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路大碾壓人與土地──《大路朝天》

影像超越文字之處在於其直觀的特質，甚至於文盲都可以透過影像/口白理解一定程度的觀念或思想。中國共產黨牢記列寧的教誨：「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因而對於電影/影像的管控也相對嚴密得多。基本上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都屬非法，這種「不是沒有審查，是連審查的資格都沒有！」（策展人陳念萱語）的影片類型，只能透過影展、盜版DVD以及地下放映被看見、被討論、被理解；中國獨立導演手持DV創作紀錄片，釋放了被禁止的影像。

張贊波自2008年開始拍紀錄片，至今無間斷，除了拍處女作《天降》時有兩個學生以及當地朋友幫忙之外，所有作品都是自導、自拍、自剪，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獨立」導演，因為獨立所以自由，可以獨來獨往蹲點幾年，專注於自己想要深掘的現實。張贊波原來是「讀中文系的人」，有濃厚的斯文氣，但這斯文不是姿態卻有底氣，能和土地與人互通聲息，讓他有冷靜的眼睛直入核心，逼視底層農工的生存狀態。他先是做教學、劇情片編劇相關工作，後來因為故鄉湖南邵陽鄰近的綏寧是衛星殘骸降落區，這些天外飛來的「把戲」（湖南方言：奇怪的東西）激發他返鄉一探究境，便回到湖南，轉而拍攝紀錄片。

2015年新作《大路朝天》也是在湖南獨立拍攝完成，聚焦在一條長達91.78公里，預算高達近90億人民幣的漵懷高速公路。張贊波隱藏真實身分深入築路現場，與工人一般作息，直擊大小包商建商與政府各級部門為利益明爭暗鬥的血腥，拆遷居民拿不到該得的補償金的苦境，以及民工被官方雇用黑道殺傷卻被騙出院的慘狀。全片影像強烈絕少修飾，內容直接毫不閃躲，逼視「在激烈變化的大時代裡頑強生活的普通人」，呈現在和諧盛景、繁華盛世的表象下，被壓迫者的真實處境。張贊波是業餘詩人，但是他的影像沒有詩意，在真實面前詩必須退位，「因為詩沒讓任何事發生」（W. H. Auden 奧登）。

《大路朝天》採取最素樸的形式，儘管讓人民言說，導演的觀點只隱藏在攝影和剪輯之中。面對國家發展至上的大纛，底層人民注定是被忽略犧牲的一群，中共官員狡猾刁鑽，《天降》的農民宿命順天：「我們生在這裡，能躲到哪裡去？」「這就是命躲不了的，聽天由命吧。」《大路朝天》的民工只穿內褲打著赤膊，在幾乎全無工安措施的工地做了四十多天白工領不到工錢，退無可退最後決定離開，只索取返鄉的車錢，他們無奈的說：「人沒受傷，能活著就好。」在《天降》裡，狡詐的軍官膽敢在鏡頭前面毫不遮掩地說：「你說賠啥呢？沒東西可賠啊；你說這地，不都是共產黨的嗎？」《大路朝天》的商人更加明目張膽：「賠你一棵樹的錢？你連人都是共產黨的！」站在順民對立面的必定是貪官與奸商，他們在鏡頭前公然行賄收賄毫不隱藏，也不覺得有必要隱藏，這些潛規則人們多少懂得，但是這樣大方行賄則讓人驚駭。貪官之上必有官階更大的貪官，奸商之下必有更小的奸商，一層一層官商勾結互利，推動著「加速前進的時代」，碾壓過工農無產階級。

「騙」是貫串全片的隱喻。大小商人一直騙，欺壓屋頂被砸爛的拆遷戶自行修屋，再三推托讓做白工的民工只拿到微薄車錢，又哄騙被黑道打傷的工人出院，避開高額賠償；即便張贊波也沒有對資方勞方完全展露拍片的真實目的：「高速公路這麼發達，大部分的人只享受到其中的成果，卻不知道一條路是如何修成的。我想要呈現鑄路者這個群體在過程中付出的艱辛與犧牲。」橫豎他們是信了，而導演一語成讖，他確實揭露了許多群體在造路過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卻只得到極小的不成比例的補償：有人受傷失能，有人家毀遷移，有人家業被強徵，而官與商只輕描淡寫的說：「只是受傷，沒死人嘛！」「共產黨」三字在片中出現的場景不可勝數，在官方、資方、人民的口裡有截然不同的意涵。共產黨是地也是天，無人可遁逃於天地之間。

《大路朝天》的鏡頭很近，這「近」有兩個層次。導演待在湘西中夥鋪這個古老村莊，與外來民工同吃同住蹲點三年多，實際距離很近；導演關懷被壓迫者，逐漸獲得他們的信任，所以能夠近距離拍攝，呈現自然互動、真實情感。鏡頭有時很高，在高處冷冷看著劈開山坡蜿延而上一條大路；有時很遠，靜靜看著四季遞嬗，冰雪封凍的大地讓時間被看見，有人得利，有人受害，但沒有人擋得住拔地而起的大路，猶如沒有人擋得住從天而降的衛星殘骸。這樣的事情不會只在湖南發生，這樣的事情也不是只有小老百姓吃虧。有多少被擠壓的人，被毀壞的房屋，被損傷的莊稼，被拔起的大樹，被填平的魚池，被挖掉的墳墓，被推倒的古寺，都無聲無息地消失，少人聽聞。連安坐在千年古廟留雲寺裡的菩薩，都得讓路。共產黨要修的路，可是一條連通資本市場，串連龐大利益的通天大道！

然而，從《天降》到《大路朝天》，現實還是一樣殘酷沒有任何改變，張贊波萌生拍攝紀錄片的無力感：無法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無法幫助鏡頭後面那些人的生活，更無法改變「結石般堅硬」的結構。但是他給了這些順從天意只圖活著的底層人民小小的特權，讓他們有機會在紀錄片中描述自己的遭遇，也讓遙遠散居世界各處的觀眾，透過影像與言說，瞭解有一些人是這樣活著，也就達到紀錄片揭示、顯露現實的首要目的。至於改善生活或者改變世界，沒有誰能準確估量一部紀錄片的影響，哪怕只有一個人深受啟發，而起心動念做了小小的改變，創作也就有其價值。導演也說過，在拍攝現場常播放片段給入鏡者觀賞，他們都看得特別開心，苦中作樂是無奈也是安慰，說不定也會讓他們想一想自己的處境。

2016年中國在軌道運行的衛星數量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早在2012年中國高速公路的總里程就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無數的第一第二，造成從天而降的災禍，拔地而起的大路，也確實促進中國急速繁榮。天地間的殘酷何其多，只有少數能被看見，張贊波就是那位揭露的記錄人，他直視其中的殘酷，讓中國崛起背後扭曲的結構、扭曲的人性被看見。當受壓迫的底層得以藉由紀錄片現身、發聲、觀看，也就在無數沈默的大眾間傳遞現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