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同理」上升為一門技藝 ——是枝裕和《第三次殺人》

615
2018-01-19

所有作品同樣都從一開始,就將面對自己的結局。而在那個其實不遠的結束到來以前,作者可以選擇中間蜿蜒的路要怎麼走、去哪些地方。著迷是枝裕和的粉絲可能會覺得,在《第三次殺人》裡,他變了。但那些乍看之下缺少溫暖、以及過去常見情感的地方,其實作者都已經把同樣精力、技巧花在從「理解他人」的母題裡,走得更遠之上。

是枝裕和一向擅長契訶夫式的創作,在看似鬆散的日常對話裡,拆開歲月,揭露人生。

他一向擅長契訶夫式的劇本寫作,在看似鬆散的日常對話裡,一點一點拆開歲月,揭露角色的人生。因此,在一種緩慢、停滯,甚至彌留的氣氛中,觀眾終將從鬆散的劇情終理解:啊,原來你承受了這樣的過去,最終成為了這樣的人。電影因此往往沒有驚天動地的轉折,兩小時過去,只輕輕地換來一刻舒坦、淡然的理解。而這點僅有理解,對於一個人而言,其實已經是場豐收了。《海街日記》如此,《比海還深》也是如此。這是契訶夫體系下劇本的人生觀:既然我們無法無時無刻不勇往直前,至少可以每時每刻都用心聆聽。相對地,易卜生、好萊塢式的劇本,在事件緊湊的前提下,其實把人生拋得更遠。破碎生活並不存在如此精巧,以至於每分每秒都有新事件發生的狀態。

那是原本《第三次殺人》該走的路。在驚悚懸疑題材裡,當三隅先生在開頭殺人之後,抽絲剝繭地發現一層層人際謊言、複雜關係。然而這並非是枝裕和要挑戰的。相反地,故事在重盛律師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後,便漸漸「契訶夫式」地停止了。他們開始辯論,年輕律師認為為了幫三隅辯護,有必要走訪一趟北海道見他離開多年的女兒,但老神在在的重盛卻一口回絕:辯護不是交朋友,不必什麼都知道。關於「幫三隅辯護」的故事主軸,從這場戲開始便幾乎停止,沒有突破性進展之於,也將所有人捲入試圖理解三隅、受害者妻子及其女兒的深淵。

電影重點在於:並不是因為三隅先生說詞不一,劇情才陷入僵局。相反,正是希望劇情不要一味通往單一、平板的結局,才設計了三隅先生這道門檻。往後所有對話,編劇都盡可能結合契訶夫式揭露過往的語言、與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論。對話不再推進劇情,期待看到懸疑驚悚片的觀眾開始感到失望;而是枝裕和的忠實粉絲同時也覺得,緩慢對話間失去過往的熟悉。但抒情顯然已經完全不是是枝裕和的母題,以兇殺案為題材的他發現,原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這麼遙不可及。因此片中主要角色的心機,以及語言密度,事實上比過去任何作品都還要高。每句話被說出前,都不曉得得在每個人心中被斟酌多少次。

無標題

最精彩、且令人心碎的幾場戲,以重盛律師在公園與受害者女兒會面為例。當重盛試圖問出事發真相時,她沈默許久後,竟只回答了:「對不起。」而重盛也停頓半晌後說:沒關係,是我問得不好。在女孩說出「對不起」前,沈默中思考了多少人際關係、與目的,那攸關了女孩十幾年人生,所累積出的世界觀,一幅獨立、完整、複雜的宇宙。沈默證明了角色的複雜,而台詞也都精確浮出冰山最高的一角。所以角色更不像虛構,而更像現實你我都能在街坊相遇的他者。另一場令人提心吊膽的戲,則出現在女孩與母親在廚房獨處的場景。為了金錢隱瞞工廠黑心真相的母親,被加以外遇罪名,而當她關門,孤獨地靠在安靜洗碗的女兒背上索取溫暖時,女兒竟只淡淡說了一句:鍋子舊得都刷不乾淨了呢。究竟在聽完母親的撒嬌過後,她從過去幾十年已逝的記憶抓到了什麼?母親?父親?於是她是想攻擊?還是防禦?我們其實無法掌握女孩的心理地圖。而為了建立角色可能的「全貌」,是枝裕和盡可能讓每一句精雕細琢的台詞,都開啟了更無底的深淵。

客觀事實當然可被歸納,並找到安心的結局。但身為人文作者,是枝更想問:道德批判難道也如此簡單?

這場母女攻防、辯論的戲,與經典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1947年首演的劇本《All My Sons》遙相呼應。在《All My Sons》裡,兒子譴責父親販賣瑕疵飛機引擎,掀起家庭革命,最後父親自殺。但2017年的《第三次殺人》裡,金錢、資本已經使這一切更加不戲劇化地,在陰暗廚房中完成妥協。女兒必須聽從母親指示,選擇說出對資本有利的故事。從這點出發,與全片的殺人主題並置,可清楚看見是枝裕和已經將其編劇從個人場域,轉移至社會。事實上,他清楚回應日本近年延燒的殺人話題。從2015年《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這本少年隨機殺人犯的自白出版,引起社會抨擊、轟動;到2017年,入江悠編導、藤原龍也主演《第22年的告白:我是殺人犯》,以異常蒼白手法呈現受害者心理;終至2017年,是枝裕和以兩個小時篇幅,展示了「理解」用盡全力的姿態、以及終究揮之不去的空白與徒勞。審判定讞後的結尾裡,重盛與三隅的最後一場監獄對話,玻璃上重盛清晰的臉孔不斷追趕三隅更加透明的臉,當前者前進,後者便再度遠離。這幅單一影像再度說明全片兩人的關係。但稍後我們又發現,其實兩者身影都只是鏡中成像而已。導演用三種層次,揭露了他者面孔的「虛」:重盛、三隅、與是枝裕和三個主體,互相無法捉摸。這是面對殺人與死亡,導演盡力理解後,最終的答案:我們其實並不理解任何一人。某種客觀事實當然可被歸納,並在現實與一般懸疑片裡找到相應安心的結局。但身為人文作者——不是科學家、律師、檢察官——他更想問的是:難道道德批判也如此簡單?如果《海街日記》、《比海還深》是比較輕易的理解,因在快速找到相同處之餘,感到溫暖與安心,那麼當相似點消失,「同理」上升為一門技術,它還可能走得多遠、多深?

這是《第三次殺人》帶著人文、哲學色彩的思考,也是是枝裕和個人作品的轉捩與躍進。它不關於洗滌與和解,而是一場實驗與提問:若將電影視為人生,那麼在死亡(結局)來臨之前,我們對於他者能產生多少的認識?於是,兩個小時的過程中,他幾乎捨棄所有情節,把篇幅貢獻給探索角色內心了。儘管如此,走到結尾的他仍感受到巨大的不足。抒情消解背後,是枝裕和不是變了,而是試圖以更徹底的思考,承攬「不正常」人身上裝載的人生。

 延伸閱讀
 

574期【焦點影評】
526期【焦點影評】
434期【焦點影評】
 
431期【放映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