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的一天》──被隔絕於血洗暴力之內 / 外的警備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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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2

「當真相出現,當人類說話的需求出現時,沒有人能阻止。如果口被封住了,就用手來說,用眼睛來說,用毛孔來說,或用身體的任何器官來說。因為所有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話要告訴他人,一些值得被歌頌或請求原諒的話語。」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

 

曾經入獄,也曾被流放的烏拉圭作者加萊亞諾在他的手札〈人類之聲的慶典之二〉中寫下,在獨裁政府統治下,「交流」作為一種罪行被禁制,然而真相無人能遮攔。但,「真相」究竟是什麼?表達又是什麼?  

埃及導演穆罕默德•迪亞布(Mohamed DIAB)的第二部劇情片《衝突的一天》(Clash),雖然動用了電影敘事常見的衝突、矛盾和權力,卻將看似對立的多方種族、宗教和階級的人們塞進一輛警備車,透過關係的張力與無可避免的互動,探問深藏在各種政權動盪與內外國族叛動暴行之下,真實的人性究竟應該為何? 

 

車廂外——從未停止的仇恨

2017年四月九日,《衝突的一天》在台上映前不過幾天,埃及才發生炸彈攻擊事件,兩座埃及宗教少數的科普特(Coptic)族群基督教堂先後發生爆炸,至少43人死亡,上百人受傷。伊斯蘭國(ISIS)出面宣稱發動攻擊。  

這是近日的事件。(發生在支持敘利亞什葉派阿薩德政權的俄羅斯遭受攻擊之後;也是阿薩德政權對於反抗軍地區發動毒氣攻擊,而美國川普政權又為此發射59枚飛彈攻擊阿薩德之前。)然而,這並不只是鄰國戰亂牽動埃及國安。實際上,埃及當地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響革命第一炮後,獨裁總統下台,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Mohamed Morsi)成為埃及第一任民選總統,卻旋即在2013年由軍方掌權者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發動政變,隔年,塞西當選總統,並對穆斯林兄弟會進行血洗清算,強硬且全面的民眾控管與黑牢湧現。 

2013年的政變時期,正是《衝突的一天》導演迪亞布著手準備開拍本片的時間點。他在接受坎城影展訪問時,曾經這麼說:「我本來想拍攝一部關於(茉莉花)革命的電影,但事情發展太快了,每個想法在我做出來之前,就立刻過時失效了。」迪亞布的哥哥提了個建議,在末日(塞西出動軍隊血腥鎮壓抗爭)當天,把人們都困在警備車裡吧。於是《衝突的一天》誕生。  

三年內,劇本經過13次修改,演員們先在打造的木車廂中共同相處、互動,產生出最終的劇本定稿,並在拍攝用警備車打造好後,塞進25個演員以及劇組人員,原本六個月的拍攝時間,被壓縮於27天拍攝完畢。在幾乎無法彩排走位的現場車廂中,導演最後選擇把攝影鏡頭全天候開啟,捕捉每個人真實的反應與情緒。「我覺得這個概念捕捉了埃及複雜的現況。劇本開拍後歷時三年了,依然顯現出埃及今天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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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內——求生、選擇、對話

埃及今天的樣貌,三年前的樣貌,六年前的樣貌,是否有差異?真相是什麼?什麼故事應當被說出口?套用加萊亞諾的話語,美國是那個應當請求原諒的人嗎?遜尼派的穆兄會、軍方呢?參與革命的自由派又是值得被歌頌的嗎?  

迪亞布將演員塞在極小的警備車內,近乎肌膚貼著肌膚,處於矛盾又黏著的關係裡,把族群與宗教的標籤一片一片細細撕下來。他的核心提問是,「回到作為一個人,面對暴力與死亡,你如何選擇?」

警備車內25人的關係慢慢發生轉變(又或者僵持不下)時,透過鐵窗或在車門被開敞後的小方格向外攝影,警備車外的三方對立(穆兄會、軍警、自由派)成為一種直截又簡單的象徵,如同認同標籤的化約效果。外在的衝突、矛盾與權力鬥爭,從框中向外看,像是與車內人物的狂熱分子互相無涉。但車廂內的人們身分認同與所屬團隊無論向著何方,卻不影響面對暴力下生死的焦急抵抗,以及在車廂牆上不知是誰共同刻下的圈叉遊戲。 

鏡頭模擬由車廂內向外的凝視,就像觀眾目光越過第四面牆,再穿越車廂的第五面牆,一層一層,觀眾與主角共同成為全知者;另一方面,卻又透過鏡頭的手持移動、無可避免的特寫,與主角們肌膚貼肌膚所產生強烈的身體感,來喚醒觀眾曾經在不同地區參與抗爭,或著面對權力暴力的身體威脅感。全知與投射,同時被這個警備車廂召喚而出。於是,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有話要告訴他人,一些值得被歌頌或請求原諒的話語。」  

有趣的是,迪亞布正是2011年大力推動埃及茉莉花革命的社會運動倡議者,甚至代表埃及獲頒國際網路領導「威比獎」(Webby Award,俗稱網際網路奧斯卡)。他在埃及當地的認知中,說他是一名導演,其實他更是一位社會運動者。他關切獨裁、關切暴政,也在乎民主。「民主」」在這部電影中,並非指涉被推翻的民選穆兄會總統穆爾西──他在其中絲毫不曾被刻畫一筆;而是在不可迴避的緊密相處、彼此貼近認識與理解後,共同的選擇,不僅只是多數決的形式而已。也因此,《衝突的一天》這部片雖然拍攝一場埃及現代政治的末日,卻在最終眾人集力闔上鐵門、阻擋外界隨著標籤而來的莫名惡意時,仍展現出一種對於埃及時勢與未來的期待與希望(也或可反向解讀為直接民主的小眾難以拓展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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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然而,電影中有一個角色倒是沒被完全納入「值得被歌頌或請求原諒」的:一位領著美國護照的埃及裔新聞記者。他的攝影機先是被警察搶走,其後又以智慧型攝影錶偷拍車廂內人們引起眾人憤恨,最終將錶損毀。這位唯一代表外國勢力的美國人,下半場一路被手銬牢銬在鐵窗上,絲毫不得參於其餘24人的關係磨合中。假如要說迪亞布在國際關係上有一種無法遮飾的惡意對象,大概是這位「被取消演出也不怎麼影響劇情線發展」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