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什麼也沒發生的搖滾飛地

640
2019-02-15

我的朋友們跨過人生層層關卡
他們昂首行進著
他們只為啤酒停留
噢噢噢
                 —— Kino〈Мои друзья/My Friends〉

你的青春是什麼樣子?多數人大概都不脫「反叛」的標籤,我們或許從來都沒搞懂年輕的自己到底在反對什麼,但想像青春最理想的模樣,肯定如同《夏》(Leto, 2018)的搖滾文青一般,極其自溺於輕狂的舉止,同時渴望用一己之力介入社會,為世人帶來震動。

一群列寧格勒的年輕人困於鐵幕之下,以西方搖滾樂為信仰,並且創作不輟,縱有對音樂使命的焦慮和困惑,但信手可得的吉他、如數家珍的西方搖滾唱片,讓他們總是處在備戰狀態,彷彿隨時可用搖滾樂給予高聳的體制一記迎頭痛擊。

這群年輕創作者之中,有兩位蘇聯搖滾樂史上重要的人物:Kino樂團主唱Viktor Tsoi與Zoopark樂團主唱Mayk Naumenko。兩位搖滾樂手不幸都在蘇聯崩解前英年早逝,未能親眼見證新時代的到來,卻也因此留有永遠青春的形象,成為令人永世緬懷的自由靈魂。他們帶有斯拉夫民族風情的獨特搖滾創作,也在「被西方自由世界解放」的常見命題下,補充了那時那刻蘇聯青年們熱愛音樂、瘋狂作樂、陷入熱戀的精神氣質。

讓想像力奪權的搖滾飛地

《夏》中帶有強烈懷舊意味的一幀幀黑白畫面之間,如驚喜一般大膽穿插了四段以西方殿堂級搖滾歌曲為基底的動畫MV,不但是立即喚發搖滾樂迷觀眾共感的符號彩蛋,其中更仿效常見於西方地下搖滾MV帶有indie氣息的lo-fi質感,閃動的粉筆塗鴉動畫創造出如同噪點(image noise)的效果,使得當時人物真誠、叛逆的形象更有了生息。

從美國樂團Talking Head的〈Psycho Killer〉、Iggy Pop的〈Passenger〉到Lou Reed的〈Perfect Day〉、由David Bowie作詞作曲的〈All the Young Dudes〉,不但是這群青年離經叛道的立場宣示,也顯現一段三角情愛糾葛的消長,於公於私皆讓片中人物更加立體。其中一位能夠自由出入劇情場景的懷疑論男子(Skeptic),總在音樂段落結束後舉起「以上都沒發生」的牌子,好似揭示了這些以想像交織而成的「搖滾飛地」(rock music enclave)1

生活在共產政權下「另一國度」的搖滾青年們,就連表演場所也為官方所主導,四段富有破格力的動畫MV在在展現了他們將心中烏托邦(utopia)寄情於現實世界由想像力構建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又作異托邦)。他們的音樂理想國並非固著於單一場所,而是隨著想像馳騁於城市各個角落,無論是火車、電車,抑或街道上,皆因想像力的奪權,進而被賦權(empowered)而跳脫日常功能,成為一個個幻想的微型宇宙、勇於站在現實社會對立位置的搖滾異托邦。

 

他們永遠活在彩色的搖滾烏托邦

片中青年們對西方搖滾樂的崇信,也透過他們不斷的展演行為而益加堅貞。Mayk平時仿繪西方搖滾專輯封面、抄寫西方搖滾歌曲的英語歌詞,有如一種儀式性的臨摹;一次在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的演唱會,也被懷疑論男子突如其來「換幕」,全場不再因為空間制度而正襟危坐,一同隨著穿插期間的西方搖滾演唱會彩色影像全面解放,甚有摔爛吉他的經典場面,然而,隨著懷疑論男子舉起手中的牌子,就知道這一切也只因想像而生,搖滾青年們在成不了異托邦之境大聲疾呼著另一個王國。

而最具致意與緬懷氣息的場景,就屬這群蘇聯青年們親自展演牆上成排的經典搖滾專輯封面,伴隨著〈All the Young Dudes〉的音樂,他們逐漸從黑白的異托邦遁入彩色的理想國,「沒錯,我就是其中一個年輕傢伙」,懷疑論男子這回沒再舉起牌子,血氣方剛的青年更藉由鏡之中介,跳入影像中的海灘,褪去俗世的衣物,沒入廣大無垠的海洋。時間終究會帶走他們的生命,但他們的自由意志永遠活在那裡,在那具有色彩的搖滾烏托邦。

一群蘇聯的搖滾青年們用自己的方式嘗試做出變革,即便有點自溺、過度地多愁善感,但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怕流露這一面。就在《夏》獲得廣大迴響的同時,導演Kirill Serebrennikov仍因莫須有的指控而遭俄羅斯官方軟禁之中,但至今仍屹立於前蘇聯國家的一面面「崔牆」(Tsoi Wall),暗喻著人們超越世代對自由的追求,是銅牆鐵壁也關不住的。

 


1. ‭ ‬「搖滾飛地」(rock music enclave)一詞出自簡妙如老師的論文〈由搖滾飛地到異質空間: 台北、北京的傳奇 Live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