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嘲男孩》的政治無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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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4

在大衛鮑伊的名曲〈Heroes〉裡,有段歌詞提到了談戀愛的小倆口站在一堵牆邊,他們不顧頭上飛掠過的子彈,依然故我地熱烈親吻著。從前聽這首歌,並沒有對這個牆的意象有特別的文化聯想,畢竟描述戰爭與愛情的文藝作品裡總是會出現幾道坍塌的牆,作為烽火無情的註腳。就我所能立即聯想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描摹,出現在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裡。故事中後段以一道牆為核心意象,講述了一段亂世造就的愛情。在戰時陷落的香港城能成就一曲情緣,卻僅有一道斑駁屹立的牆作為歷史見證,既有史詩般的壯闊,又有些不得不的失落與蒼涼。

當〈Heroes〉的旋律在電影《兔嘲男孩》(Jojo Rabbit,2019)最後一幕響起,就有些體現出戰爭離亂之下蕭條市景與小我情愛兩相對照的參差況味。不過張氏的參差美學並非這部納粹電影的主要調性;以無厘頭風格著稱的導演外提提(Taika Waititi)為這個音樂片段配上小男女主角的可愛歌舞,格外凸顯出童趣與搞笑的意圖。即便如此,〈Heroes〉出現在一部惡搞納粹的鬧劇小品裡還是顯得有些莫名其妙。看完電影後覺得整體劇情並不突出,卻又備受結尾莫名迸現的歌舞感動的我,異常地想要知道:為什麼是大衛鮑伊的〈Heroes〉?而且還是鮑伊錄製的德文版本?電影處理的納粹歷史和鮑伊創作歌曲的七零年代,兩者放在一起可說是時代錯置,但歌曲那「多出來」的歷史,是否有意無意地傳達了電影所沒能傳達的意涵?

問題的答案或許就隱身在那道牆裡。

細究〈Heroes〉的歷史,便會發現歌曲與德國有著絕對的關聯。“Heroes”這張專輯是在1977 年,也就是鮑伊的「柏林時期」期間完成。當時鮑伊決心逃離在洛杉磯成天嗑藥的糜爛生活,拋下他引領酷兒敢曝美學的另類人格(alternative personas),來到柏林隱匿身份、潛心創作(同行的還有好友Iggy Pop)。據鮑伊自述,〈Heroes〉歌名是向同名的德國實驗搖滾歌曲致敬,實際的創作靈感則來自他從錄音室窗口瞥見的、一對在牆邊約會的情侶。他將這對情侶想像成分別來自東西德、在戰火下為愛赴湯蹈火的英雄。實際上,他們的真實身份是鮑伊已婚的製作人和他的小三,選擇牆邊幽會可能只為方便掩護。到這裡已經不難猜到,那道緊鄰錄音室、最終被寫進歌詞的牆,就是戰後立起的柏林圍牆。相較於英文歌詞裡「the wall」的不限定性,德文歌詞的「Die Mauer」事實上提供了明確的指涉,直指柏林圍牆。

需要強調的是,〈Heroes〉雖然提及柏林圍牆,但它並不如後人以為的是首反戰歌曲。從最初的脈絡來看,它純粹是首歌頌愛情的曲子,觸及戰火(嚴格來講也沒有什麼戰火,畢竟是冷戰時期)僅為凸顯愛情之偉大。也就是說,〈Heroes〉的創作史固然是鑲嵌在美蘇對峙的政治背景裡,但它並沒有後人——包含1987年重返柏林演唱的鮑伊自己——為之安加上的反戰意識形態。按照這個邏輯,《兔嘲男孩》結尾的歌曲引用也就不一定如一些影評人指出的,是在傳達打倒極權主義的正向反抗精神;相反的,它創造了一個沒那麼明確、且更加曖昧的指涉空間,模糊了觀者意欲讀取的單一訊息。

《兔嘲男孩》選擇鮑伊之所以耐人尋味,就在於歌手自身的曖昧性。在記錄鮑伊柏林時期的傳記Helden(書名即德文「英雄」)裡,作者Tobias Rüther提到了鮑伊早年對法西斯政權和希特勒的迷戀。根據作者記述,鮑伊(應是在藥物影響下)自認是音樂彌賽亞,他並從法西斯領袖的強人形象裡看到了自己,甚至大膽自豪道,「我理當可以是個他媽好的希特勒」(I would have been a damn good Hitler)。在與鮑伊搬到柏林同年的一場訪談裡,他進一步把希特勒比做是媒體藝術家,說他擅長以演說、肢體、音樂和舞台燈光營造戲劇性,並稱讚這位政治領袖的一舉一動就像是Mick Jagger——套句日後魔力紅的歌詞,就是he’s “got the moves like Jagger”。鮑伊總結道,納粹黨的造勢大會基本上就是場搖滾演唱會。

圖:1976年,鮑伊行經倫敦維多利亞車站時突然行納粹禮,隨後媒體爭相報導(圖片來源Flashbak

這個較少人關注的生平細節呈現了納粹狂熱與戰後流行文化的詭異鏡像,促使我們對電影的結尾進行另類的政治解讀。我們不得不問:到底誰才是電影稱頌的「英雄」?除了跨越種族歧見而結合的小男女主角,是否也還指向了希特勒和鮑伊這兩大文化符碼至今所還能動員的殘餘崇拜價值、甚至還有飾演希特勒的導演自己?正是在〈Heroes〉與納粹電影的兩相疊映下,鮑伊的搖滾魅力可以是希特勒式的,而希特勒被戰後次文化擁戴為搖滾巨星。《兔嘲男孩》強力放送的搖滾歌曲——除了〈Heroes〉,開頭的披頭四〈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德語版在一片狂熱的「Heil Hitler!」聲中響起——讓我們直面納粹崇拜本身也是流行文化的歷史事實。這一事實鬆動了戰前—戰後、政治—藝術、極權政治—大眾文化的分野,以及「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安全距離。藉由柏林圍牆牽引出的政治無意識,亦讓我們認知到影片觸碰卻沒能深入探索的灼見:德軍戰敗後柏林雖由盟軍接管「解放」,但報復與暴力清算仍然持續著。國族主義、英雄主義與陽剛霸權等支撐戰爭的意識形態從來沒有退場。因此,與其說《兔嘲男孩》片尾〈Heroes〉是在歡慶納粹的結束,不如說它透過歌詞裡那道牆預告了全新對峙時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