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望著我──《莎拉波莉家庭詩篇》

446
2014-02-18

「當你身處於故事之中,它根本還不是個故事,而只是一團混沌、一聲黑暗中的吼叫、茫然而毫無頭緒……直到事過境遷,當你開始向自己或他人述說時,故事才於焉成形。」

──《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

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經驗:眾人聚會、酒酣耳熱之際,大家忽然聊起某件陳年舊事,有人津津樂道、加油添醋,予以潤飾、延伸;也有人跳出來糾正、反駁──甚至全然推翻,儘管中無人刻意說謊,但經過下意識的選擇性遺忘、聚焦、放大,故事的形貌逐漸曖昧、衍異;甚者,當它們流傳出去,出現了二手、三手的版本……聽者彷彿在觀看一幅視角多重的立體派畫作,佇立於前,卻難以辨識其全貌。

困陷於渺小主觀位置、欺人記憶的我們,難道無論何反覆推敲、描述、佐證,都無法還原已逝的「真實」?

編導演全才的加拿大新銳女導演莎拉波莉,在去年於國際影壇大放異彩的新作《莎拉波莉家庭詩篇》(Stories We Tell)之中首度嘗試紀錄片體裁,溫柔又深刻地回應了這個令人玩味的命題。

延續《妳的樣子》(Away from Her,2006)、《愛我,還是他》(Take This Waltz,2011)中的細膩感性,以及對時間、記憶、情感越界……等命題的探索,這回她將鏡頭對準家人和親友,請他們回想、談論早在她11歲時即因罹癌病逝的母親黛安。乍聽下,此片雷同於其他國內外女性紀錄片導演的作品,例如曾文珍《我的回家作業》(1998)、蕭菊貞《銀簪子》(2000)、許慧如《黑晝記》(2009)、砂田麻美《多桑的待辦事項》……般,藉由鏡頭前的私密對話錄,追溯隱密的家族史、勾勒親暱的家人肖像。

隨著眾人的口述,母親黛安予人的第一印象逐漸顯影:她開朗直率,喜愛縱情大笑,隨性的她在眾人眼前總是一片忙亂、不時闖禍,但卻也不吝於擁抱生命,為週遭友人所愛戴……。然而,本片絕非僅是女兒追憶亡母的感傷自溺,出身於劇情片背景的莎拉波莉無疑是個說故事能手,她將零散的多線口述,揉雜成曲折跌宕的戲劇結構,並宛若偵探般抽絲剝繭,讓我們看見發光發熱的黛安背後所隱蔽的陰暗面:過去失敗的婚姻、被迫與子女分離的創傷、在家庭責任與愛情之間的掙扎……。當母親不可告人的秘密看似呼之欲出,波莉又忽地拋出媲美鄉土劇、出人意表的震撼轉折,使紀錄片充滿劇情片般的戲劇性和觀賞樂趣。

在敘事形式上,莎拉波莉選擇作為單純的中介和聆聽者,讓每位受訪對象在鏡頭前都有平等發聲、說出完整故事的權力,之後再進一步將這些相異、甚至矛盾的個人「小敘事」,交織成辯證式的跨時空對話,呈現敘事的多重潛能,也指出記憶的縹緲不可信,直觸內心深處的柔軟情感之餘,又保有了抽離的內省視角。

本片更令人驚艷的,是它在形式上的豐富層次。根據紀錄片學者比爾尼可斯(Bill Nichols)的六大分類,傳統紀錄片多採取「闡述模式」(expository),讓全知的「神之聲」敘述(voice-of-God narration)成為影像意義的唯一歸屬,而影像同時也是旁白的權威證據。《莎》片更趨近於「參與式」(participatory)紀錄片,導演與被攝者處於地位平等的互動關係。片中受訪者時常反過來詰問、質疑、甚至嘲弄導演莎拉波莉,讓她不時得重新說明、思索她拍攝的動機與手法。

片中某位關鍵性角色提出了一個「同心圓理論」,批評波莉讓人人皆有發言權、眾聲喧嘩式的訪談錄,只會讓真相渙散失焦,因為外圍的每位旁觀者,都會因為自己的相對生命位置、情感狀態,而對事件有不同的記憶和詮釋,但只有他和黛安才是事件核心的直接關係人,最知悉「真相」的樣貌,而藝術的目的便是為了追求真實。

這些「反射式」(reflexive)的偽紀錄片手法,並非僅是單純的戲耍,而是更深入地闡述了波莉想要探討的命題:記憶的多變、敘事的歧異。

莎拉波莉顯然不全然信服這種說法。在影像上,她大膽混用了家庭錄像與虛構素材,找來一群和當事人極為相似的演員重建童年記憶,穿插在父親過去拍攝的真實超八影片;在某場戲中,她甚至照本宣科模仿父親過去的業餘攝影技法,來拍攝由職業演員所飾的父母身影,讓影像遊走於虛構和真實的交界。此外,她也將自己追尋母親秘密的真實歷程,加以重新演繹,讓自己和父親在鏡頭前對戲,「重現」身世被揭露的戲劇化時刻。(有趣的是,她和父親都是職業演員,也使得這層紀錄/虛構的交疊關係,更添複雜層次。)這些「反射式」(reflexive)的偽紀錄片手法,並非僅是單純的戲耍,而是更深入地闡述了波莉想要探討的命題:記憶的多變、敘事的歧異。

當波莉的身世被揭曉後,她的父親開始回溯、反省自己與亡妻生前的淡漠關係,並重新拾起筆寫作,描繪整起事件的始末。影片開頭,波莉引領父親進入一間錄音室,要他念出自己書寫的故事,有趣的是,過程中她不時打斷父親的旁白,要他重新加以演繹,在此,波莉揭露了「作者身分」(authorship)的複雜性,以及任何「敘事」被操弄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她甚至一度讓攝影師用超八底片拍攝她指導父親唸詞的過程,說明記憶的生成是不間斷的進行式。這些複雜的音畫層次,呈現了更透明、開放的敘事結構,也說明母親形象/真實並非單一的扁平圖像,而是繁複而豐盈的多面體。

當記憶傾盡、故事說完後,究竟留下了什麼?在嘈雜的集體口述塵埃落定後,波莉並置了每位受訪者無語的感傷神情,形成一個靜默的迷人蒙太奇,其背後的情感遠比任何言語來得複雜而深邃。

儘管受訪者們努力在記憶中追尋黛安的身影、訴說她生前的模樣,然而已逝的她早已無法發聲,人們僅能從曲折口述、殘存影像、虛構表演和調度……所擦撞出的瞬間靈光中,嗅到一絲她曾經存在的氣味,讓她一點一滴被召喚、復生。藉由整理凌亂的回憶、複雜的情緒,受訪者們揣想了黛安生前內心的千迴百轉、痛苦掙扎,幾乎不帶一絲怨懟地,用極為開明的態度去理解、體諒她不見容於世的決定。或許,這正是「故事」力量之所在,它形塑了個人對生命經驗的認知,讓記憶有了自主的能動性與意義,也因此使我們有了和過去和解而再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