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日苦多》到《明月幾時有》: 許鞍華的「團」與「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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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2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遠處有悲壯的笳聲。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著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海又動蕩,波浪跳起來,轟!轟!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黃昏》茅盾

 

什麼樣的風乘著夕陽走了?什麼樣的風又帶著豪情再度歸來?繼上部描述作家蕭紅的傳記電影《黃金時代》,歷時三年,許鞍華再度推出時代大作《明月幾時有》(Our Time Will Come, 2017)。背景以1942 年被日軍佔領的香港為軸,在三年間(至1944年)講述三段自述歷史─東江游擊隊文化人大營救、方蘭加入地下組織、少年游擊隊成員彬仔和方蘭母親(馮芝)遭遇。雖看似作為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年獻禮(許鞍華表示起初並無以此概念構想故事,事後才被製片方加予),但許鞍華始終沒違背初衷,不因合拍片拍出奉承的中國主旋律,反正大光明打著「運動」之名,隨著壯烈鼓聲與雷聲,夾雜香港的過去與未來,端出一個拍給香港人看的道地香港故事。 

合拍片下的弦外之音:史實與改編

談起合拍片,許鞍華算是最早「北上」拍片的香港導演,雖 1982年《投奔怒海》、1987年《書劍恩仇錄》、1991年《上海假期》皆曾在中國取景,但 2003 年《玉觀音》才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國投資的電影,而後 2006年《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2012年《桃姐》與 2014年《黃金時代》也都是中港合拍片。但有趣的是,在合拍片體制下的許鞍華,並沒有隨著資金本身,而在故事旋律上做出大框架的變動。比起大歷史、大環境的宣揚,許鞍華始終堅信能反映一個時代的樣貌,來自於大時代下的庶民。這也讓她的電影忠於生活本身,拍出自己想拍的故事,也希望讓香港人知道這段歷史/故事的存在。

許鞍華曾提起想拍東江游擊隊的構想源自於五年前,當朋友介紹到這段歷史時,就有興趣想拍這題材/故事給香港看,但她也坦言《明月幾時有》的故事架構實則不易,係由三個故事組成,但事實上這三個故事在史實面上卻毫無關聯。別於《黃金時代》角色以突破第四面牆方式述說內容,許鞍華選擇在影片中讓虛構角色─曾是少年游擊隊成員的鄭家彬(梁家輝飾),以口述歷史的方式來完成故事的銜接。而這樣以「香港人」身分回望厚重歷史的運動,也增添一股親切的香港本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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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本地情」其實成為《明月幾時有》的弦外之音,而同樣的「運動」也讓《明月幾時有》與2016年的《點五步》相互呼應。由香港新導演陳志發執導的《點五步》,藉由「運動」的同詞異意,將80年代首支華人少年棒球隊─沙燕隊的「勝利」,與 2014 年香港雨傘運動連結,共同呈現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更試圖喚起港人過去的獅子山精神。回過頭看,許鞍華在《明月幾時有》也有相同手筆,盡可能不凸顯史實中帶有共產黨色彩的東江游擊隊,甚至將方蘭母親(馮芝)在監獄始終不屈的話語,從歷史中原本的「我是中國人」換作「我不認識字」,刻意撇除中國性的紅色大旗,更集中著墨於這場反抗時代的「運動」發生。至此,於片中不會再讓觀眾有意分辨是中國或香港,縱使有行軍紅歌的置入,但許鞍華寧可從故事的純樸,而非歷史本身,展現時代下香港的本土性。

當史實下已確認的「勝利」,在《明月幾時有》卻依舊沒有到來,時代下的人物期盼著,同時觀眾也冀望著。然而,等待勝利的下一秒,許鞍華則選擇將鏡頭拉回現實─回望「香港」這片土地,她希望藉由電影讓觀眾憶起曾經的奮勇熱情。當2017年的香港,沒有勝利的鼓譟,亦沒有勝利的欣喜,人們不再如當年願為勝利而運動抗爭,即使只是普通人,如方蘭母親,都少不了願犧牲自己、為時代正義而拚搏的熱血。曾經的游擊隊如今雖成計程車司機,但他們心中仍懷著理想熱情,可惜身體已力不從心。當世代的奮鬥精神不再薪火相傳,最終屬於香港勝利的「黃金時代」又該在何處尋覓?

從《去日苦多》到《明月幾時有》: 二十年前後的香港認同

回望1997年,是香港回歸年,但在回歸之前,許鞍華與崔允信共同合導紀錄片《去日苦多》(As Time Goes By, 1997)。當年飯局甚多,許鞍華透過與老同學的聚餐相談,回述他們逝去的日子,一路從中學時期、六七暴動,聊到現今面對九七後的身分認同,更聊起英式殖民下的思想改變,與一夕成為中國人的不安與不適。在《去日苦多》中,不僅展現英式港人記憶中的九七前社會動盪,也間接表露九七後的國族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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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許鞍華也闡述自身感受,在我們以為許鞍華對香港的情感濃烈時,「香港」對於許鞍華而言,其實是一道身分的多重夾擊。出生於中國遼寧鞍山的許鞍華,父親祖籍廣東,曾擔任國民黨文書,母親則是日本人(許鞍華於15、16歲才知道母親是日本人的身分),五歲隨家庭來到香港接受英式殖民教育的她,卻要在新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認同歸屬。因此,當九七回歸後,身旁友人紛紛移居國外,許鞍華卻選擇留在香港繼續深根,坦然面對中國政權接手,她在片中說道:「為什麼不離開?有一種殖民地感覺不能不有,我甚至比母親更了解香港,我知道也好奇香港會變怎樣,但50年來這一份情感更讓我想留在香港。」以此,香港對許鞍華來說,皆成為她生活和創作上,不能抹滅的情感來源。

《去日苦多》的片名出自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而「去日苦多」意思是「逝去的日子已太多」,也是九七當下的港人告別母親(英國殖民),所流露出的感慨與不捨,美好時光的不復返,頓時讓香港陷入無所歸依的茫然。然而,當回歸事實已無法變改,卻在二十年後,當年「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哀愁,再次被許鞍華運用在題用蘇東坡《水調歌頭》作為片名的《明月幾時有》中(此句由永瀨正敏口中說出)。但耐人尋味的是對於「人生幾何」的命題,許鞍華則闡述了新意──讓在日本憲兵隊擔任特工的李錦榮(霍建華飾),面對強權逼迫下以「明月」、「幾何」為題吟出「何解一段憂愁?何時才是團圓時候?」的詩句,將過往陷入抗日戰爭的香港(日、中港),轉換為現今中國與香港的對立狀態(中、港),「憂愁」與「團圓」無疑透露出香港時今的無限感慨。

從1997年的《去日苦多》到 2017 年的《明月幾時有》,二十年間香港歷經社會動盪變遷,面對外/內部的夾擊,當爭取普選、運動抗爭的陸續有來,也接續被否決未果,香港人的未來又該何去何從?「去日苦多」已不再是對過往低語,而是對未來遙問「明月幾時有」,來探尋香港的出路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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