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汗與淚水拍出的足球電影
繼《生命》、《無米樂》、《翻滾吧！男孩》、《石頭夢》、《南方澳海洋紀事》等記錄片上院線發行以來，紀錄片看似搶了劇情片的風采，《生命》和《無米樂》千萬票房，讓大家以為紀錄片類型成為下一個台灣電影的救星，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風光過後，這些紀錄片工作者，唯一做到一件事，是讓社會大眾看見了他們所拍的電影，但對於整體台灣的影視工業，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存條件，是沒有太大助益的，在這個環境裡，紀錄片工作者的製作資金遠低於劇情片的拍攝，甚可說資源的分配是甚至是尾數少一個０的差距，發行有時不是拿來賺錢而是因為必須用來還債的慘狀，不管如何，台灣的紀錄片仍蓬勃的發展，在成熟度和出產量來說，成績傲人，題材豐富多元、為紀錄保存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一草一物，貢獻良多。
今年的夏天，有一部紀錄片，以商業性的手段包裝，宣傳氣勢排山倒海而來，筆者發現，它是一部製作團隊，準備挑戰大眾娛樂價值體制的紀錄片，頂者開始由NIKE企業贊助的短片拍攝，到製作成長片的動機，雙導演制的楊力州和張榮吉導演，在這個計劃裡，首度以團隊機制拍攝紀錄片，用上院線的規格和要求在拍紀錄片，並集結台灣史上最強的行銷團隊共同合作，準備打照一部與好萊塢電影匹敵的商業片，但它其實是一部紀錄片。
緊接著，大家一定開始好奇著，這會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回顧台灣的紀錄片，往往以溫情、熱愛本土、保存文化、左派思想、關懷弱勢為訴求，但商業性的紀錄片，又是怎樣的拍攝主題和操作手法呢？頂上強而有力跨國企業集團的資助、家家瘋狂的熱門足球運動。資本化、主流娛樂、廣告嫌疑的《奇蹟的夏天》似乎正也創造不同的觀點和奇蹟的紀錄片價值，表面像是賣弄商業的行銷手段，骨子裡，這群製作行銷團隊又打著，將票房的15% 淨所得，捐贈「台北縣教師會原住民課輔基金」。另將票價中的 5 元贊助美崙國中足球隊，改善他們練球環境。先不論如何的操作和回饋，在矛盾與衝擊中，在資本商業的外殼裡，仍流著左派、 關懷弱勢、回饋與救濟的心願和使命。在看著捷運看板的海報時，對於筆者而言，我想到的，這些踢足球的男孩，不是我們普遍價值中，最有錢和最帥、坐擁美女的足球明星，而是需要被救濟、被資助的原住民小孩，他們在十五歲之前，可能已經是史上最強的足球隊伍，但十五歲之後，因為台灣的升學教育制度地操弄，這群為國爭光的小朋友，可能只是一個畢業後扛水泥、做苦力的工人，隱藏在淚水、感動、歡樂的底層，可能是更深沉對台灣某些不平等、不完整、壓抑人權的制度性道德的批判和控訴。
《奇蹟的夏天》的確是一部讓你看完電影後，會義憤填膺、熱汗與淚水交騰的紀錄片，眼見它敘事、煽情的情節發展，無可抗拒真實元素的呼喚，讓你宛如看世界足球大賽般，分秒必爭、屏息以待，但在球賽背後，還有著血濃於水的友情，畢業的日子即將到來，給教練最好的禮物，是殺出一支冠軍隊伍。在青春、感動、淚水、歡樂之外，落幕前，感動又再次的感動是《奇蹟的夏天》，最令人難忘的理由！
本次放映週報有機會先帶大家閱覽本片，久違的楊力州導演與新人張榮吉的合作，的確帶來了驚喜之作和飽滿的感動，《奇蹟的夏天》絕對是一部可以、甚至一定要期待的好「看」電影。底下就製作和紀錄過程中，訪問數個問題，讓兩位導演帶您一起進入奇蹟的夏天裡，看原住民小孩踢足球。
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關於《奇蹟的夏天》這部片子和它促成的動機。
張：這原本是一個NIKE企業，委託老師(楊力州導演)來拍攝的合作案，在這部原本與NIKE合作的影片裡，我是負責攝影的部分，但是當我們拍攝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發現其實這部片可以不只是一個短片；其實跟NIKE合作的東西，算是一個置入性行銷的短片，在拍攝的當下，就覺得這樣的題材如果只被拿來做為短片是有點可惜，所以後來我們就有把此它發展成長片的概念，再加上我們已經知道這整部片的時序發展過程中，他們(這群孩子)會面臨比賽和未來畢業後要面對的事，這些都是我們想再繼續拍攝拓展下去的東西，於是在結束NIKE的案子之後，我們就決定留下來繼續往下拍攝。
楊：我們從開始拍片接觸這些小朋友的時間點大概在今年的二月多，到NIKE委託的計劃案結束大概是三、四月；才開拍幾天的時候，我就跟阿吉(張榮吉)聊，這部片一定要繼續做。當初NIKE要做這部片的用意，也是因為六月就有世足賽，就一個運動品牌而言，他們希望台灣在這股世界性比賽的風潮中不要缺席，但在我們開始去拍這些小朋友之後，才發現他們竟然是一支世界冠軍的隊伍，雖說台灣是一個足球沙漠，但是竟然有這麼強的一支球隊，他們到國外去比賽，就好像我們的少棒去威廉波特比賽一樣，別國看到我們的球隊會感到很大的壓力，可是這麼大和陣容堅強的世界冠軍隊，他們的年齡限制竟在十五歲，這些小朋友在過了十五歲之後，他們的足球生涯又有何呢?這就不是在NIKE的這部五分鐘短片裡可以說清楚的，於是我們就決定，這個案子結束後要繼續把它發展成長片，「奇蹟的夏天」這部片就是這麼來的。
這次算是雙人導演的合作，談否談談兩人之間的分工和合作關係。
楊：我自己以前拍紀錄片都一直是自己拿攝影機去拍，因為過往紀錄片的製作規模，也都只能一人團隊，導演兼攝影兼收音兼……大概全部都做，因為這次我們想把它做成一個是可以在院線放映的影片，所以必要的分工是一定要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自己以前拿攝影機拍片的時候，有很強烈的體會到所謂的攝影師根本就是一部片的第二個導演，他可以透過攝影機去觀察到，身在旁的導演所忽略的細節；所以當我們在Nike的案子結束之後，會開始分工合作發展這部長片，是因為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條件，譬如說像阿吉，他和這些小朋友的年紀比起我，是更接近的，而且這些小朋友對我的態度，就像是把我看成是一個長輩和來賓一樣必恭必敬，見到我總是說：「導演好、來賓好」。可是他們看到阿吉的時候，就會很隨興的直接叫他阿吉，其實這樣會讓他們(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距離更接近，對我來說，我可能擁有多一點的是做紀錄片的經驗和說故事方法的能力，但阿吉卻是可以跟他們相當的靠近。
張：因為我和他們年紀落差很小的關係，所以比較容易親近，而且老師在小朋友的眼中，老師就是一個導演的角色，而我就是一個負責攝影的大哥，當這樣的關係形成之後，我就更容易接近他們，就是在這樣一個狀況下我們反而有一個互補關係，像老師就有很多紀錄片的經驗可以指導我該如何去拍攝。
當初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現這個題材，又是在什麼時間點，決定要拍長片？
楊：其實在拍NIKE的短片不到三分之一的時候，我們就決定把它發展成長片，要拍攝之時就有想到要讓這部片在院線上映，所以包含製作方式和拍攝規格都有做一些調整，像這樣的議題比較不適合用 Film(底片)去拍攝，所以我們就用HD(為了要做成35釐米)去拍攝，在聲音的品質上，過往紀錄片的做法都是用攝影機再加上一個mini 麥克風，這次我們把它擴大到用很專業的電影收音麥克風去收音，就跟拍劇情片一樣會接 Mixer(混音器)，我們連這個小動作都把它做到最好；事實上我們在決定要拍攝長片時還沒想過如何上院線的問題，只想把品質都做到最好，沒過多久大概在四月份的時候我們就跟山水接觸(電影公司)，討論過後，雙方一拍即合就把它變成是一部上院線的紀錄長片。
一個足球隊裡有很多角色，你們如何選取
在選角色上，被拍攝的對象是正值青春期的小孩，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會有兩種比較典型的風格，一種就是像大胖這樣的小孩，是很外向的、很懂得表達，他自然就會跳出來，我們在他身上著墨的部分，就會比較多。 另外一種，就是比較安靜的，但是他的安靜反而會讓我們去注意到他，會想看到它背後有更多的故事，變成我們是自己主動去找人，但不管是我們主動去接近或是被接近，都是拍攝的一個方法，我們不會完全等在那邊或完全自己一個一個去找。就像阿吉說的，在拍一個團體的時候，這種風格就會自己呈現，但我們其實理解到，就算我們挑出幾個對象(比如說七個或八個對象)來著墨拍攝。然後再做小型的試片給觀眾看，片中誰是誰觀眾並不一定都認得出來，他們只知道這就是一個team，這樣我們就會很高興，因為我們把一個團隊拍出來了，所以其實裡面那些角色，只是被建構在關於那個團隊裡的價值而已，看完整部片你真的可以唸出大胖的名字嗎，真的可以唸出小阿雄的名字嗎？只記得這一群朋友，但這一群朋友其實才是我們要講的東西。
張：一個團體要兼顧到每一個角色其實是蠻難做抉擇的，可是在拍攝的當下，每個人物的個性會一一冒出來，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人格特質；其實我們反而比較照顧那種後補的，雖然他並不是主將，因為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會觀察到除了場上之外，場下的那些人，比如說大胖(片中的一個角色)，他的人物性格很鮮明，所以自然他就會成為片中一個較受矚目的角色，但除此之外，如果再去觀察，那些比較鮮少開口的球員，就會發現也許他們平常的表現，並不是最好的，但他們會在別的地方更用功；因此抉擇的過程變得很自然而然，他們的人物特性會自己跳出來，但其實這也算是一種機緣，我們並沒有刻意去做篩選，因為在拍攝的過程中，他們自己的故事就會冒出來，自然而然，就變成影片的一部分。
因為這個計畫剛開始是與Nike公司合作的，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係為何？這樣的合作關係，是否面臨紀錄片泛商業化的問題？
楊：開始其實就是一個商業的廣告，所以到三四月結束後，我們決定將它發展成《奇蹟的夏天》這部紀錄片，它就已經完全跟Nike沒有關連，但就Nike而言，他們還是很支持我們將片子變成長片，所以在「奇蹟的夏天」這部片裡是沒有任何Nike的概念做基礎。
關於這部片做商業發行的部分，台灣紀錄片在這兩三年好像似有一點成績，但我覺得那個所謂亮麗的外表、成績都是一個假象，因為台灣電影在持續一段不景氣的狀況下，紀錄片能跳出來有很多的原因，包括像媒體的關注、政治界、影藝界人物的加持，可是紀錄片要成為一個能夠被獨立閱讀跟存在(尤其在行銷方面)的一種電影類型的話，就不能一直靠這個，尤其在現在這個世代，紀錄片若靠這種模式運作，等於是拿不同顏色的繩子，將自己綑死。我們必須將自己的片子很勇敢的放到市場上來，只有好的電影，沒有所謂商業片和藝術片，至少我是真的這麼認為，尤其台灣在電影這麼不景氣的狀況下，「好的電影是唯一的價值」，我覺得不必刻意去區分什麼，就電影公司行銷上的考量，可能會覺得是用一個商業電影的操作方式，可是真的進到戲院去看，會發現它根本就不只是商業電影或像Nike短片那樣的內容，我們把很多更重要的東西放在裡面，那東西其實還蠻高度保有紀錄片本質和關於這一群原住民小朋友未來的東西。
這絕對不是一部讓你看完電影只懂得笑，被娛樂了之後就離開的商業電影，而是在歡笑、在淚水中，有更多深刻濃厚情感的電影，再看完電影後並思考關於這些小朋友和台灣的體育環境，為什麼台灣的冠軍，是劃在十五歲年齡的限制上，為什麼我們已經不再擁有台灣冠軍的那種感受，當媒體一窩蜂鼓吹王建民的功績時，我們反而應該羞愧，如果王建民一直留在台灣的話，這個台灣之光不會存在，我們到底做到了什麼？這些都是我們在包裝成一部商業電影之外，更想探討的事。
這個故事是在講一個團隊，可否談一下拍片過程中多機拍攝如何運作。另外影片在後製階段運用一些2D和3D動畫，這是在製作的那個階段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張：多機拍攝其實就只有在那一場決賽而已(三機拍攝)，其實大部分的拍攝，都還是在單機的拍攝，在拍攝的當下好像是一個接力的過程。剛開始在Nike階段，老師用的心力很多，有一段時間又是我（攝影師的角色）會跳進去，完全掌握那些東西，接下來我們又是一起合作完成的模式；而會選擇2D、3D動畫，就是像剛剛老師的，我們希望在一個很容易被閱讀的過程中，再放一些深層的東西，那些東西就是一個膠囊，可以讓你容易吞下去，但裡頭有著很多的故事。我想整個拍攝是一個很愉悅的過程，也是一個很年輕的東西，自然而然就會有很多很年輕的元素跳進來，包括我們的工作人員很多都是像我這個年紀的(除了老師之外很多做音樂和動畫的都跟我同輩)。2D、3D動畫的創意也是在拍片的時候就決定要做的事。
整部片子的剪接其實有點像好萊塢的三幕劇(有起承轉合)，你們是如何去營造這種緊湊性？而這部片當初拍的時候，就決定是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拍攝了嗎？
楊：其實我們並沒有刻意去安排，這些東西都是自己發生的，我只能說我們真的很幸運，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他們給我們那麼多正在發生的故事，我們所做的只是讓這些生活的片段，變成是一個說故事的過程，它比較緊湊，但實質上，我們除了在回憶的部分有橋段安排之外，大部分是讓這些偶爾和巧合，順著時間的線性軸去走，包括他們比賽那種拉扯的過程到最後輸球，還有一些生活當中發生的精采故事，幾乎都是照著這個順序去走。紀錄片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而我們讓這些不確定的下一步，透過一個比較好閱讀、說故事的方式去把它呈現出來。
張：我們在一個他們的關鍵點，就是他們面對國中這三年來，他們的最後一場比賽，比賽之後又要面對升學（高中）。當他們畢業之後還要面對未來，當他們升學到不同高中之後，也許有一天會變成敵人，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點上，做了拍攝，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幸運，也許在後續剪接，是另外一種說故事的方法，但事實上還是照著他們當初發生地時序在走。
二位是否會擔心本片比較商業化的形式與操作，在藝術／商業、紀錄／劇情（情節化）理念的取捨之間可能與紀錄片的基本精神相違背（例如在倫理與道德的層面）？
張：關於比較劇情的這件事，偶然與巧遇這是一個觀點，對我本身而言，在過去的學習過程中，不是只有紀錄片，還有劇情片和實驗電影，就像陳博文老師他說，他這幾年來都在接觸紀錄片，可是他前幾年都是在做劇情片的剪接，所以這無形中，會影響到他後來在把紀錄片形成的過程中，運用更巧妙、更容易閱讀、並且更順暢地說故事方法去呈現，也許就是那些學習過程中無形的去影響。
楊：我開始學影像就是從紀錄片學起，也沒學過劇情片的操作模式，就我們這部片而言，我們並沒有去學習商業電影或劇情片的那種拍攝方法，或是後製處理模式，是我們自己找到一種形式把年輕的故事做呈現；換個角度來想，有些劇情電影，當他拍攝比較平實的故事時，你也會認為說他們是不是在拍紀錄片，所以我倒覺得，方法、形式只是一種工具而已，我們只是試圖把這個故事說好，至於說，它被定義在藝術或是商業，這個問題並沒有出現在我們的思維裡，我們只是找到一個對的方式，去把它表達出來。
至於你剛提到倫理這個東西，不管我們今天的議題是不是在描寫年輕人、不管用輕鬆或悲傷的方式，那個標準對我而言都是一樣的；我常常在說兩個東西，第一個東西就是，常常有朋友跟我說，我的被攝者在攝影機面前，很自然的能展現出他自己的樣子，因為掌握到這樣東西，感覺上我們應該要很開心，但其實我們反而更應該要更小心，因為你的被攝者已經對攝影機，失去防衛的能力，這時候就要在心裡面把這個現實拉出來。舉個例子，我們在拍這些小朋友的時候，他們可能在很嚴格的操練之下，會對自己的同伴或教練說出一些比較情緒性的話，我們都知道這些語言，是比較情緒性的表現，但如果今天，持攝影機的人那條倫理的、保護他們（被拍攝者）的線，沒有畫出來的話，我們可以不做任何處理，就這樣真實的把這些東西放進去，但那些東西我們幾乎都把它全部掃掉，保留較中性的語言，去探討去思考。
第二點就是，不只是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一樣，我現在把這些影像作處理，會先讓被攝者（劇中的角色）看過，覺得OK不OK，也許被攝者會覺得沒問題，但我們會想到十年後，還OK不OK，他們不會主動去想到這樣的問題，但我們要替他們去想；就是這兩個原則，替我的被攝者的未來去著想，和把那條保護的線拉出來，我倒沒有去想到道德倫理這方面的事，只要前面說的這兩個東西做到，其他東西都是OK的。
最後，預祝這部片子上映成功；你們希望觀眾在看完這部片之後是什麼樣的感覺？也請說說二位覺得這個片子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
楊：我覺得觀眾離開戲院，我希望他們能有兩種情緒，他可以在淚水中體驗出歡樂的那種交錯的情緒，感到開心的部分，是因為這些小朋友在他們十五歲最青春的時候有一部紀錄片，把他們最燦爛的笑容紀錄了下來，你會跟他們一起喜悅，因為你（觀眾）反觀在自己十五歲時，可能沒有這種機會，而且你會深層去思考，有關這些小朋友的未來。當知道我們的冠軍賽資格，被限制在十五歲那條紅線之後，我們會不會有一些行為和動作去產生一些小小的影響力，讓台灣這個環境不再是足球沙漠，不只是足球還包括棒球、籃球，所有原住民體育的環境，都能得到完整的改善，當這些小朋友或是大人從事他們最愛的體育，只為了四個字—為﹒國﹒爭﹒光，在這個光環背後，我們還可以為他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張：其實我並沒有什麼預期，只是希望觀眾可以看到我們影片裡頭提出的他們的徬徨，去思考這樣的問題和體會他們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