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可能改變社會嗎？──專訪《貢寮，你好嗎》導演崔愫欣
如果有機會你一定要到《貢寮，你好嗎》部落格逛逛，這部描述貢寮人十幾年來投注反核生命的社運紀錄片，從四月至今巡迴的大小事全都透過網站清楚記錄，其中包括全台各地映後花絮、觀眾留言、與相關論述。拜部落格即時整合資訊之便利，《貢寮，你好嗎》為來自不同年紀、地域背景的觀眾，打開一扇窗，進入主流媒體看不到的世界。這是社運紀錄片從不曾展現的親和力：貼近觀眾，同時讓觀眾與影片對話內容一樣成為具有力量的記錄。 本片導演崔愫欣，從大學就開始接觸社運，研究生時代選擇拿起攝影機。面對複雜的公共議題，與貢寮人堅實的生命韌性，她思考著，一位走進放映現場的作者，在呈現一個感人故事之後，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的、改變觀看與被觀看者權力位置的做法，是可以長期經營的。本期放映週報為你發現一位年輕的社運工作者，以影像作為工具，為可能改變世界一點點而努力的故事。
──請妳談談一位就讀於社會發展所的研究生怎麼會走上紀錄片創作這條路？
崔愫欣：（以下簡稱崔）：在《貢寮，你好嗎》部落格中有我寫下的拍攝手記，手記裡就提到我所歷經的幾個複雜關卡。我開始拍片時還是個研究生，由於大學時代參加學運的背景，加上跑一些影展讓我有機會找自己有興趣的紀錄片來看，因此，當吳乙峰在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開紀錄片課時，我就開始思考這兩者間的關係。當時，我選擇反核這個主題，跟我大學時代接觸學運很有關係，反核是我第一個接觸的社運議題，她是我認識台灣社會第一個啟蒙，也是改變我個人世界觀的開始。
拍攝一陣子之後，我開始到碰到第一個關卡：倫理問題。當地居民很需要年輕人的支援，當時我既是研究者、拍攝者、又要保持某種抽離和客觀。後來，我反省這樣的位置沒有辦法讓我專心拍攝，我選擇一個涉入的位置，開始幫他們的忙，用電腦、貼海報，身兼社運工作者跟記錄者的角色。第二個關卡是搬到貢寮。我慢慢抓出自己和居民之間的距離，有時候對方還是會對我們有過多的要求，但我必須跟居民溝通什麼是適合放在影片中的，不是所有素材都得當成證據或記錄來看。
畢業那年，我請吳乙峰回來做口試委員，他看到我透過摸索拍了這麼多可貴的素材，指出我像個擁有寶庫卻沒有鑰匙的人，他很建議我把這部片子完成。但是，影片拍出來和給大眾看之間是有鴻溝在的，我剪了第一個版本，明顯發現拍攝及剪接技巧不足，這個不足讓我願意再花兩年的時間學習，我不希望這部影片只是運動團體間流傳的歷史記錄。跟著全景學習兩年，我從場記、拍攝、剪輯、寫劇本等等，重新經歷創作者最基本的訓練。剪接的過程中，吳乙峰一直提醒我，影片最終是要感動大眾的，過程中我們兩人做了很多磨合與溝通，我後來丟掉社會學那套寫論文的方式，從考量觀眾感受的角度出發，直到去年二月影片終於完成。
──影片製作當時是否已經鎖定目標觀眾是哪些人？而放映現場有找到你們的觀眾嗎？請談談妳的觀察。
崔：拍攝的時候我還沒有非常清楚，但在剪輯過程中，我們就非常清楚對象是沒有機會接觸反核運動的大眾；另一部份則是自己生命曾經與反核發生關係的，希望影片能喚起他們過去的記憶。
至於在放映現場看到幾種觀眾，第一是平常喜歡看紀錄片的，他們對環保議題不太清楚，另外一塊是被環保議題召喚而來的，平常不太看紀錄片。其他還有做社區營造的觀眾。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這部影片是政治敏感度很高的題材，但影片讓不管是藍營、綠營、擁核或反核的民眾都可以坐下來把影片看完，這是我們當初剪輯很注重的一點。台灣已經太多對立了，我們不希望這部影片被扣上帽子，被認為是反核宣導片。
另外一塊是大學生的反應，我們手邊累積了一千多張明信片，這一千多封迴響可以看到他們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比較可惜的是，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中、高階層主管人士，就比較沒有機會看到這部影片；當影片走非商業院線放映，沒有主流媒體的奧援，這些中產階級人士就沒有機會關注小眾的、非主流影片放映的管道。
──請談談這次全省巡迴放映是如何佈局與計畫。是否已經發展出與其他映演通路的合作模式？我有注意你們同時販售 DVD，這似乎也是另一種開發潛在觀眾的機會。
崔：我們很清楚做院線放映的影響力是不同的，但全景回頭評估成本划不來，沒有新聞局補助，加上影片屬性敏感，企業贊助不如當初他們做《生命》前去募款時來得順利。整個巡迴人事及宣傳的開銷目前先由綠盟與全景兩邊共同負擔，另外就是靠全國的募款。DVD 則透過全景之前合作過的通路，已經鋪貨下去賣，其他以帶到放映現場販售為大多數。目前只要是有邀約的場合，我們都會帶去賣，目前自己主辦有十二場，被其他單位邀約也有十幾場；邀約是一個模式，自己主辦是一個模式。目前我們在幾個城市跑的時候，同時也接受校園，如老師、或社團的邀約。
──在有限的宣傳資源可供利用之下，你認為到目前為止你看到最有效且最有影響力的宣傳工具是什麼？你們受惠的地方在哪裡？
崔：我認為是網路的力量。這也是我自己這次比較驚訝的部分。過去我們自己環保團體辦活動時，人數都不多，大概四十幾位就了不起了，而全景除了上回上院線的經驗之後，也很久沒有推這種全國巡迴的放映了，因次大家都抱著最壞的打算。我們自己預估每一場都會很慘，可是每一場都出乎我們意料，都爆滿。我們低估網路的力量，尤其是轉寄信的力量。只要你做好一封好的宣傳信，還有自己的部落格，這兩個都是全景和環保團體以前沒有試過的。而且這次根本來不及請網路寫手參加座談會，但是他們都是自發性的來幫忙。
──作為一位導演又身兼社運工作者，你是如何定位自己？是否有面臨兩難的時候？
崔：首先我必須說，我自己是受了訓練的影像工作者，而這段訓練的經歷，讓我非常關注兩種角色結合產生的火花，也許有些人覺得會分心，但我發現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社運或社區團體，透過不同的機會與受過訓練的紀錄片工作者結盟，我相信慢慢會有不同的拍片慣例或推廣模式發展出來。
如果就推廣的角度，我會給自己創作者這個角色賦予提升環境意識教育的使命，從這次兩個團體（全景與綠盟）的結合就可以為我們這次行動的目標註記。全景的任務就是將紀錄片的推廣做好，而綠盟要做的，則是推廣影片同時，為深化環境教育議題而努力。我們在放映現場都會準備核四運動歷史、能源手冊等資料，我常開玩笑說，如果今天會場題目是反核運動或能源政策探討，可能沒有人會來；相反的，正是因為這部影片的故事感動人，我非常希望觀眾因此願意翻翻手上的資料，喚起他們對公共政策的關注，或質疑主流媒體的報導。
──透過這次推廣你們累積哪些經驗是未來可以傳承延續的？你接來還有任何拍片的計畫嗎？
崔：我們這次透過放映現場的回函已經累積了不少名單，透過這些名單，未來如果有類似的影片就可以針對這些對象來發消息。這次與全景合作就是將資源共享出來，我們都認為只有自己原來的宣傳管道，是沒有辦法找到另外一塊觀眾的，這也讓我之後類似影片的推廣活動會比較有信心。所謂社會運動的紀錄片如果太過嚴肅或沈悶，還是很難吸引到觀眾；有意思的地方是，每次放映都會看到幾個來自貢寮的朋友，他們想看看自己家鄉的故事。我會留下這些年輕人的連絡方式，希望透過這次機緣，他們會願意回貢寮再多做點事情。我也一直在思考，紀錄片作為社會運動的工具到底該怎麼用？尤其在實踐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其他條件配合，例如，影片一定要好看。我接下來會繼續與不同社區結合放映活動，不僅是持續記錄這個議題，還要讓深化議題的運動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