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愛系新國片時代來臨!?

《等待飛魚》導演曾文珍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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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04

一直很納悶,臺灣電影為什麼總要選擇在城市的暗巷或嘈雜的街道繞啊繞,那些景色美麗如畫的島嶼角落,卻一再被遺漏在鏡頭之外,以致於國外觀眾眼中的臺灣總是擁擠、疏離、烏煙瘴氣與滿地的檳榔汁…。終於,即將推出的國產新片《等待飛魚》彌補了我的遺憾,這是一個發生在蘭嶼的清新純愛故事,導演曾文珍不僅補捉到種種美不勝收的島嶼美景,也用力營造出『忍不住想談戀愛』的浪漫情境,臺灣電影終究也可以讓觀眾看到甜蜜、嗅出幸福!

熟悉曾文珍這個名字的觀眾,想必都是紀錄片的忠實擁護者,因為曾文珍導演,過去一直以來都和國內優質紀錄片劃上等號。無論是2002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春天,許金玉的故事》、03年引起國際矚目的《世紀宋美齡》,都是國產紀錄片不可不提的輝煌戰蹟,不過曾文珍似乎不願僅以一位成功的紀錄片導演自居,今年10月曾文珍導演的第一部劇情長片《等待飛魚》將正式登上院線作商業放映,這部作品能否為蕭條的國片產業注入新氣象,即使是一絲曙光都好?影迷們不禁又要開始期待…。趕在結果揭曉前,放映週報採訪了曾文珍導演,揭開她從『紀錄片健將』轉換跑道到『劇情片新兵』的心路歷程、拍攝《等待飛魚》的甘苦秘辛以及本片值得觀眾特別期待的地方。

是怎樣的動機與決心驅使您從一個成績已被顯著肯定的紀錄片導演,轉變成執導劇情長片的新兵?跨足劇情片領域是您一直以來的心願或志向嗎?

曾:會跨足到劇情片其實純粹是偶然的機會,雖然1999年就開始有想法,回到台灣來後,《等待飛魚》的腳本已經動工但始終沒完成。直到去年跟朋友看片在聊,他們慫恿我趕快去丟個輔導金,趕快開片。我問他們覺得我行嗎?他們說管他行不行先做了再說,之後我就只好硬著頭皮去把它寫完,結果很幸運地得到開拍的機會。



六百萬的輔導金其實是非常不夠的,不過當時剛好三立成立盧米埃製片公司,可以合作,就這樣拍了起來。我覺得我是真的等到拍了《等待飛魚》這一部片,才真正了解拍電影是怎麼一回事。最近我在思考台灣電影面臨的處境問題,看了幾部瀰漫英雄主義千篇一律的好萊塢電影,我真的有點不耐煩,難道以後我們的下一代都要看這樣的電影嗎?但現況如此,目前台灣百分之九十的電影市場被好萊塢霸佔,剩下百分之十是一些韓片、日片、歐洲片,國片只剩下百分之一左右,台灣電影再這樣下去的話是會更糟的!我之所以希望觀眾進到戲院看我們的電影,是想聽到觀眾們對我們這行的批評跟指教,刺激我們成長,告訴我們片子要怎麼做會更好,要做到怎樣才是你們最想要看的東西。



主編插嘴:那您覺得在這方面劇情片會比記錄片具更大的意義嗎?



曾:我最近剛好在思考這個問題,前幾天颱風天我在跟幾個導演朋友聊天,其實我們在拍片的經費上都面臨很大的壓力,我就說我回去拍紀錄片好了,拍劇情片好像不是我們現在的環境可以去負擔的,湯湘竹導演只跟我講了一句話,電影(指劇情片)的力量比較大!我愣了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覺得我的文字能力也不錯,但是文字的東西要把它轉成影片,會發現有一些無力感,所以我說我還是拍紀錄片好了,但他再次跟我強調電影的力量較大,真的電影會比紀錄片的力量大嗎?我自己也打個問號,我還是很想拍紀錄片,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你可以做很多劇本的取材,但你說電影的力量是否比紀錄片大,就目前來看,電影的力量確實比較大,尤其是當你片子到處去參展時,在APEC會議期間,《等待飛魚》會被放進去,參加APEC各國與會的代表,甚至是元首,都會看到這部片子,相對地紀錄片可能就不會有如此待遇,所以如果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我的感受是電影的力量的確比較大一點,要進到商業市場去,也會比紀錄片容易一點,雖然台灣這一兩年來狀況好像有點改變,有點顛倒過來,但那些只是值得討論的特例。所以未來我仍希望拍更多電影,但假如遇到有些適合紀錄片的題材,我也會用紀錄片的形式去拍。而無論是拍電影還是拍紀錄片,我的期許都是它們具有時代的意義。

從紀錄片到劇情長片,對您個人而言,在執導技巧上所需經歷最大的挑戰為何?

曾:其實常有人會問我這個問題,我給的答案也不見得一樣,狀況不一樣想法就會不一樣,在拍紀錄片的時候,在人員上面會比較精簡,像拍16釐米的時候大概六七個人就可以拍完,拍“我的回家作業”根本就是我一個人搞定的,在拍“冠軍之後”兩個就OK了,拍“世紀宋美齡”雖然有很多國外場景,但也大概五個人左右就拍完了,不過你操作一部劇情片的時候,會有非常多的專業人員進來,這些專業人員一方面開始跟你在意見上拉扯,不全在於對內容的想像上,而根本是時間上的配合,這是跟過去拍紀錄片完全不一樣的。



過去拍紀錄片我會有比較多的時間去思考事情,片子的走向,我甚至可以用比較長的時間去運用時間換取空間的概念,我的創作能力是比較持續性,可以慢慢發酵的,只要經費預算上OK的話,時間稍微長一點,我絕對有把握拍出好片,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已;但是拍劇情片完全不是這樣子,每天按表操課,每天要有很多想法,然後工作人員進來討論你想法的時候,我必須很有條理地說明,思考時間相對被壓短,創作能量必須變成一種爆發的情況。想法一直要出去,絕對沒有人會慢慢等你的,在拍攝現場更是這個樣子。我拍紀錄片時,發現天氣狀況不太對,等個幾天再拍,整個預算跟進度都還OK,可是拍劇情片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今天有多少進度就一定得執行。



就導戲這部份來論的話,除了王宏恩跟Linda他們兩個是藝人之外,其他演員都是非職業演員,跟這些演員我絕對沒辦法像跟王宏恩跟Linda一樣談演出技巧。當王宏恩跟Linda他們在排戲的時候,我會用V8把他們拍攝下來,之後再放給他們邊看邊修正,可是像這幾個原住民演員或者當地找的這些演員,比較沒有辦法透過這個方式,所以就回到我拍紀錄片的方式,只要解除掉他對鏡頭的一種恐懼或怕生的狀況,就可以演出了,例如小妹妹就演的很好,上鏡頭也很自然。這就回到我拍紀錄片的思考,一旦建立信任感,他在鏡頭前面的表現絕對不會輸給職業演員。所以紀錄片的技巧反而可以應用到劇情長片上,互相支援。有人問我拍紀錄片與電影的異同,我認為這對我不是個問題。

在這部劇情片中看得到您過去紀錄片作品的風格或特色嗎?題材上是否有您一脈相承想敘述的主題?

曾:你看我的紀錄片,我的紀錄片基本上跟觀眾蠻親近的,我拍劇情片也會這樣定位,我把目標放在這邊,我希望跟觀眾是親近的,我不希望拍一部觀眾進去看不懂或沒有共鳴的片子。未來會拍什麼題材還不知道,但有兩個題目是我一直感興趣的:一個是原住民,一個是女性,我對女性的題材有興趣。當然是因為自己是女性導演。在拍許金玉那部紀錄片的時候,有工作人員跟我說,我會以女性導演特有的角度切入。但我自覺的是,看到題材我會從最感動的那點切進去,拍「我的媽媽」我也是這樣,看到這樣的一個媽媽,雖然有身體上的不便,但是她在母愛上不曾欠缺過,我就是從這點切進去;看到許金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卻仍不放棄勤學電腦,我覺得這邊最感動,我就從這邊切進去;至於《等待飛魚》,那種簡單的生活方式,我看這邊最感動,我就從這切進去,可能比較沒有束縛,我不想拍那種文以載道的東西。

拍攝劇情片與紀錄片相比,耗費的資金肯定要提高不少,在前製與拍攝期間有遭遇籌措資金上的困難嗎?

曾:這些都依靠葉如芬,她是個非常資深的製片,她也跟很多導演合作過,而蘇麗媚副總( 三立電視台 )他本身對電影有一些想法,他們也想做電影,所以蘇副總一直想找如芬看看有沒有作品,剛好那時候這部片也有拿到輔導金,然後慢慢地跟他們開會討論,就開始合作。

《等待飛魚》全片在蘭嶼拍攝,怎麼會想到在這個都市觀眾頗陌生的地點取景?

曾:我想提供一個與現代都會人口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城市的生活環境已經面臨過度消費的問題,但我覺得人要生存是可以回到最單純的狀態,我常常覺得住台北市爲何都很忙,手機功能越變越多,之前可以講電話,現在收發E-mail,為何要把自己弄到如此忙碌毛躁,這種科技產品的衍生使人過度緊張,把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弄得更疏遠。我想透過故事,表達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可以建立在一個很單純的狀況下,蘭嶼的環境可以把都市人的一些緊張、壓力都把它解放掉,電影是想傳達這樣的訊息。但沒有很刻意的筆觸,我只想透過乾淨的影像,讓觀眾賞心悅目,在大戲院觀賞那種海的感覺,風景的美與無垠天空的景像,現場收音的處理也非常好。

故事中包含了相當成份在描寫當地原住民的習俗,您是否藉由這部『劇情片』也在『紀錄』一些瀕臨失落的文化?

曾:我以前長時間在部落拍片接觸原住民,發現也許是因為長時間與大自然接觸的關係,他們很單純樂天,在大自然下生活會讓他們心靈的感受與都市人不太一樣。在拍戲的過程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部落沒有任何飯店或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們就借住在當地的朋友家,他們很熱情地歡迎我們到家裡去吃飯或居住,那種接納是很真心的,並不會臆測都市人會不會有壞心。部落裡裡門戶大開的情形和都市的生活經驗完全不一樣。我對蘭嶼也有同樣感覺,蘭嶼人很單純很nice的,當碰到需要幫忙的時候,都可以找到人。



所以這個故事剛開始是這樣發想的,那是我在1999年到蘭嶼去拍紀錄片,那邊有六個部落卻只有四個小村落,當時我感受到「等待」是他們在生活中常常處於的一個心靈狀態,對很多人來說有各種等待:例如等待貨輪的到來,每個禮拜都會從台東把一些民生物質及物品運送到蘭嶼去,那天到了,就會有很多人到港口那邊去,這些物資對他們來說很重要;另一點就是祭祀,例如過完年後,開始就會有一些祭祀儀式,例如鯛魚祭,等到儀式結束後才可以下去捕魚,補完魚之後,已經進入秋天了,秋天之後,就開始準備冬藏,然後開始準備過冬並等待下一個豐年祭來臨;再者可能對一些老人家來說,一些青年人到台北或外地工作,他們必須等一年,直到過年,小孩才會回到家裡來跟他們團聚。還有當地很多人在蓋房子,不像台北市建材都全部運過去一起蓋好,他們的建材都是從台灣運過去,運一批就蓋這一批,然後等待下一批建材運來,分階段蓋。我覺得『等待』這樣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經驗,所以把等待的意涵放入這影片。

手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是否隱喻了您對都市忙碌步調與疏離人情的不耐?

曾:「當大哥大收不到訊號,愛情才要開始,愛情不是靠手機傳情,而是生活在一起」。



我看到現在很多人都拿著手機來問候彼此,但我覺得人跟人的情感應該是互相面對面,我看到你的感覺,是怎樣的心情,穿著打扮是怎樣,在在告訴我如何認識周圍的環境,而不是一個虛擬世界的想像。現代人有很多疾病,焦慮、憂鬱症、躁鬱症,我覺得是因為生活的步伐太快了、太忙了,好像只吃麻辣鍋才會有感覺,卻不曉得喝白開水對身體健康才是最有幫助的。



其實想想過去拍電影的人,沒有手機照樣可以拍電影,其實生活會因為沒有手機缺少過什麼嗎?好像也沒有,有了手機之後,我們的生活變成另外一個樣子,是否真的有更好,還是帶來更多的問題?現在手機普及到國小,甚至有些幼稚園小朋友也有,本來人是要靠著見面去了解,有了手機反而讓人跟人之間更疏離,好像可以只藉由手機把任何事情講清楚,人有必要變成這個樣子嗎?這時你會發現教育出現很大的問題,人跟人之間的專重不見了,人跟人之間的情感不再藉由見面的方式去溝通,當他回到家裡面的時候,打開電腦透過那所謂的視窗開始講話的時候,他的口語表達能力已經退化了,這科技已經改變人太多了。我們到蘭嶼去的時候,很多地方手機訊號不好甚至沒訊號,牽寬頻要半年也作罷,因此晚上就一起聊天、烤肉或游泳而不再上網,收發email,大家感情很好,生活變的有情調。所以人跟人之間要多一些時間去相處,而不該老是靠手機。

可否談談本片在選角時的考量?王宏恩與Linda都算是影壇新鮮人,您挑選他們的理由為何?

曾:『避風』是原住民的角色,所以我當初的考量,就是廣泛定位爲ㄧ個原住民藝人。我們希望找來演員,要有真正的拍戲經驗,要不然壓力太大了,我看過王宏恩他在公視拍過的「風中緋櫻-霧社事件」,他在裡面的演出讓我很感動,你可以看到這演員在生命中有一些質的,和原住民是連在一起的,那並不是一個演員而已,你看到的就是個道地的原住民!有人會問我說角色是達悟族為什麼卻選一個布農族的來演?就我這電影的執行面思考,這個東西我已經把它調掉了,就像《藝妓回憶錄》,找鞏俐、章子怡、楊紫瓊他們來演,角色具有說服力就是OK的。像身為布農族的王宏恩外型是跟當地人比較接近,在片中他與當地兩個年輕人,看起來是蠻接近的,但是他也許跟老一輩達悟族有些差別。



那Linda,我們在挑這個年齡可以有的一些選擇時,我一開始也看很多偶像劇的年輕演員,但是我的觀察是偶像劇的演出都比較集中在一個面向上,演員們的表演方式就會比較平板,所以我在選Linda時也有考慮到這點,或許正因為她沒有太多演出經驗,我還有比較多調整的空間,要不然我要花三、四個月的時間帶她。但還有考慮到一些搭配上的感覺,我覺得Linda的感覺是她有一點韌性,而且她是一個非常棒的女孩,與王宏恩來做搭配,是可以對齊的。其實我們有考慮到幾個最近在演國片的女演員,但考慮到和男主角對戲上可能沒那麼恰當,所以後來決定選Linda。

本片演員的表現自然不做作,以新人而言相當難得,可否談談這兩位演員在戲裡做的努力?以及拍戲時遇到的困難。

曾:在台北的時候幾乎都是Linda的戲,比較有時間溝通,但是在蘭嶼,時間都被壓的很緊,所以比較多時間都是副導演在跟他們溝通,那我都是利用晚上跟他們溝通,在現場的時間,我的角色就是告訴他們應該表現出來的情緒,所以他們倆的壓力都很大。



其實,他們要做的功課很多,像Linda這角色本身必須學會游泳跳水,像跳水的那幕戲,你這樣看大海是OK的,但其實底下都是礁岩,不小心的話蠻容易撞到的,跳海不是跳游泳池,那心裡的感受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天參加女性影展的記者會,Linda才跟記者透露說,那次跳水的鏡頭拍了兩次,第一次跳的時候好像有撞到頭,她怕工作人員擔心,都沒有說,就換好衣服吹乾頭髮再試一次。當時我心裡就在想,「挖!你發生那件事情為什麼都沒有跟我講。」(笑)



王宏恩也學了很多,片子裡沒有任何的替身。因為布農族的活動範圍是山裡而不是到大海裡面,所以他都要學。像潛水,其實都是湯湘竹導演教他的,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揣摩,如何在鏡頭前呈現漂亮的泳姿。四月的時候,一些該做的功課大概都有完成,但像划船,這是我對他比較抱歉的地方。因為划大船是比較不容易去學的。一方面大船要十個人才有辦法划,現在達悟族的年輕人已經沒有太多機會去划大船,所以要找年紀大一點的人,所以在開拍前沒有給王宏恩機會去划大船。是上了大船之後邊划邊學,然後分段拍攝,一開始船槳像打架一樣,但是到後來才發現,他真的很聰明,一下子就可以抓到訣竅,上鏡頭看起來就很會划了。這個部份我覺得他蠻有天份的。直到後來從記者那邊我才知道,他當時其實很緊張。(笑) 所以他們在現場其實蠻貼心的,有苦也是暗自默默吞下,不想影響劇組的進度。

《等待飛魚》清新怡人的風格替近年國片苦悶的形象開創新局。但缺乏大明星或話題性等商業元素,加上近年國產劇情片市場的低迷景象,您會否擔心影片的票房表現?是否有研擬出因應此不利趨勢的行銷奇招?

曾:我們沒有預期的票房,但試了很多方法,希望觀眾進來看。



我想拍電影就是很多偶然與必要條件構成,偶然條件得靠當地的天時地利加人和來搭配,必要條件就是我今天只有一千多萬的上限,我不是不想找金城武來演,但靠六百萬的輔導金,光是金城武的片酬就絕對會超過整個拍片成本,所以我們盡量提高這兩位新人的知名度,透過媒體以及王宏恩的金曲獎,我本身可能對原住民文化有所偏愛,我希望透過一些蠻有才華的原住民藝人,給他們更多的表演機會,不論在電視、音樂、還是電影這領域。現在希望透過影片的宣傳,盡量把他們人氣推展出去,也希望之前喜歡我紀錄片的觀眾也可以來看,更希望一些喜歡看國片的觀眾也可以來看( 或許可以給他們新的想像 ),更希望喜歡看好萊塢的觀眾也給國片機會進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宣傳上全力以赴,那票房多少先不去說它,戲院多所累積的票房就會多,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面對的問題,怎樣透過一個更大的發行機制,衝出更高的票房,但是它相對地投入的發行資源更多,目前以我們片子來說,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發行預算可以去搞那麼大,凡事盡力去做,若票房不好,也就接受吧!不會有更糟的狀況發生了!因為到目前為止有機會去參加釜山、東京這兩大影展,這對一個新的導演、兩個演員、整個劇組,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跟改進。



行銷的部分,我們是希望把影音的平台,電視電影這樣的平台建立起來。三立公司他們有一些不錯的演員和長期合作的贊助廠商,所以合作時,他們也把一些行銷觀念傳授給我們,一起做行銷。發行是他們在做,還涉及網路方面,像是當下流行的部落格blog,是特地針對時下年輕人。這個行銷手法他們比我們更擅長。而威象這邊的專長在於製作,而三立的專長是在行銷發行,希望透過這兩個管道的結合,為片子衝出好的成績,可以給以後的國片導演、獨立製片與電影公司一些參考,甚至在資訊的共享上都有一個管道,這部片從開拍到現在是有蠻多的新聞在曝光,我們兩方面結合在一起,分擔掉滿多工作的。

最後還是要照例,請您提供一個觀眾非進場觀賞本片不可的理由

曾:希望台灣電影更美好,我認為這部片子它是很特別的,而且蘭嶼那邊的景色真的是很美好,大自然環境可以提供都市人一個可以解放的空間,是個世外桃源,你會改變對現實的一些刻板想法。



我會希望觀眾去看這部片,是給台灣電影一個機會,也給未來的台灣電影一個機會。電影是一個很好的媒介,不要讓下一代認為電影就應該長的像好萊塢電影這樣子,那台灣就變成一個名符其實的文化殖民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