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詩歌節】文學紀錄片裡的德語作家：波爾和格拉斯

臺灣文化界比較少有德語文學的活動。但今年臺北詩歌節10月3日在「光點臺北」有5部當代德語文學的紀錄片播映（關於影片介紹，詳見臺北詩歌節網站），四七文學社（Gruppe 47），策蘭（Paul Celan，1920-1970），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波爾（Heinrich Böll，1917-1985）和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其中波爾和格拉斯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75年間，共有8位德語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似乎顯示，德語的人文傳統實力並沒有被戰爭淹滅。就國籍而言，只有波爾和格拉斯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的德國人，其他有兩位是奧地利人，另外4位應當稱為移民作家或世界公民。所以，如果說Deutsche Literatur是「德國文學」，並不恰當，應該說「德語文學」才對。

波爾和格拉斯是小說家，長篇小說家，也寫少量的詩。戰後，哲學家阿德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曾說，經過納粹的集中營種族屠殺後，德語世界很難再寫詩。同樣，寫小說應也是困難的。德國幾乎全面的戰爭摧毀，使他們的文學創作者必須面對和理清戰爭的過去和戰後的廢墟情況，如波爾的《準點的火車》，《早年的麵包》，格拉斯的《鐵皮鼓》及另外兩部「但澤三部曲」小說。他們的文學創作也和德國社會的重建並行，作品從廢墟中建樹新的德語文化。

兩部紀錄片各在短短的45分鐘內呈現兩大作家一生中的大事和小事；出生地，父母，少年成長環境，當兵，開始起步創作，如何維生，文學活動，社會參與，到生命的結尾。但是影片內容段落的次序不是一般傳記編年的方式，而是導演著重的場景作為開端，按照場景的關聯再做交叉回述。就文學發展而言，很重要的是他們受四七文學社的邀請，朗誦新作，接受討論批評，被媒體報導，作品被出版商注意而出版，還獲獎。德國報紙雜誌，電臺電視臺的文化節目數量不少，尖銳的文評家很普遍。波爾和格拉斯甚至得諾貝爾獎之後，還常被攻擊。但這樣反而形成文化的爭論議題，更有助於文學和其他藝術的聲勢和市場熱度。在影片中被訪談的，有家人，作家朋友，出版家，甚至宗教界人士。這顯示了影片導演是相當多角度的呈現作家，不是單向的恭維作家或立偶像。影片中也有些幽默的段落，例如波爾得諾貝爾獎時說，要去上那個大典還得穿燕尾服，像個企鵝一樣。科隆天主教堂的副主教曾邀請已脫離教會的波爾友善相談。波爾去世時，葬禮還是用天主教會的儀式。這曾受很多教友的抗議，最後還需要羅馬教廷同意。但是公文說，波爾是否有繳清教會稅，有無悔過。兩個影片中，也有他們兒女出現的溫馨場面。波爾的兒子開出版社；格拉斯的女兒是演員，是同屬藝術界的同行新秀，還和格拉斯同臺朗誦演唱。

影片中，波爾和格拉斯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之前有工作，身體勞動的經驗。波爾是出版業書店的學徒，格拉斯學石匠，畫匠和雕塑，而且他們都在戰時當兵，終戰時是聯軍戰俘，所以他們的文學創作有現實人生經驗的基礎。兩人有表達是自學寫作，自我磨練。此外兩位作家也參與文化團體，四七文學社和國際筆會，還有政治活動。但基本上，他們的寫作需要獨立清靜的環境和心態。所以波爾50年代曾避居在愛爾蘭，應也是對現實保持必要的旁觀距離。

波爾在評介俄國作家索忍尼辛的作品時，曾提到，一般文評家似乎只驚嘆那些作品的豐富內容和恐怖事實，只為索忍尼辛的道德勇氣而感動，而未能體會到索忍尼辛的藝術功力。根據波爾的看法，「生活經驗和資料要說出來，成為語言，才成為作品。絕對是作家創造題材，而不是題材創造作家……因此，我們不只要感謝憤怒的道德家索忍尼辛，而且要感謝作家索忍尼辛。」波爾這些話頗有也為自己叫屈的意思，因為一般人比較提他人道精神的一面，佩服他對現實發言的勇氣。但他不太接受別人當他是「德國的好人」、「民族的良心」，這種稱號大有德國人拿他擋箭牌之勢，另一方面卻輕估了或忽視了他的藝術成就。

波爾眾多作品中有3部女性為主角的長篇小說：《女士和眾生相》，《卡塔里娜的失節》，《女士們看河邊風景》，顯示波爾獨特的視野。第一部寫一位花店店員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多年的見聞經歷，包括和俄國戰俘以及土耳其外國工人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在一般德國人看來是失格的行徑。第二部小說展現，一位女士被八卦媒體的狗仔記者追逼採訪，要強挖出她可能和70年代左派恐怖份子的關連。女主角最後將那記者槍殺。最後一部小說是波爾過世後才出版的遺作，可以說是他所有小說題材，內容範圍的總和。「河邊風景」是指西德首都波昂萊茵河附近政治人物高級住宅區的風景。小說是獨創性的類似劇本形式，由政治人物的太太們，情婦們，助理們，助選員來描述他們所看到的政治風景。女性在政治權力領域裡面的各種遭遇和感受，可以說是最內層，最隱私的呈現政治內幕。小說背景的真實性和虛構性如何穿插融合，形成耐思索的解謎小說。就藝術功力和爭議性來說，應是他的顛峰之作。

拉斯和波爾一樣一生創作不懈，長篇小說一本接著一本，一樣具有史詩的廣度和深度。不過他的人物和語言風格比較特殊。他的早期小說《鐵皮鼓》，《貓與鼠》和《狗年月》的主角都不是傳統的「理想英雄」，而是社會邊緣人，甚至是異常的人，連較晚期的《母鼠》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他作品的情節架構和細節組合極為複雜，隱藏很多不明的東西待思索。雖然格拉斯作品的怪異性曾被稱為「表現主義的復起」或者類似魔幻寫實；但我認為，他在語言上、文體上勿寧說是反表現主義的。因為即使是表現怪異畸型的事物，他的用語卻是簡明冷淡，而非表現主義的任性難懂。他對事物各別的敘述清晰而精確，甚至可說是寫實的，但細節的組合，事件情節則是怪異而出人意外。這種矛盾的張力倒是接近卡夫卡的風格，只是卡夫卡的人物多是孤立的人物，事件情節比較是寓言性的，而格拉斯作品的人物和情節則立足於歷史的時間和空間裡。有歷史背景的怪誕給人震撼之餘，往往遺下一些疑問。

格拉斯第一部大作《鐵皮鼓》在1959年出版時，轟動文壇，大受好評。但紀錄片也顯示，當時也有人發動罕見的文學抗議示威，指責那是大混亂，邪門的作品。小說主角是個侏儒，有點怪異的出身，幼小時卻早就有觀察力和個性。他以幼兒身高的角度，很能看出人間社會檯面下的怪現象，因而拒絕成長，抗拒上學。這個怪胎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在戰後回敘戰前，戰爭期間，及戰後所見所聞的經歷。他在孩童時代就顯示抗拒社會的力道，他的打鼓尖叫竟能爆發超現實的聲波，震破窗玻璃和老師的眼鏡片。這個怪胎的特異功夫，個性，求生意志使他經歷了戰爭前後30年間在波蘭，德國和法國各種邪門恐怖經歷，還存活下來。這種時代巨輪下的成長小說，歷險小說的怪誕性也許是空前的。

格拉斯小說的具象性和動感應該也得力於他的美術天份和磨練。他的小說中場景，人物神情，聲音，動作鮮活地呈現出來，包括荒唐冷酷的景象。當然，（1979年改編電影《錫鼓》〔又譯《拒絕長大的男孩》〕）導演Schlöndorff也成功再現了格拉斯小說的戲劇性。德語文學史中，作家兼有美術創作的另一位大師是前輩哥德。這位全方位的作家被譽為大自然的鏡子。他的文字也能引發讀者的五種感官以及心靈感應去造型造景，模擬聲音，氣味，味道，觸感以及人物的心靈波動。讀者藉這樣的閱讀可創造想像的真實。

也許我們可以說，波爾和格拉斯是社會介入的作家。他們的文學作品來自於他們的生活經驗，對社會的觀察。而且他們有藝術的自覺，細緻創作，才能成功寫出好作品。所以只有浮面寫實或者政治正確也是藝術的怠惰。他們創作不懈，從社會的各個層面，從底層，內層來觀察人生，體會真相。波爾在紀錄片中說，同情不是多愁善感或濫情，同情是能感同身受，有創造性的力道。

德語曾經被馬克吐溫說是古怪的語言；但作家們和德語共存，抗爭，成就了流傳世界的文學作品。格拉斯說，他的寫作是對德語愛的告白；大概其他的作家也一樣吧。此外，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介入社會和政治的活動，不怕受爭議，顯示文學不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象牙塔。波爾在部分作品中表達對教會的看法，曾參與反核電廠，反核武器的靜坐示威；格拉斯曾經支持社會民主黨的選舉活動和對東歐國家的和解，也批評以色列發展核子武器。他們都表明，這是忠於藝術和自由民主的一致性，是普世價值，也是文學的真質實力。■

本文由2021臺北詩歌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