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是水，香港就是一塊海綿」：記2021年坎城影展《時代革命》
《十年：自焚者》（2015）、《幻愛》（2020）導演周冠威的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為今年坎城影展最後一刻公布的「神秘紀錄片」，在「特別放映」單元展映。官方以極低調方式公布放映訊息，僅在記者室貼出一張紙，寫著沒有片名的驚喜紀錄片「已開放預訂票券」（今年因疫情，首度改成線上預訂票券，不用現場排隊），多數記者都是透過《綜藝報》首篇新聞得知此片。
《時代革命》在「六十週年影廳」（Salle du Soixantième）放映。按照慣例，特別放映單元的影片不走紅毯，會在開演前請導演出席台前講話、映後無Q&A。不過導演沒有出席，由坎城影展藝術總監泰瑞法莫（Thierry Frémaux）為這唯一一場放映開場：「我們很晚才收到成片，所以現在才放。甚至幾天前才收到拷貝；在坎城放映反映時代的紀錄片，是我們的傳統。」根據報導有另一種說法，法莫早已看過初剪，特別預留了影展尾聲時段給這部片。
坎城的「特別放映」自2009年調整定位後，成為影展放映時事紀錄片的單元。法莫也在法新社新聞稿提到：「展映世界重大時事電影，是坎城影展自1946年以來，既是電影節的傳統，又是電影節的使命。」這當然也不是坎城近年第一次放映「爭議議題」紀錄片，由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 ）執導、紀錄烏克蘭革命的2014年運動紀錄片《Maidan》便是一例。可是，這次要面臨的可能是中國——世界第一大電影消費市場——的杯葛。
201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得獎感言引發中國官方反應，近兩年有中國資金製作的電影缺席金馬獎、金馬影展。今年（2021）年初，由挪威導演Anders Hammer拍攝的紀錄短片《不割席》（Do Not Split），入圍奧斯卡消息甫公布，中國官方便禁止該年度奧斯卡轉播。基於眾多前例，國際媒體以「震撼彈」形容坎城選擇此片並放映之舉。
然而有別於以往快速、直接的官方反應，遲至7月19日發稿當日晚上，影展已結束，中國官方仍未做出任何動作，表明有「龍標」的中國電影、中國電影買家、中國記者未來在坎城影展的活動是否會受影響。不過已有不少記者向筆者表示，對近5年中國官方對坎城影展的態度憂心。令人略感詫異的是，原本以為坎城與中國關係似乎正值火熱，朝緊密連結奔去，約2個月前，法莫才親自飛到中國參加「戛纳（坎城）夏夜，解暑人生」交流活動，今年7月也是坎城電影市場展首次在北京的法國文化中心，為中國買家在影展期間同步放映15部坎城入圍影片（其他同步放映城市還包括墨爾本、墨西哥城、首爾、東京）。
坎城官方肯定明白風險。上屆（2019）入選一種注目單元的中國電影《六欲天》，就差點無法放映，後來電影按規劃放映，但導演與演員全數取消坎城行程。其他歐洲指標性影展遭逢的「技術問題」，更是不勝枚舉。不少中國媒體面對本屆狀況，感嘆至少四部長片、三部短片與一部記錄長片等華語電影，都已放映完畢，意味坎城預見這枚「震撼彈」威力，在排片上做調整，讓外交壓力降到最低。
但坎城依然冒了險。《綜藝報》報導文末提出一個解釋：法莫與坎城選片小組負責人Christian Jeune，曾在2019年抗爭期間來到香港，成為「充滿電影感的痛苦抗爭場景的目擊者」（eye-witnesses to a painful but cinematic civil war）。推敲兩人赴港時機，應指11月下旬參加在尖沙咀K11購物中心舉辦的「Festival de Cannes Film Week」，場外正是示威現場，同行者還包括比利時導演達頓（Dardenne）兄弟。
回顧坎城影展的創立，本身已是一場政治活動。1939年9月的第一屆影展，便無法置身世界政局之外，創立目的是為了回應墨索里尼創立的威尼斯影展，而第一屆開幕更遭逢德軍侵略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的轉折，使影展嘎然而止；更不用提坎城影展在冷戰時代，夾在鐵幕與美國之間，長期與美國好萊塢片既緊密又對抗的關係。坎城雖是藝術電影的最高殿堂，其內裡骨幹實有回答「時代」是什麼的義務。
回到《時代革命》這唯一一場放映，不像某些影展熱門片有著前線記者影評們津津樂道的幾分鐘起立掌聲。影廳只有略超過半滿，其實對於國際記者半數缺席的一年，影展倒數第二天，能有這樣的觀影人數實屬不易，許多買家與影評在影展過半後已離開。
與《時代革命》同時放映的還有「短片正式競賽」，其中有兩部華語短片，包括唐藝的《天下烏鴉》（香港出品短片，獲坎城短片金棕櫚），以及李康生主演、中國海南島導演鄔浪的《雪雲》。觀察入場觀眾面孔，沒有認得的中國媒體，不知道是不是去採訪短片正式競賽。現場有為數不多的亞裔，不清楚是否為記者。香港方面，正式登記的記者只有一名，不確定有沒有到坎城。也沒有任何亞洲買家現身，可能與市場展早已結束有關。導演周冠威在訪談中提到，儘管本片目前沒有後續公開放映計畫，但發行權已賣出，目前還未公布國際片商是誰，卻已經引起不少買家詢問。
因此可以保守的說，在這特殊的2021年——因前來記者較少，訂票系統開放給所有來坎城的「影迷」、「劇組工作人員」、「市場買家」、「三日證」（Three Days in Cannes）觀眾預約——放映席間以非電影專業身份參與的「影展觀眾」佔多數，讓《時代革命》這部由「香港人」集體拍攝的作品，在這往往由「電影專業人士」聚集的場合，少見的直接面向廣大觀眾，這也是今年特別的現象。
《時代革命》除了在片尾演職員表署名為「香港人」（The Hongkongers）集體創作外，片頭字卡就已揭露「採訪對象將以面具或馬賽克進行處理，採訪對象當中，有許多人已經失去了聯繫、有人已經入獄，因此將以演員重演的方式進行」。
有別於《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以「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署名，周冠威導演沒有匿名，但他的地位依然不像「導演」，更像這場集體創作的「統整者」，這同時展現香港運動的「無大台」傾向。周導演在訪談中提到，原先多組拍攝運動的紀錄片作者陸續退出，導演甚至收到其中一位同行轉交的素材。事實上，片中使用不少知名新聞段落，包括元朗站的武警攻擊平民事件；素材格式從手機、網路影片、空拍機4K鏡頭都有，不少是無償提供。周冠威作為「把關的人」，負責剪輯與組織，他是片尾唯一公開名字的人。如此的創作精神，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香港人精神狀態展現。
影片長152分鐘，分成九個章節，依序為「終章的序幕（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和勇不分」、「黑警反噬」、「無力感」、「對準政權」、「生死與共」、「黎明」、「序幕的終結（The End of Beginning）」、「香港人（Hongkongers）」。時序由2019年6月9日民間人權陣線「69大遊行」開始，詳細描述「香港人」的成形，跟隨幾位覺醒青年的生命敘事，慢慢感受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如何以不同的角度、位置，對抗他們無能對抗的對手，在實踐過程中形塑出一代人的「香港認同」，從「非暴力抗爭」、暴力衝突顯現、「勇武派」與「和理非派」的對立、兩派因為「黑警」團結一致、乃至「理大圍城」的前因後果。
幾乎可以說是一部「替初學者補課」的香港運動大補帖，從常聽聞的「黑警」、「無大台」、「連儂牆」、「家長車」等名詞的出現時間點、脈絡說明，到對年輕抗爭者的意義是什麼都有著墨，而抗爭現場汽油彈、防毒面具、催淚瓦斯、雨傘、雨衣等物質元素的「後台」樣貌也是相當珍貴的紀錄。
看似是「新聞」影片（中立客觀），卻是從「年輕人」、「市民」觀點出發，緊跟數位面孔去除特徵的年輕人視角，同時緊抓歷史性時間軸，全面梳理香港運動中各種現象、觀念、術語。本片看似新聞集錦，但「不只由一個人蒐集」的豐富素材，加上原先就有的幾個年輕抗議者的生命敘事，分布在九個章節中，讓這個故事不再只停留在「知名」新聞片段的展演和控訴，而讓受訪者評論「事實」發生當下的情緒，與當事人提供的細膩「真實電影」片刻（例如，捕捉到其中有一位抗議者跟另外一位抗議者討論自己燃燒彈漏油的NG畫面），同時交織出一個高度複雜的「論文電影」（Essay Film），可以說是一部龐大且龐雜的香港史篇章，有待更多後起之秀去添加、修正、理解。
或許有趣的正是這點，儘管是希望面向「國際」的作品，配樂略為煽情，內容理應容易理解，但極快速的字幕，大量精確的時間地點資訊、抗爭者術語的介紹，對「只想了解一個新議題」的西方人來說，肯定相當挑戰。事實上，影片放映過程中，有數十位中高年齡層觀眾離場。因為《時代革命》的「集體性」，龐大的篇幅、格局，龐雜的素材，更增添了許多「私人的」、「個體的」、「香港人」的共同回憶。
另一有趣之處，作為一個「即時」、「滾動性」發生的事件電影，其中「論述」（essay）卻清晰且大膽明確，沒有淪於「中性」報導。雖然導演的敘事緊抓「年輕抗爭者」的徬徨、絕望，卻也同時透過他們明確指出，「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有賴每個公民的「公民意識」覺醒。電影明確抓出「覺醒轉折點」，「轉折點」不是像魔法一樣突然發生，而是歷經各種前因後果，一次次「歷史性鋪陳」的結果。或許這樣的作品，不只是「表演」給世界看，而是展現了「運動本來就是一場表演」，在這個表演過程中，如何一次次找出「自己的觀眾」，透過觀眾的凝視，一次次重新找到「表演者」自己的主體，這也是值得台灣社運借鏡之處。
影片中描述，2019年底大批香港社運青年來台避難、參與台灣總統大選的片段，香港人們對「蔡英文當選」、「2020台灣要贏」的評論，讓筆者不勝唏噓。一年過去了，香港人因疫情都得返港，香港控制更嚴格了，這個「香港故事」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拍續集。片尾，香港人飛出香港，台灣或許只是第一站，下一站不知在何方。影片也短暫提及美國大選後對香港態度的轉變、2020香港「港區送中法」施行等，更趨近當下時間、更迫在眉睫的事件⋯⋯
然而，在此時此刻，周冠威導演選擇人留在香港，沒有因為製作完這部紀錄片就逃亡，必要的風險控制他已經做好。目前所有素材都在導演一位英國朋友手中，導演手上沒有素材與拷貝。所幸，一如香港社運的「與眾不同」之處，亦即「充滿電影感的痛苦抗爭場景」被影像化後展示給「影展」、「影展觀眾」看，但在這同時如何不淪為「庸俗」、「大眾化」？影像觀賞如何不被稀釋？
《時代革命》為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找到你的觀眾、放映的場所，讓影展跟你一起負起「時代」責任。如果只有「大眾化」，要如何抵抗中國「宣傳戰」？周冠威的做法是值得借鏡的，如果我的作品來自「大眾」，那他就是「大眾」的電影；窮盡可能，在保障他們安全的前提下，展現大眾的複雜樣貌，卻不忘「自我展演」的娛樂性。《時代革命》從拍攝期間便已想好後續公關戰略，這肯定不是周導演一人能所為，從高度保密的影展接洽、拷貝運送、影展放映排程，到影片後製同時，接受大規模國際媒體採訪，這些都是一流公關公司才有的能耐，「香港人」成功達成任務。
「如果我們是水，香港就是一塊海綿。」匿名的受訪者說。
抗爭不只發生在街頭，也在網路世界、影展等世界舞台。《時代革命》可以說是《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後接棒之作，「香港人」匿名的、合作的、團結的，集體完成這些鋪陳與努力。就目前成果來看，不但保護了導演與受訪者人身安全，也保護了作品成功完成、放映。因此，如果放映沒有掌聲，沒有紅毯，那是「我們」的問題（或者也不是問題）。
（屬於人民的）電影很好，我們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