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失敗」在臺灣: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643
2019-04-15
  • 波昂刺刺

 「我本來以為,我可以記錄下,他們兩個造成的改變,讓更多人去相信社會運動,但是現在,結果卻變成這樣。我開始覺得,社會運動根本沒有辦法改變,拍紀錄片也沒有辦法改變什麼。我覺得自己好沒用,甚至想要放棄紀錄片了。」

一路跟拍陳為廷與蔡博藝這兩位熱血青年,望著拍攝對象歷經挫折,如今隱沒政治邊緣。當現實發展不若預想,導演傅榆將內心感慨與反省,傾吐為片中旁白。

儘管失望,可是有兩個字她全片旁白未曾說過,那便是「失敗」。失敗興許是一個太過蓋棺論定的詞,無法輕言定調。可是失敗對我而言,幾近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主軸。不管是電影暢述的兩位社運明星潮起潮落,又或者是傅榆一廂情願加諸期待於拍攝對象,在我眼裡,這些都是「失敗」。儘管導演片末企圖擴寫電影格局,以「理想」為名邁向正面終局。全片最觸動我的,仍舊是青年面對理想挫折的「失敗」。因此,本文將不探究熱血激昂的政治實踐,而想聚焦在抑鬱拒斥未來的「失敗」。

自我認同的追尋,政治意識的潛藏

談論「失敗」前,必須先瞭解傅榆的背景。端傳媒曾舉辦【鏡頭下的青年政治領袖】之「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講座,傅榆分享她國小就讀臺北市士林區的三玉國小,那時面臨本土化興起,同學開始說台語,這是她首度意識到「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歧異。大學時,她看電視播放陳水扁新聞,隨著家長說「陳水扁只會作秀」,同學憤恨回應。傅榆這時候意識到:「政治就會吵架,我覺得很討厭。」

自我認同,是她從小的困惑。父親是大學時期來台的馬來西亞籍華裔,母親則是九歲時來台的印尼籍華裔。臺灣土生土長的她,不知自己是本省還外省人,傻傻以為自己不會台語就是外省人。《不曾消失的台灣省》短片發表時,媒體寫她含淚投藍,外省讀者開始力挺她。結果她發表聲明,又被罵是「馬來西亞跟印尼的雜種。」她解釋:「我也不是想要定義自己,有時候在片子跟場合,我需要一個名詞而已。」

無標題

用影像探討政治,從畢製起就是傅榆的文本主軸。就讀政大廣電系時,曾有教授認為臺灣紀錄片去政治化,質疑年輕人政治冷感,不拍攝相關議題記錄片。處女座的傅榆不服氣接下戰帖。研究所畢製她曾拍攝自己與同學父母討論政治立場長達一年,可惜結尾不歡而散。對話很難造成改變,但她確實被改變了。接著她拍《藍綠對話實驗室》,她在每次對話中得到收穫。她發現年輕人沒有長時間與政治相關的生命經歷,較能被改變。

為何執著於政治議題,關鍵不只是所拍議題的重要性,對於拍攝者而言,選擇何種題材進行長時間拍攝的執念,歸根結底是拍攝者心中那個結。綜合上述座談分享,可以知悉傅榆的潛藏主題或許一直是她的「自我認同」,透過觀察與紀錄他人如何理解政治,也觸發攝影機後方的她,尋覓與定位自我。然而,當觀察不只是觀察,還對被攝者投入過高期待時,一如影片前段自述:「因為遇見比我年輕熱血的他們,讓我開始相信,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這個世界」、「那時候我真的期待,有更多人會因為他們兩個,願意相信社會運動。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我希望我的攝影機,可以記錄到這一切」,即導向後段「無能為力」的發生。

傅榆在新活水與 Giloo 合作專訪中坦言:「『失敗』才是這片子真正的意義。」直至剪輯素材,她才發現自己一廂情願期盼被攝者給予答案,以致面臨陳蔡兩人回饋時的淚水潰堤。殘忍地說,因為期待運動能夠「成功」與「改變」,這部電影從開始就註定「失敗」。

運動中常態存在的「失敗」

若將「失敗」定位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主軸,不僅指涉傅榆在他人身上投射的失敗,更呈現出社會運動理想的失敗。

就社會運動而言,「失敗」誠然不利於行動。運動期盼創造社會變革「成功」,失敗這種前景晦暗的情感,乃至羞恥、悲傷等其他負面感受,被認定對行動無益。酷兒學者海澀.愛(Heather Love)於《倒退的政治》辯證倒退性與酷兒未來的關連,海澀.愛論述負面情感:「事實上,若沒有這些(負面)情感,不可能去想像改變現狀的政治。問題也不在於當面對絕望時,如何培育希望,因為這通常會要求以希望取代絕望。相反地,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創造一個能倒退的未來,倒退到我們之中即便最不情願的人也可能想住在那裡。」

綜上所述,失敗感在爭取成功變革的社會運動中顯得消極無益。失敗常被認為是邁向成功的中繼點而非終點。這是詭異的,作為人類(尤其是臺灣人)必定面對過「失敗」,但失敗感卻鮮少被討論,更常被老生常談「淨化」為「失敗為成功之母」,宛如失敗必然朝向成功。而這份「失敗感」在片中輪迴上演著。

陳為廷在佔領立法院擔任決策小組感慨重演「寡頭政治」,這是電影裡的首次失敗。而後的失敗來自於立委競選的性侵醜聞爆發,他一夕之間由社運明星醜化為性惡魔。蔡博藝除了以「中國籍」參與臺灣社會運動所受到的排擠感,最明顯的一次「失敗感」來自競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遭逢對手與校方聯手不公正打壓。與被攝者相比,傅榆的「失敗感」並非外力造成,而是來自於個人心態。她企圖捕捉被攝者參與社會變革的成功線性軸線,無奈不僅發展偏離預期想像,更發現己身渺小。她哏咽旁白泣訴:「當初一定是有這樣子的雄心壯志,後來記錄到這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變這樣,可是那就跟原本初衷是沒什麼⋯⋯」,蔡博藝理性回覆:「我覺得把這個東西,放在我們個人身上,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綁架。我的人生,不一定是為了這個目標在活著。」這番對話結束後,傅榆巧妙將太陽花運動尾聲的退場爭執剪接在後。她反省當下歧見,發現自己如今仍舊「失落」。

運動中不可能存在的「成功」

除坦承失落,傅榆依稀談及「成功」願景:「我知道真的要改變,是沒有那麼容易的。」這席旁白將「改變」連結「成功」,似乎紀錄片要拍攝到改變或是造就社會改變,才會成功。然而,社會運動真的存在「成功」嗎?陳為廷在太陽花運動一年後在端傳媒受訪曾說:「就好像每一場的結束,每一次的成功,都蘊含著失敗。對,就是永遠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即便運動擋下了服貿協議,他仍舊不滿意結果是倚靠王金平承諾與國會黨團協商,才將服貿協定卡在議案堆裡。他更用「階段性結束」解釋每場社運的宿命,宛如運動的終點並非完全結束而是「階段性結束」。

類似觀點,亦在樂生運動發生(注1)。端傳媒資深編輯何欣潔曾於〈與失敗同行——運動中的時間、污名與身體感覺〉一文審視樂生運動。2007 年運動號召遊行抵禦政府拆遷,原先預計全拆的 50 棟療養院建物而後只拆 10 棟。她說:「如果要理性計算,其實我們也可以說這運動贏了。」實際上她談及,面對怪手拆遷近 300 位學生哭打死守,這幅慘況難以稱之勝利。她與夥伴省思,迫遷數目不該量化。不能說本來迫遷 400 人變一人就是成功。「只要有一個迫遷,我們就失敗。」總結兩位運動者言論,似乎社會運動的終點只能是「階段性結束」與「失敗」,不可能是「成功」。

期待成功軸線降臨的傅榆,如何處理「不可能出現的成功」?她旁白說出:「但是現在,我想我是真的應該強迫自己跟它們道別了。至少,是在我真正靠自己,去實踐理想之前。」傅榆並沒有讓電影停留在負面抑鬱的結尾,她道出正面願景,期盼己身振作。旁白結束後,利用大量素材蒙太奇剪輯去推進敘事。比方說毛澤東、蔣中正、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習近平等等國家元首就職或公開發言影像。而後是劉曉波死亡、雨傘革命後黃之鋒判刑、李明哲入獄等等人權新聞翻拍,最終一幕是一位在臺聲援雨傘運動的一般群眾,紅色布條遮蔽雙眼視線,在一種受限與迷茫的狀態下,以微幅仰角捕捉堅定的昂首。傅榆沒有用旁白解釋,但她利用影像暗示現今臺港人權面臨赤色中國的迫害,而配樂選用輕快吉他和弦,企圖將電影領向光明正面氛圍,彷彿她的「理想」是期待人權迫害終止,可是「實踐」之道不是期待那些登台喊口號、一呼百應的政治明星,而是回到一個選擇採取行動的平凡人。

正向而不忘踏實的政治理想處理方式,讓人想起《幸福路上》。巧合的是,太陽花運動正好是《幸福路上》結尾,主角父母觀看新聞報導立法院佔領,彼此爭執「馬英九怎麼可能做錯事!」《幸福路上》以動畫改編導演宋欣穎的生命經驗。主角林淑琪高中大學參與社會抗爭,反抗父母醫科期待轉念文組。無奈事與願違,她沒有改變社會,成為社會中勞苦賺薪的齒輪。她小時候曾夢想:「我要成為很有用的大人,改變社會」,長大後卻是「結果我們長大以後,沒有一個人完成願望」。面對一系列政治理想、人生夢想的挫敗,宋欣穎利用角色的胎兒新生、本土情感與家庭溫暖,收斂起影片前段動畫天馬行空繪出的粉紅泡泡,真正長大。同樣觸及運動政治,這兩部臺灣電影選擇肯認「失敗」,「正面」作結。

※※

明天真的可能會更好嗎?或許持續對未來投以「美好」嚮往,將如這兩部影片所預示的,即注定下一輪「失敗」。可是持續望向那遙遠「理想」的浪漫,無法且不忍以事不關己態度讓世界頹敗,不正源於對這塊割捨不開的生養土地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影片早已大篇幅正視負面情感的「失敗」,未將負面情感視為缺陷,而視為理所當然存在且必得面對的普遍。

「失敗」是運動必然的結局,「成功」是虛幻飄渺的願景。社會運動是長時間的脈絡累積,沒有所謂一步登天。政治亦然,臺灣人民總將一切生活苦痛歸咎於政務官的不作為,一廂情願把改變「理想」寄託未就任的政治明星。《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已說明理想不在他人,在於自己。改革沒有全盤的成功,在於階段性的接受。當人民一味期盼成功,毫無意外地,失敗必將在未來等著你。

 

【參考資料與引用書目】

蔣金報導(2015),〈陳為廷,大鬧天宮之後〉,《 端傳媒》。

林忠模報導(2019),〈或許失敗才是這片子真正的意義:《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新活水》。

海澀愛,鄭聖勳、翁健鐘譯,2010,〈拒絕的政治〉,《憂鬱的文化政治》,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台北:蜃樓,頁 341-366。

海澀愛,張瑜玶譯,2012,〈論情感政治:感覺倒退、感覺「背」〉,《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 選》,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台北:蜃樓,頁 176-195。

海澀愛,劉羿宏譯,2012,〈倒退與酷兒政治的未來〉,《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 選》,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台北:蜃樓,頁 230-243。

何欣潔,2014,〈與失敗同行——運動中的時間、污名與身體感覺〉〉,《抱殘守缺: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劉人鵬、宋玉雯、蔡孟哲、鄭聖勳編,台北:蜃樓,頁 270-278。

陳宏瑋

編劇、監製、策劃、影評、廣告業務經理,東吳法律學系畢業。長年以筆名波昂刺刺從事評論書寫,領域涵蓋同志電影研究與台灣短片等。連續兩年以編劇作品《金魚缸小姐》、《我的媽媽是網友》獲文化部影視局短片輔導金,前者入圍第 61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現任台灣影評人協會理事,曾任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選片小組、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台灣競賽獎初審、青春影展初審。一直很常被問:「你真的有時間睡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