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我覺得所有電影的題材來自於你對某個議題的關心。第一部電影是取自我的一個朋友，他的小女朋友懷孕，失蹤了一個禮拜，搞的家長、男友、甚至男友的朋友們都雞飛狗跳，處理的過程讓我感覺十分深刻，所以我是從我自己生活週遭的觀察開始進行創作。其實《指間的重量》是2001年寫的，因為我有個朋友是觀護人，負責監督所謂的偏差少年，他手上的case從十到十四歲的小孩都有。這些孩子也不是真的壞人，叫他殺人、放火、搶劫，他可能沒這個勇氣，但是他可能會順手牽羊，這些小孩犯罪的動機有一半是為了「我沒有，我想要」，很簡單的一個動機。第二個，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宿竊組的警官，專門抓小偷。小偷其實跟妓女一樣，永遠不會消失。妓女永遠不會變，但是扒手越來越式微，因為現在人越來越沒錢嘛，都是信用卡，越來越難幹。但是台灣對於小偷的處罰是很重的，僅次於回教國家。未成年小偷抓到了要去感化教育，感化教育的時間不算在刑期之內，也就是說你得接受感化教育三年、五年之後再去坐牢。你如果是累犯，還要把前面的刑期服完，偷幾百塊錢可能要做十年牢。所以老扒手喜歡養小孩幫他們把風，然後被抓的時候就推給小孩，他們也告訴小孩，你不會坐牢，因為年紀太小，但是你被抓到了我就不能養你啦。所以養小孩子在於幫他們做抵罪的工作。所以我就說，以現有的一個題材中有觀護人、少年竊賊，就想到目前的教育體制下，怎麼樣去看待一個學生。只要有人，就會評優劣好壞，所以學生永遠有好學生跟壞學生的差別待遇。所以我們只要想說，一個小孩如果在學校學不到東西，或學到的是人家另眼看待的時候，他會在別的團體中得到慰藉、情感的投射，或是照顧他的人，我就寫了這樣的故事。

我要強調是這部片從當初寫完劇本五年後才拍出來。我投了三次輔導金，第三次才中選。主要的修改在於劇本，刻意加入帶有商業元素但又具有意義的情節支線，不再單純以少年大雨的內心為主軸，像是加入黑道衝突以及警方辦案的情節，讓大雨從頭到尾不斷地遭遇衝突、刺激，最後改邪歸正、正面向上，其實都根據戲劇的商業的元素走。到了實際拍攝的時候，也還得根據演員的狀況來作調整。其實最早的主線應該是在大雨身上。但是張洋洋演出的方式不是那麼盡如人意，十三、四歲的小孩，有些東西他沒經歷過，他真的沒辦法揣摩，除非他天生就是吃這行飯，沒辦法。你要求他某些情緒上的反應，他轉不過來。所以我們在角色設定這方面，變成有三個主要演員。

潘：這三個人為什麼設計是沒有朋友的，因為我覺得三個人其實都是封閉的獨立個體。比方說阿立跟老廖之間的衝突是一種亦師亦友亦敵的感覺。兩個人有互相對幹的一場戲、非常憤怒，阿立指責老廖在他年紀小的時候沒有為他著想過，讓他走上扒手的不歸路，那也就是他自己本身封閉的原因。而老廖是個外來者，本來就居無定所，為了要方便自己的工作，也曾養過許多小孩扒手，可是最後也都離開它了。但是他跟大雨之間有類似父子的情誼，男性之間的淡淡的情意，但是在個人層次我還是設定為孤獨的角色。

潘：我希望音樂的風格是要疏離的，希望設定為一種冷色調，包括在拍的時候，其實都用藍藍綠綠，比較冷的色調。因為我是要告訴觀眾，這是一個很冷的事實，所以包括在拍的時候都是有點晃的，窺視的角度。扒手都是要看準目標才下手，道理一樣，窺視，然後冷靜。相對的，在音樂上面就不會要求說，你要那麼恰如其分地配合劇情起伏，簡單的音符和節奏我覺得就可以表現出整部電影。疏離與冷靜就是我想透過這部電影的音樂傳遞給觀眾的訊息，你用冷靜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小孩，可以看到這個小孩的成長。所以大雨在直升機上的那個鏡頭，我就跟他講，你要很放鬆，你好像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在這一瞬間做了一個結束。你不用笑，也不要熱淚盈眶，就是很舒服的往後躺就好，我就讓電影結束了。觀眾看到你這樣，也替你鬆了一口氣。但是大家可能也會感覺，你的處境就像半空中的直升機，是上上下下的，另一方面搭直昇機升空也是有劇情呼應的效果，我覺得這種頭尾呼應，在商業片的領域上還是有必要。其實我覺得福爾摩沙那兩項獎（編按：影片獎與個人獎），我說如果能換成配樂跟主題曲的話，我會更開心。

吳：一開始導演在找這個角色的時候，其實是想找一個看起來就像是扒手的人。我跟導演聊過之後，導演把本來幾乎要簽約演出的演員換掉，換成我的原因是，我給他一種想法，就是扒手不一定想當扒手。我讓那個扒手不是這麼的平面，我想讓你們看到他背後的故事，只是他不多說，因為這部電影說的是一個十五歲翹家少年的夏天。那這個夏天裡面，阿立出現在大雨的生命中，而他看到大雨就像看到自己小時候。就像有一場戲是他跟老廖的衝突，透露了他對自己少年經歷的不滿；在河堤跟大雨聊天的那一場戲中，我對大雨說，我並不是不想去找工作，而是這個社會不讓我工作。我除了偷竊，什麼都不會，我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存在。甚至阿立曾問大雨：你認為我活得有價值嗎？他答不上來，因為連我自己都不認為我活得有價值。直到阿立覺得我唯一這一輩子可能做的有價值的事情是為大雨犧牲的時候，那就作吧。就是如果我的犧牲可以讓小朋友回頭，或者讓這個小孩子過他想要的生活，那我也覺得我有價值。所以阿立的心態已經不是只有偷東西那麼簡單而已，他的心態是，可能很多小朋友在十五歲的時候，犯了一次錯，就再也沒有辦法回頭。因為第一個，他要回去唸高中嗎？他十八歲，跟人家一樣的年齡層，他會不會想要繼續升學？可能不會。那在這個情況下，他在獄中認識的人，或者是他之前認識的朋友很關照他，讓他覺得他有存在感、有價值，因此他一直往岐路走，但是他其實並不壞。阿立這個角色的內在性格是，我除了當扒手什麼都不會，我能做什麼？而這個社會讓我做什麼？所以我希望透過阿立這個角色，大家能夠閱聽到的是這個角色不只是個小偷，他心裡有某些層面是封閉的，而這個部份是他碰到大雨，才把它打開的。但他同時也是矛盾的，當他遇到大雨，一路上照顧他時，其實他的想法是：為什麼當初沒有這樣的一個大哥照顧我，告訴我什麼是對的？阿立從頭到尾沒有告訴大雨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後來甚至恭喜他成為扒手。但是他心裡也是想，這樣對嗎？但是阿立救大雨的方式不是說教，是替他贖罪也好，替他死也好。就是希望他能回頭回到正常的生活。這些都是我跟導演討論之下，為這個角色產生的歷史與心態。

吳：我跟洋洋處得還蠻愉快的，我覺得他是一個想很多的年輕人。演員一定要會思考，當然有時候想太多反而會阻礙自己的表演，就是不夠放鬆。我跟洋洋的相處其實跟阿立跟大雨之間的互動有點像。比如說在片場我會幫他拿個便當說：「喂，吃便當」，然後他說他不要這個，我回他：「媽的，男人還挑什麼挑！」我對他的方式就像是阿立對大雨。我不會因為他父母在現場而改變對他的態度。我表演一直以來的方式就是，故事情節是假的，但情感是真的。一旦你沒有辦法讓情感變成真的，你沒有辦法說服自己這件事情是真的，你也沒有辦法說服觀眾。於是我必須跟這個對戲的小朋友培養一定的感情，才有可能在開拍的那一剎那把感情交出來。我不知道觀眾看到的狀況是怎樣，但是我敢說我在演戲的那一刻我是真的在關心他。我希望觀眾看到的是真誠的兄弟之情，那在拍片實際的過程，我也是這樣子對待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