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台灣，一部魔神仔電影 ：《紅衣小女孩》

或許根植於骨子裡對身分認同或文化名義的不安，《紅衣小女孩》（The Tag-Along）雖然以一介近年難得備受矚目的「台灣製造驚悚類型電影」氣勢登場，但本片所折射出的命名考量，格外引人玩味。

在尚未得知續集走向之前，就首集而言，宣稱其「改編自真實靈異事件」的說法實為誤會（或甚至可以視為宣傳策略），因為本片文本幾乎可謂全然新創，兩項關於紅衣小女孩的段落僅止於「影帶物件」的使用︰一則來自於1998年於八大電視靈異節目的初曝光，讓它以一種《七夜怪譚》的詛咒影像方式連鎖催化劇情；其二則是在女主角作噩夢的夜晚，播送著「現代傳奇談話節目」劉寶傑主持的《關鍵時刻》討論魔神仔。但後者又成為本劇一個引信，如果我們留心這一段時間線索—— 十多年後風行的獵奇談話節目，談論著化身詛咒影像的紅衣小女孩與魔神仔，兩個影帶物件的存在是具有「客觀時間」（1998年和2012年），顯然在劇情中又被主角「主觀時間」給同化了，那《紅衣小女孩》與其說是驚悚電影，倒不如說它就是一個後設文本電影。

這或者可以說是作為「當代作者撰寫當代文本面對當代觀眾」的優勢，《紅衣小女孩》面對的是持續被碎裂化和片斷化的獵奇媒體故事，但同時又可寄予寓意在眼下如同導演程偉豪表達的「接地氣」的意圖。所有的文本皆是虛構，但「接地氣」則讓當代寫實情境如假包換，然而即使是低薪世代、房價炒作、獨居老人、生態議題、都會濫墾都已是接地氣三五成群連發，但最重要的仍是「紅衣小女孩」本身就是最大的接地氣。換言之，在神話寓言匱乏、身份認同渙散的土地與國度，舶來的西文明或舊道統的中土文本顯得遙遠，這種銜接在新舊媒體世代、從V8過渡到數位的新田野奇聞，存有很大的想像開展空間。

就電影效果而言，本片的音效設計格外地突出，泰國驚悚類型的電影工業確實展現了他們紮實的技術。值得討論的部份在導演在受訪（參見前一期放映頭條）中提及「恐怖片在第一本拷貝的音效不可以設得太大聲，因為戲院的喇叭通常會固定設在一個數值，如果戲院在放第一本拷貝時發現你的電影音量太大，他會把喇叭音量調小，那之後的驚悚音效都會因為太小聲而不夠嚇人，這是全世界戲院的慣例」，令人想起上半年《愛琳娜》導演林靖傑於試片時特別強調︰「好萊塢電影讓影院習慣將音量開到4～5（40~50%），但這和國片在成音的設定不一樣，其實台灣電影音效設計很精細，往往這樣的慣例讓國片聲音顯得悶悶的，我們就要一再請放映師安心地把音量開到7，聲音才會有完美的表現。」這樣的產業概念差異也存於流行音樂的混音配置，若以音響的擴大機前後級系統來形容，就相當於業界為了將後端操作人員的技術差異降到最低，將影廳播映室的前級擴大機工作內容，移置到後期的成音處理。（即類似在機械操作準則中的防呆設計）這樣的措施，雖然一定程度會讓人類在試聽文化的慣性養成造成聽覺遲頓及音頻接收扁平化的問題，但作為在銀幕呈現被動者，確實是權宜之計與不得不然的適應法則。

所有的類型電影（尤其是驚悚片和動作片）都受限於市場功能規制化所伴隨的觀賞心理，因而產生閱聽上的成見，就藝術表現的評價而言，不分其製作資本的強弱或出品國電影工業的興衰，本就難以看見驚悚或動作片會有高度正面的評價，再者，作為另一種因全球化席捲下的生產者「國片」，本身長期亦成為另一種隱型的類型片，我們在「類型片中的類型片」這般奇特的觀影條件式，很難不去忽略兩種預期心理的影響︰一、國片好久沒有讓人印象深刻的驚悚片（或曰台灣向來不大會拍驚悚片）於是我們應該要抱以寬鬆些的期許；二、用類型片本格式的標準（很有可能更是以東亞鬼片的眼光）來檢視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完成實力。

值此，一般觀眾可能更容易忽略的是，強勢類型電影工業對於異端文化從來都不是一種加法，而是減損，所有反應在恐怖電影的工業化，皆不可避免落入公式化的套路，即便是特效藥如jump-scare（爆衝）徒然流於玩弄人類的動物式反射情緒。同樣的，改編經典科幻驚悚漫畫的日本電影《寄生獸》雖然彰顯細膩特效，在劇情最高張的顛峰仍不免俗地令人有好萊塢電影制式的恢宏磅礡感。大抵來說，類型因其特色所建立的框架，也是神祕異端熔接於普羅文化的極限。而這種極限套用在《紅衣小女孩》身上，自然不是問它「有沒有做到一部恐怖片的標準」，即使這樣的努力對於長期缺乏技術人員養成經驗的台灣，它是一種必須習得的業界能力，但真正直指電影對於自身文化的反芻，應該還是在於它如何再造產生「新文本」。

縱使片中蘊釀的鬼屋情節（或以導演所言是與觀眾的互動機制），多處陷入雷大雨小、懸而未玄的通俗魅影，流於想當然爾的情緒引領，然而劇本結構在中後段在虛實轉換的場景調度，呈現出心境如擬的黑暗與光明、倉皇與平靜，這種多層次的變奏感就足以彌補那些為了製造恐懼的制式感。編劇簡士耕在撰寫多齣賣座但並不叫好的商業電影之後，本片的寫作也因為文本層次展開得宜而顯得均衡而大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紅衣小女孩》並沒有因為為了交代太多的田野考據（如本片亦延請了研究魔神仔的人類學學者林美容作為顧問），而填充過度的冷門知識於其中，片頭的魔神仔介紹與其說是科普簡介更不如說這就像《一個勺子》般的電影扉頁，破題而簡潔的框架。中間以道教儀氏的「何志偉，第一日」等字幕所切割出的章節感，雖然是導演為了減化過度載入的敘事規則而乍似有始無尾的莫名感，然也像Charles Dederich 在1960年代開設戒毒所的名言” To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今天是你餘生的第一天），這意外地呼應了本片創設文本時間結構的後設感，它不存在於一個絕對的時間，也為其續集的鋪陳增添不少的可能性。

《紅衣小女孩》未就所本的電視傳奇作了任何著墨，給予了主創團隊在魔神仔的題材更大的自由空間，如同驚悚片真正的感染力總是在鬼魅現形之前。誠然，包覆著恐怖片的外衣，說著話外（畫外）之事，才是台灣在電影工業技術精進的要求下，創作上更有所可為的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