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濤最深處》團結擁抱多元價值Diversity in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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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導演黃明川在映後座談開宗明義說道:「想離開自己的國家多一點,離開自己的性別多一點。」他每一回拍電影,無論類型或內容,都是夫子自道的實踐:「跨過習常,我才看到那從未遇過的自己。」拍攝新作《波濤最深處》(Deepest Uprising),他尤其跨越得徹底:跨過生理性別,跨過黑水洋流,離開熟悉的地域,望向比台灣國境之南更炎熱,更接近赤道的熱帶南亞,駐馬聆聽女詩人的言說,呈示她們的集體心聲:反抗不正義、不平等、壓迫人的社會。



黃明川閱讀海量亞洲女性詩人的作品,選擇記錄台灣、印度、菲律賓、斯里蘭卡共十六位女詩人,全片交叉剪輯訪談、朗誦、聲景、地景、日常,讓四個國家的女性隔海對話,參差對照。人類可能面臨的掙扎與困境,關於身體、情慾、自然、文化、暴力、侵犯、反抗、異議、殖民、國族、爭戰的思考,詩人用自己的話語闡釋,並朗誦詩作直接表達觀點。當然,紀實訪談揭露的事實與訊息無論如何求真存實,都只是導演選擇並再現的結果;片中各個女性的主觀意見,透過男性導演的剪輯,再現為相對平衡、客觀的看法,其中的觀點轉折以及主客位置,特別能激發觀者對性別權力關係的深層思考。質言之,《波濤最深處》可謂:女性言說,男性裁剪,女性與男性觀點,呼應、相詰、互補、交映的影音對話實錄。

影片一開始,印度詩人畢娜·薩卡(Bina Sarkar)就豪氣發言:要以創作直面甚至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不平,提出女性觀點。薩卡一番話說得從容大氣,為全片題旨定調。她拿出夏曼藍波安所贈刻有詩句的石頭,分享自己收集石頭的小癖好。一個偶然的舉措,不經意間串聯起原住民詩人,台灣首部原住民發音電影《西部來的人》,以及獨立導演黃明川之間的神秘連結。真實在不刻意安排之時自然揭露,最是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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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是冷門文學,女性是弱勢族群,女詩人則處於雙重邊緣的地位。在性別平等意識相對落後的亞洲,尤其是衝突死傷不斷的南亞,社會顯然毫不看重也不理會女性的吶喊。黃明川詢問在南亞各國相遇的女詩人有關女詩人的影片,她們都一致回覆:過往沒聽過有此類型的影片;有幾位甚至回問:這奇怪念頭從何而來?弱勢者習慣了被壓抑,習慣了邊緣的位置,就有可能遺忘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質言之,這部電影專注於邊緣的文字、聲音、影像,再現表面似乎是靜水暗潮,但是在波濤最深處卻翻湧拍擊的異境與意境,張揚「I Dissent」的異議精神,由女詩人梳理黑暗歷史,反省殖民記憶,宣示本來就屬於自己的發言權與詮釋權。

然而,生命可以非常個人非常內向,完全無涉於外在的階級、政治、社會,女性確實比較「一生兒愛好是天然」,亦即對身體的敏感,對感情與人事物的直覺,更貼近人性向內看的「人的況味」。所以片中朗誦的詩作,每常描摹歌頌女性身體特徵或生理狀態,例如乳房、子宮、月經,這是順應生物天性,即便符合刻板尋常想像。相形之下,台灣婦運先驅李元貞的性自主觀點,因為稀罕而珍貴,高揚女性情慾解放的行動與意志:

「我愛所有
吹笛人
用雙乳酬謝
生動的笛音」

「我愛所有吹笛人」是多麼強悍的兼愛宣言,情慾主張!

在專制戒嚴碾壓人性、屠殺異議者的時代,當丈夫埋首於革命事業之時,是他們柔韌的妻獨自撐持一個家,照顧全家老小;當丈夫慷慨赴義,沈默的妻只能咬著牙噙著淚為丈夫收屍,然後隱姓埋名獨力撫養孩子長大。走過近半個世紀的白色恐怖戒嚴時代,台灣女性以諸多詩作反映並反省時代的禁制與失語狀態,這是異議家庭中沈默的女性獨有的生命情境。女性無需男性代言,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只是需要與男性平等的資源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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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撒奇萊雅族詩人撒韵武荖是另一個動人的典型,她在挖掘族群文化,從而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與私人生命的碰撞、衝突,凝結了所有獨立女性的掙扎:要委屈自己成就愛情/婚姻/家庭,還是放下情感牽絆,聽從內在的聲音追尋自我?她無意當個簡單的女人,不想拋開複雜難解的想法,堅心尋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因為她心裡有很多關於生命的問題需要回應。真正的革命者會去創造機會改造現狀,讓自己得到支撐生命的力量,這是撒韵武荖對付逆境的積極態度。


菲律賓華裔詩人瑪可欣·席胡克(Maxine Syjuco)則是全片最突出的異類,無論是服飾妝容或者詩文內容,她都顯得殊異不凡。席胡克毫不隱瞞自己是享有特權的富裕之人。財富賦予她一種優越從容的質氣,所以她可以居高臨下,站在舒適的高樓居室,毫不遲疑地形容在街道上攢動的人流是動物蟲豕。席胡克或許沒有貶抑他人的心思,在我聽來卻異常刺耳,只因為我自己的意識形態與階級立場,即便這是黃明川作為導演,必須善盡容納多元觀點的責任。而正是在這種打擾觀者安寧的時刻,令人反感的時刻,最能刺激觀者換位思考,反省甚至修正既定觀點,從而成就女性觀點更完整的光譜。

黃明川自陳《波濤最深處》是他拍得最規矩的作品,但是他終究忍不住求變求新的慾望,用一小段快速靜照變化,宣洩小小的實驗心思。賀照緹在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說過一段話:「究竟的問進核心,對美術館類和本格派紀錄片都需要處理的是:有沒有夠勇敢地問進一個無人涉與的主題?冒著失敗的風險,獨自走一條比較危險的路?——形式或內容皆然。」黃明川再一次以新作品,呼應並印證紀錄片導演同儕的觀點——形式與內容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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