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大師，大師亦為凡人：評《削瘦的靈魂》與朱賢哲創作思維

「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電影紀錄台灣文壇作家，其中由朱賢哲執導之《削瘦的靈魂》，速寫作家七等生的文學成就與生命故事。朱賢哲大膽而溫柔地貼近文壇大師其人其作，藉由虛實結構交織七等生的文學與人生。

一方面，在「現代性」的美學精神引航下，這部片走出一條台灣作家紀錄片較少見的風格化路線。另一方面，基於七等生性格乖僻，拍攝過程歷經重重困難，面對如此棘手、又有諸多爭議的拍攝對象，朱賢哲顯然很難自外於七等生所佈下的人事塵網，我以為朱賢哲在以訪談與側記為基礎下，採取一種「聰明」而「有效」的視角，讓我們看到既致敬大師，卻終究呈現大師亦為凡人。

現代性的美學傳承

曾以《白蟻－慾望謎網》入圍金馬獎的朱賢哲，被目宿媒體監製楊順清找來接下執導《削瘦的靈魂》，朱賢哲受訪時表示「他（楊順清）認為我跟七等生在某些部分有相似之處」。確實，《白蟻－慾望謎網》描繪了一名戀物癖男子的敗德故事，開場由吳慷仁飾演的男主角身著女性胸罩在鏡前自瀆的畫面，震撼了當時的影壇與媒體界。朱賢哲電影裡對性慾、身體的探索，同樣可以溯源到七等生的文學創作，像是〈放生鼠〉（1967）裡羅武格對母體的執戀，或是〈我愛黑眼珠〉（1967）的李龍第在洪災中合流妓女的敗德行徑，這些對於人類生存情境的道德省思與批判，是朱賢哲與七等生創作的共同母題。

誠如駱以軍在《削瘦的靈魂》中提及，七等生與同時代作家處在一個「內向世代」，他們善於描繪人類內在心理處境，亟力用語言探索晦澀的生命哲學。回到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壇，「台灣現代主義」的生成因素牽涉了整體外緣政治情境，尤其是美援文化影響甚深。此外，學者張誦聖也指出「台灣現代主義」應被置於中國現代文化工程的一個晚近案例，加以討論。這些台灣現代主義作家脫離了五四作家的包袱，「視西化為必然」，從翻譯文學中摸索出一種全新的漢語寫作方法。

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七等生以其晦澀的語言探觸人性深層的瘡疤，被葉石濤、劉紹銘批評是一種「小兒麻痺文體」。撇開評價而論，七等生的文學與其爭議，顯示了「現代性」的反叛精神。「現代主義」做為一個美學典範，從七等生到朱賢哲，可見一脈相承的精神態度——那種甘於犯險、挑戰世俗的創作人格特質。

孤傲與乖張，論《削瘦的靈魂》雙層敘事結構

接手電影項目前，朱賢哲對七等生文學著墨尚淺，為此他研讀作品，坦言「若不懂七等生小說，很難與他對話」。最終，朱賢哲選擇透過虛實敘述技法，嘗試交織七等生的文學與生命。《削瘦的靈魂》具備兩條主線敘事，一是朱賢哲透過極富現代詩意的構圖，對七等生文學作品進行二次創作；二是朱賢哲藉由訪談與貼身攝影，既用鏡頭直擊「七等生的生活花絮」，又從側面捕捉「旁人眼中的七等生」，進而勾勒出他桀傲不遜、狂狷孤絕的冷僻性格。

沿襲現代筆法，朱賢哲採取了近乎黑白的色調，輔以合成動畫及近似小劇場的場面調度，再現七等生小說畫面。其中，朱賢哲刻劃〈我愛黑眼珠〉裡的洪災場景令人驚嘆。在塊狀處理七等生文學畫面上，朱賢哲游刃有餘，也因他與七等生創作精神相契，那種冷僻疏離、怪異乖張的鏡頭氣質，型塑了七等生文學影像化一種獨特的況味。

《削瘦的靈魂》第二層敘事結構刻劃七等生的私生活面貌。我們發現七等生的獨特性格，不僅使他在文壇飽受爭議，生活中的他也落入了不斷尋覓知音的無線迴圈中。這種困境進一步套牢了七等生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在影片後半段，我們看見七等生女兒小書赤裸揭穿「她眼裡的父親真相」。

素描七等生，文壇大師的凡人印象

七等生一輩子花了很大的篇幅揭開人性的瘡疤，《削瘦的靈魂》卻是一部「關於他」的瘡疤故事。楊順清剛接手電影項目時，所有人都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七等生「很難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劇組初期也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取得他的信任，但他仍不開放攝影機直擊他最生活的一面，而是由女兒小書「手機攝影」才得以捕捉畫面。

然而這些困難都不足以羈絆朱賢哲的紀錄片創作，他的創作情懷與溫柔耐心，彷彿也是七等生正在尋覓的一名知音。朱賢哲曾透露，某日下午七等生挽起他的手，散步相談。知音難尋，鏡頭內外人物相伴，何嘗不是緣份？

2020年十月，七等生辭世，來不及看到本片的全貌。其實影片定剪時，朱賢哲本有意讓七等生過目，卻遭小書以擔心父親情緒波動為由拒絕。朱賢哲於去年金馬影展受訪時也提及，他本想藉由電影釋放七等生內心愧疚，與自己和解。直至近日《削瘦的靈魂》於戲院上映，七等生的生命故事曝光於大眾面前，使得小書也公開闡述「電影的問世，見證了她的蛻變」，連帶使她重新省思父親與她的關係。

我一直覺得《削瘦的靈魂》最具價值而深刻的意義，不在電影本身，而在於因為電影而衍伸出的所有人情世故與情感補償。這樣的評價迫使我們回頭省思一個問題：《削瘦的靈魂》若無法自外於七等生所佈下的人事塵網，那它的創作存在意義在哪？於是，我們會驚覺七等生對朱賢哲說「這部片與我無關，你是用我來創作」，簡直是一句生猛的謊言。

電影裡的故事、電影外的人情、拍攝與被攝的關係，從頭到尾都圍繞在七等生，這部片怎麼可能跟七等生無關？然而當我們回過頭來看，當被攝者幾乎主導了所有創作意義時，受限於各種命題與現實牽制的朱賢哲，仍能善用所有被動情境，賦予《削瘦的靈魂》自身存在價值。它就像素描畫像，在明暗筆觸間勾勒七等生的文學生命——致敬文壇大師，而大師亦為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