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理由》：當看見烏雲籠罩過來

剛看完作品當下，緊緊地被最後一顆鏡頭包覆——那種從現實生活裡撿拾一點點遙相呼應的巧合的細膩，感受得到這個結尾仍然叩合導演貫徹全片的視角。

那最後一顆鏡頭是，姊姊真昀看著不斷想往導演方向爬行、試圖爬到門外的兒子，好氣又好笑，三番兩次把兒子抱進安全的屋內，最後還是決定讓他爬出去，碰碰粗糙而且可能讓人感到刺痛的世界外邊。

入圍2020年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的《回家的理由》，單就作品本身而言，的確輕盈地切入了一個背負沈重現實的家庭。胡慕情在鏡週刊書寫兩篇【重返日月明功（上）、（下）】深入肌理，娓娓將事件始末與相關人物的生存樣態鋪陳開來。日月明功事件媽媽黃芬雀在陳巧明的指示下，與信教成員集體虐害了自己的兒子。五年沒有回家的女兒真昀回來，與家庭日愈疏離的爸爸提出訴訟，全家漸漸被司法程序拖得狼狽，而後媽媽入監服刑四年八個月。

導演從最初就如他所說的，因為機緣，站在了一個絕近的位置。過世的兒子的姊姊，被遺留的家屬，被整個家庭事件震盪的真昀——是導演大學同學，也是親近的人。

這個深厚的基石讓導演在看待這個家庭時，逐漸建立出他在映後說的觀點——「坦白說，我就是想為媽媽說點話，我認為一個家庭會出現問題不是一個人的錯，不應該全部責難一個人。」他希望為這一家人平反，也希望自己作為折衝，替這個家將混亂梳理開來。

然而我認為這個作品的難得在於，這個震驚社會的事件就發生在導演身邊親近的友人，正因為先是與被攝者建立關係，而後看見巨大的事件籠罩下來，使導演先看見那還未被事件籠罩的人物，才漸漸看見烏雲如何掩蓋過來，人如何被碾壓遂轉變出另一個狀態。這個看待事件的方式使影片有了新的細膩的出口，卻同時讓導演對於這份輕盈看待得太過理所當然，而可能忽略掉去重新檢視這些社會條件是如何收攏、如何促發事件發生，又如何左右人物狀態的可能性。

這麼思考或許有些苛刻，因為在看完影片的當下，我被導演與被攝者的緊密關係安撫了——被他在終於獲得訪問到即將入獄的媽媽的機會下，所克制而溫柔地選擇問問題的方式的態度收服；在那些攝影機後面的提問裡，我感覺得到他一直要問「愛」，一直要透過他的問題讓被攝者說出「他們其實很愛對方」、「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可以找到愛」，而這些問題最後輻輳至一個執念——希望可以與假想敵進行對話與談判。

這個談判在於，他對媒體形塑出的這一家人的形象的不認可，使他認為這部紀錄片如實紀錄的素材是可以與之違抗的可能。映後一個觀眾問到導演如何使用「媒體素材」、「新聞畫面」時，他回應了媒體對於新奇事件的獵奇與嗜血，以及攝影記者如何缺乏「美學」的概念，拍攝到的畫面「不好看也不好用」。這不禁讓人反思，在他拍攝事件時，必須面對的是眼前大學好友正面臨新聞媒體追殺，他在一旁勤懇地記錄、陪伴，而這些記錄考慮進了美學和敘事，這樣的建構回應到他關切這個事件「最真切的初衷」，這個初衷或許是出於關心好友，或許是出於他最先看見社會案件的平凡面貌——一個相識已久的普通家庭遭逢的巨變，那些最平庸、最平淡卻又沉痛的事實，他心裡知悉，第一線知道。這一層認識似乎正是逐步構築出導演如何「觀看與凝視」這位好友的視角，他便以「日常」作為武器，最貼近日常的他與媒體不同，他希望以他的「同理」回應媒體的「無法同理」，而進行與這個假想敵的談判。

這個談判初衷於我而言是正面的，在陪伴好友面對媒體的過程中，這些無故造訪的記者正成為導演鏡頭下的刀俎魚肉，漠不關心只為了獲得資訊的狼狽樣態，這樣的記者導演花了不小的篇幅來詮釋，深刻刻畫出了這一家庭除了面對自己屋內的混亂還要組織起來與外在世界抗衡。

可同時在這份關切裡，導演有時不小心將好友真昀樣板化了。這份樣板化的思考反而讓我在映後得到了一些資訊。例如導演回答到的「媽媽產後一個月就是這副模樣」，「我不知道如何思考女性、沒有辦法理解女性」，「我的紀錄片她（真昀）看完不會有任何意見的，因為我是如實地紀錄」，「她不是對紀錄片沒有sense的人」。在導演因為如此親近一個女孩分娩、接著成人母的階段而感到驚異，或許更細膩的體貼到身份轉換的不同，性別角色的不同職責，以及與他個人成長經驗女性的模樣的差異。但同時他又希望這個差異可以建立出另一個模型，這個模型是得以被描述且按照一個輪廓來理解的。但真昀成為媽媽並不等於每個媽媽成為媽媽的過程，不等於真昀的媽媽成為媽媽的過程，無法被化約。

這也確實讓我隱約想起，每個女兒發現自己在成為母親之後，如何與自己媽媽相似而感到痛苦的時刻。曾經在獨自陪媽媽回娘家的路上，因為等客運而和媽媽聊天聊到起爭執，我說出「妳這樣根本就像外婆」，媽媽崩潰。正或許這是需要花一輩子去和解的事情，需要顫顫地在所有束縛和失落裡慢慢摸索，而不是在懷下孩子的那一刻便全部瞭然。

想到這裡突然也覺得，說不定導演是盡力了。他也承認在剛拍攝這個題材的當時的他只有22歲，就算拍了三年（2013-2015），他仍覺得過於沈重，無法知道自己該給出什麼註解而擱置無法剪接。或許這個版本對他已是最好的階段性整理，這更是對家庭的一個反思，也對他自己一個反身的回應。

日月明功案件的驚奇使這些平凡的家庭日常籠罩一點不平凡的意味，因為每一個細節似乎都得負起解釋這個悲劇會發生的原因一點責任，它們必須給出一點線索，才能讓觀眾有一些欄杆得以依靠。因為自己的親生母親怎麼能虐待殺害自己的兒子，這仍是一個過於龐大而找不到思考脈絡的課題。我們在日常找尋蛛絲馬跡，或許只是想要安放自己的不安，如同導演在完成這部影片、參加映後的當下還是在大銀幕下透露著他的不安。

有趣的是，講愛、講家庭、講關係的思考從來都不會有錯的可能，因為太複雜太親近，每一種解釋都是一個出口，與自己和解而非向他人交代。或許在聽映後的當下，我對於導演不斷要劃分男性女性、母親女兒、幸不幸福感到倦怠，但他何嘗不是背著自己的一些困惑盡力的去靠近一個家庭，這也是一種對可能性的開放，對可能性的著墨。那麼這些有些政治不正確的言談好像可以被寬待一些，那些待成長的語言在一次次完成作品的過程中被捏塑，三年、五年、十年，這部片會有它自己的生命，拖曳沉痛的過往，貼近下一個有機會看見它的人們，也是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