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路大碾壓人與土地──《大路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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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2

影像超越文字之處在於其直觀的特質,甚至於文盲都可以透過影像/口白理解一定程度的觀念或思想。中國共產黨牢記列寧的教誨:「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因而對於電影/影像的管控也相對嚴密得多。基本上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都屬非法,這種「不是沒有審查,是連審查的資格都沒有!」(策展人陳念萱語)的影片類型,只能透過影展、盜版DVD以及地下放映被看見、被討論、被理解;中國獨立導演手持DV創作紀錄片,釋放了被禁止的影像。

張贊波自2008年開始拍紀錄片,至今無間斷,除了拍處女作《天降》時有兩個學生以及當地朋友幫忙之外,所有作品都是自導、自拍、自剪,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獨立」導演,因為獨立所以自由,可以獨來獨往蹲點幾年,專注於自己想要深掘的現實。張贊波原來是「讀中文系的人」,有濃厚的斯文氣,但這斯文不是姿態卻有底氣,能和土地與人互通聲息,讓他有冷靜的眼睛直入核心,逼視底層農工的生存狀態。他先是做教學、劇情片編劇相關工作,後來因為故鄉湖南邵陽鄰近的綏寧是衛星殘骸降落區,這些天外飛來的「把戲」(湖南方言:奇怪的東西)激發他返鄉一探究境,便回到湖南,轉而拍攝紀錄片。

2015年新作《大路朝天》也是在湖南獨立拍攝完成,聚焦在一條長達91.78公里,預算高達近90億人民幣的漵懷高速公路。張贊波隱藏真實身分深入築路現場,與工人一般作息,直擊大小包商建商與政府各級部門為利益明爭暗鬥的血腥,拆遷居民拿不到該得的補償金的苦境,以及民工被官方雇用黑道殺傷卻被騙出院的慘狀。全片影像強烈絕少修飾,內容直接毫不閃躲,逼視「在激烈變化的大時代裡頑強生活的普通人」,呈現在和諧盛景、繁華盛世的表象下,被壓迫者的真實處境。張贊波是業餘詩人,但是他的影像沒有詩意,在真實面前詩必須退位,「因為詩沒讓任何事發生」(W. H. Auden 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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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朝天》採取最素樸的形式,儘管讓人民言說,導演的觀點只隱藏在攝影和剪輯之中。面對國家發展至上的大纛,底層人民注定是被忽略犧牲的一群,中共官員狡猾刁鑽,《天降》的農民宿命順天:「我們生在這裡,能躲到哪裡去?」「這就是命躲不了的,聽天由命吧。」《大路朝天》的民工只穿內褲打著赤膊,在幾乎全無工安措施的工地做了四十多天白工領不到工錢,退無可退最後決定離開,只索取返鄉的車錢,他們無奈的說:「人沒受傷,能活著就好。」在《天降》裡,狡詐的軍官膽敢在鏡頭前面毫不遮掩地說:「你說賠啥呢?沒東西可賠啊;你說這地,不都是共產黨的嗎?」《大路朝天》的商人更加明目張膽:「賠你一棵樹的錢?你連人都是共產黨的!」站在順民對立面的必定是貪官與奸商,他們在鏡頭前公然行賄收賄毫不隱藏,也不覺得有必要隱藏,這些潛規則人們多少懂得,但是這樣大方行賄則讓人驚駭。貪官之上必有官階更大的貪官,奸商之下必有更小的奸商,一層一層官商勾結互利,推動著「加速前進的時代」,碾壓過工農無產階級。

「騙」是貫串全片的隱喻。大小商人一直騙,欺壓屋頂被砸爛的拆遷戶自行修屋,再三推托讓做白工的民工只拿到微薄車錢,又哄騙被黑道打傷的工人出院,避開高額賠償;即便張贊波也沒有對資方勞方完全展露拍片的真實目的:「高速公路這麼發達,大部分的人只享受到其中的成果,卻不知道一條路是如何修成的。我想要呈現鑄路者這個群體在過程中付出的艱辛與犧牲。」橫豎他們是信了,而導演一語成讖,他確實揭露了許多群體在造路過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卻只得到極小的不成比例的補償:有人受傷失能,有人家毀遷移,有人家業被強徵,而官與商只輕描淡寫的說:「只是受傷,沒死人嘛!」「共產黨」三字在片中出現的場景不可勝數,在官方、資方、人民的口裡有截然不同的意涵。共產黨是地也是天,無人可遁逃於天地之間。

《大路朝天》的鏡頭很近,這「近」有兩個層次。導演待在湘西中夥鋪這個古老村莊,與外來民工同吃同住蹲點三年多,實際距離很近;導演關懷被壓迫者,逐漸獲得他們的信任,所以能夠近距離拍攝,呈現自然互動、真實情感。鏡頭有時很高,在高處冷冷看著劈開山坡蜿延而上一條大路;有時很遠,靜靜看著四季遞嬗,冰雪封凍的大地讓時間被看見,有人得利,有人受害,但沒有人擋得住拔地而起的大路,猶如沒有人擋得住從天而降的衛星殘骸。這樣的事情不會只在湖南發生,這樣的事情也不是只有小老百姓吃虧。有多少被擠壓的人,被毀壞的房屋,被損傷的莊稼,被拔起的大樹,被填平的魚池,被挖掉的墳墓,被推倒的古寺,都無聲無息地消失,少人聽聞。連安坐在千年古廟留雲寺裡的菩薩,都得讓路。共產黨要修的路,可是一條連通資本市場,串連龐大利益的通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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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天降》到《大路朝天》,現實還是一樣殘酷沒有任何改變,張贊波萌生拍攝紀錄片的無力感:無法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無法幫助鏡頭後面那些人的生活,更無法改變「結石般堅硬」的結構。但是他給了這些順從天意只圖活著的底層人民小小的特權,讓他們有機會在紀錄片中描述自己的遭遇,也讓遙遠散居世界各處的觀眾,透過影像與言說,瞭解有一些人是這樣活著,也就達到紀錄片揭示、顯露現實的首要目的。至於改善生活或者改變世界,沒有誰能準確估量一部紀錄片的影響,哪怕只有一個人深受啟發,而起心動念做了小小的改變,創作也就有其價值。導演也說過,在拍攝現場常播放片段給入鏡者觀賞,他們都看得特別開心,苦中作樂是無奈也是安慰,說不定也會讓他們想一想自己的處境。

2016年中國在軌道運行的衛星數量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早在2012年中國高速公路的總里程就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無數的第一第二,造成從天而降的災禍,拔地而起的大路,也確實促進中國急速繁榮。天地間的殘酷何其多,只有少數能被看見,張贊波就是那位揭露的記錄人,他直視其中的殘酷,讓中國崛起背後扭曲的結構、扭曲的人性被看見。當受壓迫的底層得以藉由紀錄片現身、發聲、觀看,也就在無數沈默的大眾間傳遞現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