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畫的控訴》:瞭解納粹迫害歷史的入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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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0

對一般人而言,大師名畫掛在國家美術館中好像理所當然,而這些作品也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內涵。但有時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進入國家殿堂,背後可能隱藏著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名畫的控訴》的故是就是一例,而且本片還告訴我們:歷史,不只是課本上的文字,有時候它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靠近我們的生活。

奧地利畫家克林姆的知名畫作「艾蒂兒肖像」,是其受猶太富商布洛赫-鮑爾委託為其妻所繪製,後於納粹統治時遭到搶奪充公,任由德國納粹政府處置,這幅畫則輾轉成為奧地利國家美術館的鎮館之寶。2000年,布洛赫-鮑爾在美國的遺族與合法繼承人瑪麗亞(Maria Altmann, 1916-2011)跨海要求奧地利政府返還名畫,並與態度強硬的當局展開一場纏訟六年的跨海官司,終於獲得奧地利法院承認。而這場官司的過程,瑪麗亞與其訴訟律師藍道・荀白克的心境,都被改編成為現在的這部《名畫的控訴》,並由曾經執導《夢露與我的浪漫週記》的賽門柯提斯擔任導演,並由海倫米蘭飾演《艾蒂兒肖像》繼承人瑪麗亞,雷恩來諾斯飾演為其辯護的猶太裔律師藍道。

這是柯提斯第二次執導由實事改編作品,敘事的手法同樣有著如《夢露》的優雅與流暢,不時穿插的小幽默,讓《名畫》的嚴肅歷史議題變的平易近人。從故事題材與事件發展的過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值得討論面向,但或許為了保持電影的通俗性與流暢度,這個故事在三幕劇架構下處理的過度簡化,在劇情鋪陳上落入俗套,並且也迴避了一些更複雜的爭議,是本片可惜之處。但我還是認為,以商業片觀眾為主要訴求的《名畫》至少在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上,完成了幾件重要的使命。

首先,他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試圖引起更多年輕觀眾重視並省思過去人類在歷史中所犯的錯誤。雷恩來諾斯的角色在這點扮演著重要角色。他飾演的年輕律師藍道是猶太作曲家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後裔,荀氏是二十世紀初期音樂史中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同樣為逃避納粹迫害輾轉移居美國,但藍道在美國出生、成長,從未經歷任何戰火與迫害。他像是許多年輕人的化身,在影片一開始,過去的歷史與自己幾乎沒有太大的關係,工作與成就才是眼前更重要的事。有了這樣的角色,才能突顯海倫米蘭飾演的瑪麗亞心中的創傷之深。同時,他也是歷史與觀眾之間的媒介,我們隨著他的腳步慢慢踏入瑪麗亞的回憶之中,瞭解這段歷史在其心中劃下多麼深的傷痕。

同時,瑪麗亞此角提供的視角,也是以往和納粹迫害相關電影中較少見到的。身為躲過迫害、徹底否認自己祖國的猶太人,她讓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猶太人雖然逃過一劫,但那段集體瘋狂的歷史,還是在她心中留下的種種創傷,包括她對奧地利的忿與恨,以及她對當時無法脫身的家人一輩子擺脫不了的愧疚。有了這一層認識,我們才能理解每一次的纏訟,對瑪麗亞而言是都是一次揭開傷口,一段難熬的精神折磨。而看著她敘述當年逃難的過程,還有看他回到維也納,看著每棟建築物回憶年少時在裡面發生的種種往事,也讓我更深刻體會歷史離我們的距離是如此的接近。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在片中看到奧地利政府處理轉型正義時的輕慢。「艾蒂兒肖像」已經成為奧地利文化認同的重要象徵物,但是諷刺的是,畫中的女人竟是屬於這個國家過去曾經迫害過的同胞,而儘管奧地利政府在戰後已經承認過去的錯誤,但在這幅畫的說明之中卻隻字不提畫中女人的背景,以及這幅畫多舛的命運,並一度將這幅畫改名為「金色的女人」(Woman in Gold,也正是本片的片名來由)。當權者拿掉了畫中人的名字,正代表著他們剝奪了這個女人的身份,以及她與這幅畫背後的歷史,讓她成為一個中性(neutral)、無名的人物,成為象徵著奧地利輝煌年代的符號供後人景仰。但此舉卻掩蓋了國家過去曾經對畫中人的同袍所做出的卑劣惡行,更令人失望的是,當瑪麗亞曾向奧地利政府開出條件,只要他們願意在畫作的說明中提及此畫過去曾遭奧地利納粹份子掠奪的歷史,她就願意無償將這幅畫正式捐贈給奧地利國家美術館,卻遭到政府強硬回絕。

在此,本片點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何一個國家在公開承認過去的錯誤之後,卻拒絕彌補過錯,就連在這幅畫上註明這段過去也如此困難?若進一步瞭解奧地利近代的歷史,便可知道其背後其實有政府當局的政治考量。奧國政府在二戰過後數十年,才終於承認當年政府協助了納粹第三帝國的建立,並參與了種族屠殺,並負起政治責任公開道歉。但在文化領域上,有關單位卻一直試圖與納粹歷史切割,例如BBC曾經報導世界知名的維也納愛樂在2013年時,才在社會輿論龐大壓力下承認了他們過去與納粹當局過從甚密的關係,他們曾經在戰時贈送納粹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榮譽金戒,並在席拉赫因拘捕猶太人送往集中營遭以反人類罪判刑出獄後,竟再度頒贈榮譽金戒給這位納粹頭子,而樂團對於此事,堅稱原本無須公開任何歷史信息。而《名畫的控訴》透過瑪麗亞討回公道時所遇到的百般刁難,再次反映了奧地利文化單位為了顏面,在處理轉型正義上做表面功夫的態度。他們的態度似乎透露著,承認過去的錯誤,好像就讓國家看似純潔無暇的藝術成就染上了污點。

面對國家機器擺出這樣的高姿態,也不難理解瑪麗亞最後為何堅持要求奧地利政府歸還名畫,但是本片在這邊卻迴避了另一個道德爭議。在瑪麗亞取回「艾蒂兒肖像」的所有權後,她卻以13億美元的天價轉售給私人收藏家,展於紐約知名的「新藝廊」(Neue Galerie),在當時引起藝術評論界譁然。而本片僅在片尾以字卡簡單交代瑪麗亞售出畫作,以及她將這筆收入全運用於資助親友上。「艾蒂兒肖像」雖然乘載了瑪麗亞的家族情感與回憶,但不可否認它也成為奧地利文化的重要象徵,有著公共財的性質,相信瑪麗亞也一定瞭解這一點,但當她取回畫像後,如何做下售出畫作的決定,其中是否有所掙扎,影片對此則沒有著墨,是另一可惜之處。

除了透過《名畫的控訴》瞭解猶太人受納粹迫害的傷痛,以及奧地利政府處理藝文領域轉型正義問題的逃避態度之外,我們不妨也回過頭思考台灣,走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我們,身邊一樣有著許多到難與癒合的傷口,我們是否應該更用心認識過去的這段歷史,以及監督政府當局在處理轉型正義的方式與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