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巴黎》：家與國只是近義，但終究並非相同

有些電影不是那麼平易近人，卻潛藏著呼之欲出的警世寓言；不畏高冷姿態，用自己獨特且不妥協的敘事方式讓人隱生敬畏。今年二月甫在柏林影展獲得最高榮譽金熊獎，由以色列導演那達夫拉匹（Nadav Lapid）所執導的《出走巴黎》（Synonyms），就是這麼一部電影。它以一個以色列士兵試圖逃避自身過去、重新融入巴黎開展新生活的故事，隱喻著更宏大的身份認同矛盾和舉世皆然的文化與階級隔閡。

電影的開頭靜得讓人屏息－－一名年輕男子佝著身軀在巴黎潮濕的石磚道前進，摸進了一幢寬敞而幽暗的無人公寓。他終於得以喘息片刻，將衣衫褪去、完全赤裸地沐浴。然而，就在這幾分鐘之內，衣物和全身家當卻莫名不翼而飛。男子奮力追兇、求救，但城市卻持續寂靜。最後他躺在浴缸中，或許是放棄、抑或是釋然，等待著死亡的到來。就在這時，他被同棟的一對布爾喬亞情侶給營救了。他幽幽轉醒，獲得了新生。

故事就此展開，我們得知這名年輕男子約亞夫（湯姆梅西耶 飾）是一名退役的以色列軍人，因為一些不明的原因對於家園和過去滿腔憤恨，決定逃離來到巴黎。他帶著一本Larousse口袋版字典，每天背誦法文單字的同義詞（synonym），並絕口不說母語希伯來文，以期能夠透過語言改變身份認同、融入新的環境。法國情侶艾米勒與卡洛琳（昆汀杜梅爾＆露易絲謝維洛特 飾）則與他發展出另類的友誼關係，他的異國回憶和引人乞憐的姿態，意外地也填補了他們浮華生活背後的空虛。

導演選擇用各種互不連貫的回憶、幻想，與生活中的小插曲，而非單一直線敘事，跳接式地拼湊出主角的心理狀態，令人聯想到瑞典電影《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雖然在觀賞時並不容易入口，甚至近乎讓人不耐，但或許透過這樣的方式，更能突顯出在快速變動的世界湍流之中，自我身份迷失與失根的狂躁與鬱憤。故事絕非想像中的那般發展，既不是走達旦兄弟或肯洛區的社會寫實，也不是藍西莫或奉俊昊的怪誕諷刺。整部片在嚴肅中自然流露出荒謬的厭世，對於法國和以色列所代表的新舊世界，也沒有明顯偏頗地指控任一方。在這個歐洲難民流動和全球扁平化的世代中，他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惶恐和不確定性，去反思固守形塑自我過去的價值何在，也坦然接受對理想國度憧憬破滅的恍然大悟與茫然。

片子持續處於一種對立的張力之中，透過攝影影像也隱喻者這種二元觀點。近乎歐洲新電影式的優美緩慢鏡頭，不時切換成急促晃動的粗糙手持影像。導演似乎想暗示著自己以前來到巴黎時，就是帶著這般的衝突感，重新認識了這座城市。過往浪漫花都的形象不復存在，巴黎鐵塔、凱旋門、羅浮宮等膚淺符號，在片中幾乎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觀光客鮮少踏足的巴黎地鐵二號線、東北第十一區，和肖蒙山丘公園（Parc des Buttes-Chaumont）。

片中艾米勒說：「巴黎的華美是一道考驗，唯有通過的人才能到達城市真正的核心」，而主角約亞夫最後確實來到巴黎地理上與歷史上的中心－－巴黎聖母院大教堂。他抬頭仰望，才發現腐朽和平庸到處都是、舉世皆然、永遠無法逃離。昔日強盛之國的榮景，只能透過國歌歌詞略窺一二，如今也淪為僅是移民歸化考試的背誦題目。法國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曾幾何時也只是空洞的口號。導演的鏡頭刻意依序帶到了象徵言論自由的共和廣場、象徵民主革命的巴士底廣場，以及象徵憐憫與接納的聖母院，似乎意有所指。前些日子巴黎聖母院慘遭祝融的事件，也成了一樁詭譎諷刺的巧合。

法國自 1905 年起實施嚴格的政教分離制度（Laïcité），禁止公家機關和學校掛聖像，公職人員也不得配戴十字架等宗教意涵首飾。對比由宗教立國的以色列來說，可說是天壤之別。男主角名字約亞夫（Yoav）的希伯來文，更是直接從耶和華上帝（Yahweh）的字根衍生而來。約亞夫不難讓人聯想到另一名獨在異鄉的希伯來人——被賣到埃及的約瑟。約瑟在埃及雖然升至宰相，但他的家族卻始終被歸類為外來者，其後代甚至慘遭奴役，直至摩西帶領百姓逃離埃及，並在迦南地建立起以色列國。這與本部片的外族與逃離意象，不謀而合。

對應到片尾那扇無人回應的門，各個群體之間樹立起的藩籬，外人終究不得其門而入。即便你的詞庫再怎麼豐富、口說再怎麼流利，圈內人仍能一眼識破：「文法上沒錯，但沒有人會這麼說」。原文片名“Synonyms”的意思就是「相似詞」：我們最多也只能相似，但永遠不會是同類。約亞夫繞了世界大半圈，卻發現永遠無法逃離自身過去的牢籠，同時也無法進入那不存在的理想國度。他就卡在這個進退兩難的尷尬點，忖度著家為何物、國在何方。

當你除掉了自己原本的語言、土地連結、身世背景、社會歷史、宗教信仰，那麼你還剩下什麼？這部片古怪而不協調，但卻誠實地面對國族與身份的當代焦慮、拼湊出對家與國的想像辯證。而這聲混沌的答覆，或許正是對這混沌的時代，最好的回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