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巴黎》:家與國只是近義,但終究並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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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5

有些電影不是那麼平易近人,卻潛藏著呼之欲出的警世寓言;不畏高冷姿態,用自己獨特且不妥協的敘事方式讓人隱生敬畏。今年二月甫在柏林影展獲得最高榮譽金熊獎,由以色列導演那達夫拉匹(Nadav Lapid)所執導的《出走巴黎》(Synonyms),就是這麼一部電影。它以一個以色列士兵試圖逃避自身過去、重新融入巴黎開展新生活的故事,隱喻著更宏大的身份認同矛盾和舉世皆然的文化與階級隔閡。

電影的開頭靜得讓人屏息--一名年輕男子佝著身軀在巴黎潮濕的石磚道前進,摸進了一幢寬敞而幽暗的無人公寓。他終於得以喘息片刻,將衣衫褪去、完全赤裸地沐浴。然而,就在這幾分鐘之內,衣物和全身家當卻莫名不翼而飛。男子奮力追兇、求救,但城市卻持續寂靜。最後他躺在浴缸中,或許是放棄、抑或是釋然,等待著死亡的到來。就在這時,他被同棟的一對布爾喬亞情侶給營救了。他幽幽轉醒,獲得了新生。

故事就此展開,我們得知這名年輕男子約亞夫(湯姆梅西耶 飾)是一名退役的以色列軍人,因為一些不明的原因對於家園和過去滿腔憤恨,決定逃離來到巴黎。他帶著一本Larousse口袋版字典,每天背誦法文單字的同義詞(synonym),並絕口不說母語希伯來文,以期能夠透過語言改變身份認同、融入新的環境。法國情侶艾米勒與卡洛琳(昆汀杜梅爾&露易絲謝維洛特 飾)則與他發展出另類的友誼關係,他的異國回憶和引人乞憐的姿態,意外地也填補了他們浮華生活背後的空虛。

導演選擇用各種互不連貫的回憶、幻想,與生活中的小插曲,而非單一直線敘事,跳接式地拼湊出主角的心理狀態,令人聯想到瑞典電影《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雖然在觀賞時並不容易入口,甚至近乎讓人不耐,但或許透過這樣的方式,更能突顯出在快速變動的世界湍流之中,自我身份迷失與失根的狂躁與鬱憤。故事絕非想像中的那般發展,既不是走達旦兄弟或肯洛區的社會寫實,也不是藍西莫或奉俊昊的怪誕諷刺。整部片在嚴肅中自然流露出荒謬的厭世,對於法國和以色列所代表的新舊世界,也沒有明顯偏頗地指控任一方。在這個歐洲難民流動和全球扁平化的世代中,他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惶恐和不確定性,去反思固守形塑自我過去的價值何在,也坦然接受對理想國度憧憬破滅的恍然大悟與茫然。

片子持續處於一種對立的張力之中,透過攝影影像也隱喻者這種二元觀點。近乎歐洲新電影式的優美緩慢鏡頭,不時切換成急促晃動的粗糙手持影像。導演似乎想暗示著自己以前來到巴黎時,就是帶著這般的衝突感,重新認識了這座城市。過往浪漫花都的形象不復存在,巴黎鐵塔、凱旋門、羅浮宮等膚淺符號,在片中幾乎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觀光客鮮少踏足的巴黎地鐵二號線、東北第十一區,和肖蒙山丘公園(Parc des Buttes-Chaumont)。

片中艾米勒說:「巴黎的華美是一道考驗,唯有通過的人才能到達城市真正的核心」,而主角約亞夫最後確實來到巴黎地理上與歷史上的中心--巴黎聖母院大教堂。他抬頭仰望,才發現腐朽和平庸到處都是、舉世皆然、永遠無法逃離。昔日強盛之國的榮景,只能透過國歌歌詞略窺一二,如今也淪為僅是移民歸化考試的背誦題目。法國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曾幾何時也只是空洞的口號。導演的鏡頭刻意依序帶到了象徵言論自由的共和廣場、象徵民主革命的巴士底廣場,以及象徵憐憫與接納的聖母院,似乎意有所指。前些日子巴黎聖母院慘遭祝融的事件,也成了一樁詭譎諷刺的巧合。

法國自 1905 年起實施嚴格的政教分離制度(Laïcité),禁止公家機關和學校掛聖像,公職人員也不得配戴十字架等宗教意涵首飾。對比由宗教立國的以色列來說,可說是天壤之別。男主角名字約亞夫(Yoav)的希伯來文,更是直接從耶和華上帝(Yahweh)的字根衍生而來。約亞夫不難讓人聯想到另一名獨在異鄉的希伯來人——被賣到埃及的約瑟。約瑟在埃及雖然升至宰相,但他的家族卻始終被歸類為外來者,其後代甚至慘遭奴役,直至摩西帶領百姓逃離埃及,並在迦南地建立起以色列國。這與本部片的外族與逃離意象,不謀而合。

對應到片尾那扇無人回應的門,各個群體之間樹立起的藩籬,外人終究不得其門而入。即便你的詞庫再怎麼豐富、口說再怎麼流利,圈內人仍能一眼識破:「文法上沒錯,但沒有人會這麼說」。原文片名“Synonyms”的意思就是「相似詞」:我們最多也只能相似,但永遠不會是同類。約亞夫繞了世界大半圈,卻發現永遠無法逃離自身過去的牢籠,同時也無法進入那不存在的理想國度。他就卡在這個進退兩難的尷尬點,忖度著家為何物、國在何方。

當你除掉了自己原本的語言、土地連結、身世背景、社會歷史、宗教信仰,那麼你還剩下什麼?這部片古怪而不協調,但卻誠實地面對國族與身份的當代焦慮、拼湊出對家與國的想像辯證。而這聲混沌的答覆,或許正是對這混沌的時代,最好的回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