錄片的商業映演，另有一些討論關心商業化模糊掉影片的批判力量，這也是今年論壇的焦點之一嗎？
王藝樺：苦勞網和鐵馬影展的立場很清楚，就算我們必須跟商業機制有所聯繫，也不會那麼困惑，比較容易困惑的，是為了生存不得不跟商業機制有所聯繫的創作個體，他們不一定服膺商業機制，但因為獨立創作，必須跟商業機構或是媒體頻道有一些合作，台灣的獨立創作者對這件事頗有焦慮，這也是他們組成工會的原因。當然他們會期待正面迎戰這個問題，而我們又是史上話最多的影展，很多話想說的紀錄片工會找上話很多的鐵馬影展，就變成兩場座談；這兩場座談事實上就是要談上下游怎麼相互應對，從製作面出發去談映演後引起的社會效應。
孫窮理：我覺得蠻有趣的是，有一些社運團體開始把影像工作引入到他們的組織工作裡去，讓影像工作跟組織工作結合，這是一種人；剛剛藝樺提到的獨立紀錄片導演是另外一種人。組織有組織的脈絡，它是基於組織的工作方向去發展影像作品，跟不得不去跟其他媒體或是商業機制合作的導演不一樣，問題是，這兩塊東西其實不應該這麼不一樣。有沒有可能發展出更多機制讓獨立導演投入到社運組織？或是當紀錄片議題跟社會運動議題疊合的時候，導演的創作能跟社運組織的想法做疊合？這是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要拿商周跟楊力州的事情來說──商周花錢請人拍了一個片子，然後就隨便用他的片子，這導演其實很可憐也很倒楣，因為他沒有辦法挑戰商周，還不得不去面對所有的社會指責，然後話也有點說不清楚。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其實楊力州早就已經在提出解決方案了，這個方案就是工會，很多問題可以靠集體的力量去處理。我覺得這些問題在討論過程裡都需要去碰觸，我們自己並沒有實際從事製作或拍攝工作，但也希望藉由影展的機會讓更多不同的人把他們的工作位置提出來，發展一些往前走的可能；即便是外國的朋友來分享他們的做法，也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想像。
國際影片的放映意義相當重大，它們幫助台灣住民看見、理解國際事務，影片帶進來的議題也可以跟在地脈絡鑲嵌，甚至提供一些行動上的啟示。策展時候會特別考慮國際影片與在地環境的互動問題？
王藝樺：或者說，就算我們不特別這樣挑片，你也會發現這世上的事總在重複發生，因為人類社會的結構是相近的。基本上我們都被統一在一個規則之下，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問題，在台灣都會產生，當然有很多問題看來是在地特有的產物，當鋪排起來，資本主義的不公平規則是施行於全世界。世界這麼小，我們宛如生活在地球村，所以不僅要向內看，也要向外看，我們不該只想解決、觀照我們自己的問題，作為地球公民，我們本來就應該把別人的苦難或是自然的苦難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去看。
孫窮理：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我們幾年下來一直想要經營血汗工廠的討論，但血汗工廠的相關論述在台灣很難推動，我們不像歐美社會有一個普遍的認同──血汗工廠很可憐，一個消費者因此不可以去用充滿了血的鑽石，或用血汗製成的Ｔ恤──這種情緒在台灣很難激發起來，我們沒辦法像第一世界國家這樣把血汗工廠運動化為消費主義的變體。但另一方面，在台灣雖然看不到一堆童工被鎖在工廠裡做Ｔ恤，它卻在我們的影子裡──我們過去就是這樣子過來的，就是犧牲掉自己的環境、土地、勞工，去把這些代工的東西接過來，然後現在人工成本上升了，資本走了丟下這個地方，這個島不知該往哪裡去。所以我覺得影片真的不用選，你只要找得到，不管是第一世界的東西還是第三世界的東西，進來都有台灣的影子在裡面，但它也有可能都跟台灣很疏離，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社會。
我很好奇，影展舉辦幾屆下來，你們是否發現在議題推廣上，影像的力量的確大過文字？
王藝樺：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它們可能有重疊，但還是不同的群體。有些人就是喜歡每天上部落格看日誌、喜歡看苦勞網，可是有些人喜歡走進電影院看電影，我們是透過不同的媒介去接近不同的群體。
孫窮理：我覺得你的問題可以這樣修正，就是有人對文字有感覺，有人對影像有感覺，他們的力量加起來會不會更大？我覺得應該是有的，我們認識的朋友更多了，這就是力量變大了，如果我們不做影展，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會認識，有很多事情我們不會知道，所以不是影像力量大或文字力量大，而是加總起來，力量就變大了。
除了影片放映和座談，今年影展還配合影片主題規劃了塗鴉活動，等於在影像媒體之外，又開發出一個新的面向，可以吸引更多不一樣的觀眾，這類跨界合作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王藝樺：我們用影像來呈現社會衝突，本身就是文化抵抗的一種，而我們也想了解其他形式的文化抵抗是什麼樣子，所以想到塗鴉和小劇場都是我們可以觸及的面向。未來有機會的話，當然希望繼續發展。
辦影展或拍片事實上不能解決任何社會問題，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向社會提問的方法，我認為任何傑出的藝術家都應該誠懇地對當代或未來社會提出問題，這個影展就是我們對社會的提問。
二、2007鐵馬影展影評精選
There's Blood in your coffee
文／李育真（苦勞網特約記者）
雀巢的故事，要從1987年開始說起。雀巢從20世紀起開始與菲律賓進行貿易上的往來，至今已經在菲國設有6家工廠並與20間外包廠合作。而在1976年建造的Cabuyao分廠是雀巢在菲律賓設立的第一家工廠，Ka Fort在那一年進入雀巢工作，擔任牛奶生產線的操作員。1987年，菲國6家雀巢工廠為了爭取退休權益進行總罷工，隨著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LRC（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commission）與最高法院判定工人的勝訴，在工人罷工兩年後，雀巢終於妥協。但這讓雀巢國際總裁更加堅定要讓工會消失或者只能要可控制的工會，在2001年對所屬工廠厲行「無工會」政策。
在1987年雀巢工會集體大罷工的當時，這6家工會都還是最富戰鬥性的全國總工會KMU（Kilusang Mayo Uno）的成員。但隨著雀巢逐漸升高對工會的打壓，目前僅剩Cabuyao廠工人繼續參與KMU的組織，而雀巢對於工人的打壓更肆無忌憚。2001年，雀巢與工會協議的團體協約面臨約滿，雀巢要求把退休條款排除在團體協約之外，才願意與工會續約。2001年1月14日，佔全廠95％、為數600多名的Cabuyao廠工人為此再度展開罷工，並展開圍廠的動作。爭議期間更爆發雀巢招待勞工部長赴歐洲旅遊的醜聞。1月28日，雀巢調度國家警察PNP（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近100名特別行動部隊與300名私人保全用暴力驅趕工人。
在警棍、水柱、槍彈與催淚瓦斯的攻擊下，工人們以徒手一次又一次地嘗試推翻鐵絲圍成的防線。工人說：「這些暴力摧毀不了大家的決心，團結與堅持是我們唯一的武器！」2002年6月23日，菲律賓各地的工人集結在Cabuyao雀巢工廠門前，展開另一次大規模的抗爭。此時，雀巢與警察對27名工會幹部發出逮補令、對工人提出刑事訴訟，並展開各種威脅。作為工會領導者的Ka Fort面臨了各種危急性命的恐嚇威脅，即便如此，他還是堅持捍衛正義。2005年，軍方開始大量進駐工廠。面對越來越堅決、人數一次比一次多的工人抗爭，雀巢與艾若育政府也被逼急了，他們決定要採取更強硬的手段。2005年9月，Ka Fort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槍手殺害身亡。悲傷的同伴說：「我們更加堅定抗爭的決心，讓政府與雀巢知道殺害Ka Fort是個錯誤的決定」！
已經五年了，雀巢工人的抗爭至今仍在持續。雖然最高法庭判決工人勝訴，國際勞工組織、國家人權委員會甚至天主教書記主教都譴責雀巢違反人權，要求讓工人復職、重新訂立團協約，但雀巢與政府都不為所動。直到今日為止，全球各地已經有11名雀巢工會幹部遭到雀巢的殺害！
在這五年抗爭、毫無收入的日子裡，一位工人說他是這麼過生活的：「第一年花老本，第二年靠家人救濟，第三年借錢或變賣東西，第四年之後全靠社區居民的支持。」75％的工人因為付不出房貸，住所紛紛遭到拍賣。即便如此，這些年來除了Ka Fort遭到殺害、13名成員病死，至今仍有600位工人持續罷工，一個人也沒少。雀巢工人之所以能堅持下去，意識的覺醒以及家人、社區居民的支持是重要關鍵
工人們談到他們組織工會的方式：「一開始是漫長的地下工作，我們到工人家中進行訪問，了解大家的想法與問題，並透過勞動權益、全球化、帝國主義、菲律賓歷史與政經分析等課程的教育，提升工人的政治思想。直到80％工人的意識有所覺醒，才會正式成立工會，這都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我們還會嘗試組織其他廠的雀巢工人、替代工與工賊。」此外，工會每週一會舉辦與會員、家人的集體聚會，讓大家認識抗爭的意義。工會並成立了社區宣傳隊（agitprop team），到社區的學校、教會、保守居民家中進行宣傳教育，這些年下來逐漸獲得社區民眾的支持。居民們同情雀巢工人年資久、年紀大，認為雀巢對待工人的方式相當不正義。雖然社區工人的收入不如都市工人來的多，但他們每個人願意每天捐出一元支持雀巢工會。而工運團體也發起抵制消費雀巢製品，來聲援工人。
雀巢工人認識到這場抗爭不只是經濟鬥爭，而是階級的、政治的鬥爭。雀巢作為全球知名的跨國企業，卻打壓他國勞工、漠視法律，工人的抗爭不僅是為了勞工的權益，也是捍衛菲律賓的國家主權，並譴責政府對跨國資本的軟弱無能。而雀巢的爭議也關乎消費者的權益。由於雀巢另聘契約工取代有技術的正式工，造成食品安全上的疑慮，日前甚至發生雀巢嬰兒奶粉受到細菌污染 造成兩起嬰兒誤食致死的案例。
當拜訪行程結束時，我忍不住問起雀巢工人，為什麼工廠保全臉上總是蒙著布巾？工人笑笑的說：「他們不想被別人認出來，因為覺得做這種事情很羞恥（shame）。」雀巢工人的抗爭還在持續中，他們需要更多人的支持與聲援。
相關影片：《血咖啡》、《佛圖之死》
藝術？犯罪？另類的城市地景──《塗鴉轟炸》（Piece by Piece）
文／莊景和（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社會早已受資本家所控制，塗鴉客可能才是真正看清楚社會的人！
──紀錄片《塗鴉轟炸》導演Nic
Hill 從2000年開始拍攝，耗時四年才完成，該片不僅紀錄了舊金山塗鴉地景的演變，重要的是，藉由深度訪談、田野調查等方式，利用鏡頭引領觀眾進入「塗鴉客」（writer）的生活風格與文化邏輯。長達四年的拍攝時間裡，累積的總拍攝時數超過100多個小時，經過粹取，剪輯成緊湊的78分鐘紀錄片，全片的敘事旁白由舊金山資深塗鴉客Senor擔任，娓娓道出塗鴉歷史以及精采的冒險故事。
為何片名取為「塗鴉轟炸」（Piece by Piece）？這與塗鴉種類有關，一般來說，塗鴉可分為三種基本形式：「簽名塗鴉」（Tag）、「快速塗鴉」（Throw-Up）、「巨幅塗鴉」（Piece），晚近塗鴉文化與更多創意媒材結合，發展出模板塗鴉（Stencil）、貼紙（Sticker）等等，不過，一般塗鴉客都公認「巨幅塗鴉」（Piece）才是最能展現個人技巧與風格的塗鴉，因此紀錄片取名為「塗鴉轟炸」（Piece by Piece）象徵著塗鴉創作連續不斷，各個團隊（crew）間的競爭與接力，創作出一幅接著一幅的作品，傳達塗鴉客頑強的創作力與險境求生的意志。
有人說塗鴉客是「都市人類學家」，因為他們總是知道城市運作的規則，找出可供創作的空間、臨檢的漏洞等等，無時無刻都在跟競爭對手、城市空間、政府權威以及大眾批判的眼光「對戰」（battle），找尋「崛起」（getting up）的契機。塗鴉文化反叛又反骨的特質，讓城市空間產生「斷裂」，無疑是城市地景中的「噪音」，但透過它的創意展現，提供人們另類思考，思索空間的另一種可能性。只是，這樣的實踐往往得付出代價，就像片中提到兩個已過世的塗鴉客，被謀殺的Dream以及遭到誤殺的Tie，其中，Tie是亞裔美國人，成長過程中受到許多歧視，透過塗鴉的方式，宣洩自己的情緒，某晚，他正攀爬到屋頂準備噴漆，被一位屋主發現，以為他要破門而入，所以拿槍直接朝他頭部開槍，其實，他只是想爬上太平梯找尋可以作畫的地點，事後有證人出面說Tie在對方拿出槍時，就已高舉雙手，大喊他是塗鴉客，不是搶匪，但對方依舊扣下了版機，就這樣，結束了年輕又短暫的18年生命……。
塗鴉客以自己的速度在城市空間遊走，面對這樣的速度，有人接受，有人覺得礙眼，但無論接受與否，它一直存在著，在他們選擇塗鴉客身分起，他們就已決定拒絕過度資本主義化的城市空間，決定用自己的速度生活，用自己的美感改造城市空間，或許，我們該跳脫「塗鴉=犯罪」的窠臼，試著深入塗鴉文化意涵，透過這部紀錄片，你將領略到塗鴉文化的真實樣貌與生命力……。
相關影片：《塗鴉轟炸》
1987、1997、2007的國境與邊陲
文／賴偉傑
作為一個長期參與反核運動的工作者，但十幾年種種因素，我居然都沒有去過蘭嶼，回想起來，當然有很多實際的因素：當蘭嶼有抗爭活動的時候，基於對當地運動主體的尊重，要以環保團體身份前往聲援時， 總會以是否真的「幫的上忙」還是「給人添麻煩」而反覆考量；而當「非核亞洲論壇」在台舉辦，或有國外來的反核運動者來台，例行的分組下鄉拜訪時，我總是必 須負責安排貢寮核四組，或金山萬里組；沒有特別活動時，從台北到台東、台東到蘭嶼的機票錢實在不便宜，所以往往也就打消念頭。除了這些種種的實務層面外，在我心裡，我也必須承認，實在還找不到一個最適當的心態，來面對一個真正的蘭嶼，包括傳說中的美、另一種種族文化思維下的相處之道、以及漢人國家機器粗暴 政策。一種莫名的原罪與內疚，總是讓我覺得好像任何形式的關心與不關心，都可能成為共犯的一部份。
我想，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來自「人間雜誌」。就一個還在當學生時被《人間雜誌》啟蒙的世代來講，那種影響，是真真切切且異常巨大。1987年 關曉榮在當時《人間雜誌》數期的連載「蘭嶼報告」之後，後來彙整出版了《尊嚴與屈辱》的影像與田野記實報導書，包括漢化教育、流落異鄉的青年勞工、觀光暴 行、被現代遺棄的醫療衛生、反抗核能廢料等；以及同系列《造舟》書中對於文化與教育的深刻且深沈記錄如雅美十人舟的榮耀、飛魚祭的悲壯哀歌等；還有同系列 《主屋重建》中，關於飛魚召魚祭、老一輩的傳統日作息、文明的凋萎、薪傳問題、酷烈的壓榨、與進一步的觀光暴行；此外，還包括當時「蘭嶼應否設立國家公園」等激烈爭辯。議題廣度與深度，至少對我而言，強烈牽動著亟望社會參與的動力以及不安並存。
時序到了1997年，在台灣面臨的大環境是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回歸的局勢下，導演關曉榮記錄當下的蘭嶼，這部《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的紀錄片，就是從1987年《尊嚴與屈辱》延伸，影像形式從攝影圖像與文字展衍成影音記錄，時間尺度也追蹤了各個面向十年來的軌跡與進展。
沒想到正式公開放映，竟已是十年後的2007，這些年蘭嶼還是發生了很多事，政客有的有承諾有的沒承諾，媒體有的有報有的沒報，但我們居然都快記不得了。但十年前紀錄片的平實與省思，反而超越了時間的藩籬，精準提供、還原甚至預知了關於後來的種種承諾與新聞的真實脈絡。 不過，蘭嶼已經被簡化成「核廢料」的代名詞，所以有主流媒體甚至簡單的把此片稱為「反核紀錄片」。但就如其名「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是記錄那島上人、土地、海、文化與生活；然而紀錄片一百分鐘，承載了太多的東西，所以觀片者，很容易就找到所有原本就關心蘭嶼的人較熟知的 所有議題，但也很容易就忽略了從來沒有注意到的訊息：那些是勞動生活的點滴，是族人間、家族內的互動與進退，是取捨鏡頭內外的苦心；「願我們的漁獲，像這些攝影的人這麼多」、「曬魚主架立好，願像果樹結實纍纍」，是素樸的虔誠與幽默；「年輕一輩說機器船，可以隨心所欲的到任何地方」「物質條件的外來供應，讓 蛋白質需求的期待被改變」，是物質改變文化條件的寧靜連鎖反應。所以請不止看一遍，而是兩遍、很多遍。
而蘭嶼也不僅僅只是蘭嶼。蘭嶼是漁村聚落， 所以也有著台灣同時期所有漁村面臨的共通性問題；蘭嶼是放置核廢料暫存場，所以與台灣所有反核村落患難與共、卻又被國家設計成互為「場址替代可行性」的所 在；蘭嶼達悟族是個原住民族，所以如同所有台灣各原住民族有各自獨特豐美文化與多樣性，但卻總是被「原住民」統稱制約；蘭嶼是離島，所以一體適用的離島建 設基金，讓各個離島同時都成為硬體建設的暴發戶。
所以，蘭嶼是島，台灣也是島，蘭嶼的種種議題，台灣只有更複雜更嚴重。只是蘭嶼在國境邊陲，地理尺度小，危機、壓迫快速而明顯，但勞動文化厚度使反省與俱，不像「台灣中心」很多部分還麻木沈迷於驕縱與自大，似乎我該不安的不是蘭嶼，而是那個不安之源的台灣。
相關影片：《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
16擊：你所不知道的韓流
文／邱毓斌（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
首先，這齣紀錄片本身的組成形式就是一個驚嘆號。16位導演，針對各自所選擇的紀錄題材，分別貢獻了一段作品。而整部將近兩個小時的影片看下來，卻讓人有一氣呵成的感覺，就像本片的中文譯名一樣：啊，原來近年來在國際上光鮮亮麗的韓國，背後的真實面目是這樣子！
這正是這部曾於釜山國際電影節參展的影片的背後企圖，透過16位導演的集結，呈現出韓國社會中為主流媒體所忽略或掩蓋的若干尖銳議題，其中包含的每個面向都觸動著韓國社會發展的底層神經：經濟議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亞太經合會APEC）、環境與開發議題（捍衛Saemangeum濕地、賽馬與賭場開發、美軍軍事基地擴張）、教育議題（私校法與私校教師）、人權議題（拒絕當兵的良心犯）、勞動議題（非典型雇用勞工、工廠女工抗爭）、農民議題（女農、農民香港WTO的抗爭），甚至是社會議題（黃禹錫幹細胞研究造假事件）。
但是，這麼多的題目，一路看下來並不給人有五花八門的感覺，因為導演們似乎不約而同在問一個問題：「韓國在日益鑲嵌進入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經濟的過程中，社會究竟付出了什麼代價，受到什麼樣的衝擊？」也因此，在反對美韓FTA、APEC與WTO等傳統「硬題目」之外，濕地、賭場、美軍基地、私校、工人甚至連幹細胞研究等等片段，也多環繞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與「政府與資本關係密切」的主題上。在影片中，很多時候這些分析是透過一個個普通人的故事來呈現的：銀行職員坐在家裡地板上眼色茫然地說著自己的工作；賭徒講著窮人如何更容易陷入賭場陷阱；站在本想傳給憨兒子卻可能被徵收的田地中，農婦訴說著心裡的心擰、憤怒與無奈……
這部影片本身也是韓國紀錄片工作者二十年來對於社會變遷介入之後的豐碩成果。提到韓國的勞工運動，很少人能不提到成立於1989年的影像紀錄組織Labor News Production（LNP），他們長期在工人群眾之間紀錄、推廣、教育，時至今日，擁有七名影像工作者與四名研究人員的LNP，不僅成為韓國與國際社會瞭解工人運動的主要窗口，也是韓國推廣獨立紀錄片運動的重要推手。而這次「16 Takes on Korean Society」的拍攝計畫，就是在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Association of Korean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makers，KIFV）以及MediACT的共同協助下完成的。其中後者即是KIFV向韓國官方爭取來的一個媒體中心（負責人就是LNP的 Myoung-Joon Kim），包含了向公眾開放的空間以及影像器材、訓練課程以及各種由市民參與介入的放映活動。我們可以說，這齣「16擊」的基礎，正是建立於過去二十年來韓國紀錄片工作者試圖將影像權重新置回人民手中的運動之上。
另外，在電影中的許多片段，我們可以聽到許多從運動中產生的音樂與歌曲，這也是韓國社會運動中的一個特色：大量地結合音樂、歌曲與舞蹈等文化元素。在對抗資本主義霸權時，葛蘭西提出了「反霸權」的運動概念，如果說我們在韓國社會運動中有看到一套「反霸權」的出現，這些藝術工作者與影像工作者的介入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對於壓迫的反抗，一方面固然需要嚴肅的理性分析，一方面則有賴於在日常生活中植入持續抗爭的概念。這部影片的導演們，在描述這些社會衝突的時候，或是透過鏡頭冷靜地告訴我們政府政策的矛盾與荒謬，或是呈現出個人生活中樸素真實的痛苦，怨恨，不滿與不甘願。看完本片，兩個感想一直在腦中浮現：第一，這些導演，不只是熟練於影像工作呀，他們對現實的掌握與介入程度，根本就是社會改革運動中的一份子；第二，唉呀，其實不只是韓國是這樣子，台灣不也是如此嗎？我們對這些荒謬、矛盾、痛苦、怨恨、不滿，一點都不陌生，不是嗎？於是，不禁開始期待起來，什麼時候會有一部「16 Takes on Taiwanese Society」……
相關影片：《16擊：你所不知道的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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