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蓋的房子》:所以我說那個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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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7

《中華一番》有這樣一個故事:

黑暗料理界的廚師李嚴,以炸蝦為主題,對戰主角小當家。他端出料理的時候這樣介紹:「我的料理是炸鳳尾蝦,就是將蝦子裹碎核桃去炸的。鮮脆可口的核果外衣經油炸後,其香味立即倍增,堪稱人間第一美味。搭配特製醬汁食用,味道更是妙不可言,跟醬汁的巧妙組合,正是這道料理的精華所在。」

然而小當家目光炯炯地看向他:「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拉斯馮提爾在《傑克蓋的房子》(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裡盛好盛滿他精心特製的紅色的醬汁:搭便車時,倚仗著一把紅色千斤頂、出言不遜挑釁主角男性尊嚴的傲慢女子,在觀眾的期待之下,被千斤頂擊打出局;主角傑克受到強迫症的影響,反覆確認犯罪現場、清了再清的紅色血跡;紅色鴨舌帽的「家人」裝扮;紅色電話線;還有令人想起近日逝世導演尼可拉斯羅吉(Nicolas Roeg)的《威尼斯痴魂》(Don’t Look Now),那宿命性的紅色浴袍背影......在傑克娓娓道來的五個偶然事件中,追求紅色,被紅色追求的人們,「求仁得仁」,不得好死。

電影中所標記的紅色,先於一切的鮮明,之於連續殺人魔傑克或導演拉斯馮提爾,是一種「材料本身有生命力完成(電影和謀殺)藝術」的雙重性嘗試。這種紅色是否真的有「生命力」?我卻覺得這裡殺人流血的紅,倒像是高達的電影裡的紅,有觀眾清楚的——「那不是血,是紅色」——絕非擬似真實的默契。然而高達致力於破壞影像連貫和完整性的尖銳,他「刻意使用無法說服觀眾是血」的紅色,因而指向了現實中他方的血(尤其在《中國女人》、《東風》),影像中的紅是指向現實的符號。相反地,拉斯馮提爾卻宣揚假中之假。

他的「假」在一場兒童謀殺戲顯得惡劣至極。整齣電影是傑克透過對話主導著影像,事件中那些可笑到有點可疑的,愚蠢警察、公路上拖曳還不會有人發現的屍體⋯⋯或可歸因於喜劇邏輯,但此處的惡劣卻不在於兒童謀殺,而在於傑克的不可靠敘述,達到的惡劣效果:讓兒童謀殺顯得避重就輕,令人麻木無感。

噴濺的紅色液體不是血;殺人,但人不是人。傑克帶著「家人」們去狩獵,教小男孩如何開槍,隨後,直接省略了變臉和衝突的經過,剪接跳到「家人」們成了惶惶不安的獵物,無法躲避傑克的獵槍射擊。其間,丈夫和父親如何搖身一變成獵人的恐怖,母親和孩子從無知到察覺過程中的緊張感,人的情緒、關係的流變、時間化的複雜性,都不存在。幾乎是反戲劇和反高潮的跳躍,「家人」,短暫地成為獵物,直達「非人」的碎片:冰冷的嘴唇、斷腿⋯⋯局部特寫的逡巡鏡頭。再拉回中遠景接露全貌:傑克、瑟瑟發抖的母親、童屍--成了野餐墊上的人偶擺飾--好一全家福景致。全家福的,裝置藝術。

無標題

拉斯馮提爾有意識地製造雙層假象,把中產階級會買帳的奇觀場面——電影,獵奇性犯罪——進行類比,無論電影或犯罪、創作或表現行為,都變成來回於日常與非日常間運動,或是,拉斯馮提爾藉傑克之口說的「兩個路燈理論」:殺人這件事情,就像剛經過第一個路燈底下,長出了滿足和愉悅的影子。但愈前進,下一個路燈照射所帶來的痛苦和焦灼的影子,會逐漸蓋過前一個路燈正向的感覺,直到經過下一個路燈正下方、犯了下一次犯行,才能解決這種痛苦。卻也再度進入了另一個循環。

這個想像背後隱含的是,傑克殺人的行為,卻得透過傑克的口述故事和影像回憶、寄犯罪照片給報社⋯⋯去確認一般;或拉斯馮提爾的創作行為,卻得透過他假託傑克之口的藝術論辯,放入之前自己影像片段,搭配歷史影像、照片、繪畫而成的自我研究論文式電影(film essay)⋯⋯去確認一般。必須透過這些自我展現的摹寫,犯罪者或創作者他(們)自身的行為才得以完全成立。

無標題

「所以我說那個房子呢?」然而直到最後一個章節,傑克卻遲遲沒有蓋好房子,他的對話對象也幫觀眾問出心中的納悶。

電影裡的房子,是傑克謀殺藝術的比喻,傑克的謀殺又是拉斯馮提爾電影創作的比喻,房子作為由實入虛的切口,恰好製造遞進的二階觀察的層級,讓拉斯馮提爾用影像書寫一種自我觀察、自我展演的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卻因他無法掌握「傑克真的(literally)蓋出一個房子」、「『傑克的謀殺』同時也是拉斯馮提爾的創作」,比喻和對象不同層級間的混淆 ⋯⋯在預設的結論終點之前,拉斯馮提爾始終無法下手瓦解自我指涉循環,產出簡單對立之外的論調。那房子,那殺人魔,那電影,註定掉回無聊而重複的,自我懲罰的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