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可以改變世界!?《拔一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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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8

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TED演講,開場白簡潔而強悍:「我相信紀錄片可以改變世界。」楊力州是信念的實踐者,「起而行」就是實踐者的信仰。

《拔一條河》紀錄在四年前八八風災中受創嚴重的高雄市甲仙地區,如何從家園毀棄的谷底爬起。在奮鬥掙扎的過程中,是一群努力投入拔河運動的學童激勵了懷憂喪志的成年人,童真的世界鑲嵌於患嚴重心病的年代,交織成熱血積極對抗沈默消極的「動靜二重奏」。影片開場第一個鏡頭是莫拉克颱風肆虐甲仙的恐怖景像:黑水狂急怒奔,孤橋岌岌可危。而這座後來果然被沖垮的斷橋也擊潰了甲仙人的精神,預示他們日後重建家園必須經歷的磨難與坎坷。

楊力州的紀錄片哲學貼近日本紀錄片巨匠小川紳介所說的共構觀點:「我想拍的紀錄片即是由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他和工作人員前後在甲仙蹲點長住了一年多,在地生活的真實互動讓外來者與當地人之間的信任感增強,被拍攝者的態度就越見自然,肢體也逐漸舒展。在影片的後半段幾位新住民媽媽敞開心房,暢談異國婚姻在情感、文化、經濟各方面的深層困境,可以想見整個拍攝團隊認真而誠實地處理對被拍攝者的責任,並梳理兩方不對等的關係,這才淡化了持攝影機的紀錄者以他人之影像、聲音、生活作為藝術素材,先天具有的強勢、介入、剝削本質。放映週報283 針對《被遺忘的時光》作了專訪,楊力州有言:「我這麼多年來,每一部紀錄片都這麼做,我一定要讓我的被攝者看過……並且他們必須同意才能夠播,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當然紀錄片或電影有非常多的論派,但我也不管這些論派,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藝術創作不能自外於倫理的約束,紀錄片創作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溝通、相處的複雜與困難,在在考驗導演如何在藝術與倫理之間找到平衡。楊力州的堅持是他尊重被拍攝者,誠心和最大多數人對話的明證。

《拔一條河》的拍攝手法是主動介入,以發問引導議題方向,這種報導式的訪談手法很常見,或許在形式或美學上無有創見,但是比較容易帶出真實生活中的有趣故事,發揮情節生動、敘事流暢、戲劇性高等劇情片特色,延續2004年以來臺灣紀錄片的「溫情主義」路線,意在進入院線放映。然而此種溫情小確幸傾向也受到電影學者影評人的批評,郭力昕即曾以中國導演王兵《鐵西區》的「冷靜高度」來貶抑臺灣紀錄片的「溫暖濫情 1。三部聯篇紀錄片《鐵西區》長達九個多小時,這種形式冷峻,幾近零敘事,不斷重複類似場景與影像的「絕對真實電影」,除了電影學者、藝術片影迷之外,有體力、有耐心又有機會完整看完者,實在少之又少,而九小時的長度更大大限制了可供放映的管道。學者在讚揚紀錄片內容深刻、創新藝術形式的同時,卻忽略了紀錄片作為社會參與和公民實踐的基本前提:如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越來越多人喜歡看紀錄片。準此,善用一般人可以接受的通俗敘事形式,更能讓冷門的紀錄片跨越學院研究、小眾菁英的高牆,進入院線讓常民大眾親近,進而攪動紀錄片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和社會企業在生產、消費與社會賦權之間的微妙關係。楊力州在首映會座談中語重心長地說:「台灣社會現在的樣子跟甲仙的樣子也差不多,還滿困難的,什麼都不順利……我相信這個小鎮非常有指標性,這個小鎮有了希望台灣就有希望。」《拔一條河》重建觀者對人的信心,增進對新住民的瞭解,凝聚對社區的向心力,加強對社會的關懷,而知識分子念茲在茲所謂公民意識的建立,其建立的起點正在此。「紀錄片究竟為誰而拍?」值得創作者、評論者深思。

關於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電影學者/影評/導演諾爾˙柏區(Noël Burch)The Hindu》(印度境內英文報紙)2013 年的訪問中有深刻的見解 2)。柏區年輕時著書立言評論電影,執著於抽象思維、形式美學;行至中年柏區開始拍攝紀錄片,由於深受女性主義著重內容的實踐啟發,他逐漸改變對抽象形式的執迷,轉而重視影片所承載的內容與理念。當紀錄片只能侷限在博物館、影展做小眾放映,在學院內被研究,也就被學界繼承,被藝術界收編了,其所欲傳揚的理念不免侷促一隅,難以推展,終究遠離了希望改變現實的原意初衷。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面向則是有關紀錄片絕對客觀性的迷思。紀錄片是導演個人選擇並組織的主觀敘述,無論她/他有無提問主導影片走向。以加拿大紀錄片導演亞倫.金(Allan King)為例,他橫跨四十年的拍攝手法一以貫之:不干預、不提問、不出聲 ,放手讓被紀錄者表現與發言,即便如此,其觀點還是蘊藏在取材、攝影、剪輯之中。質言之,紀錄片的相對客觀性是建立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雙方主觀意識的參差對照之上。《拔一條河》有許多訪談,在幾個場景中導演和工作人員甚至現身與被拍攝者一同入鏡,然而,被拍攝者還是保有自主性,選擇沈默或者說自己想說的話,就算是稚齡兒童也不例外。生命有其自發、偶然、可言說、不想說、不可預測等特質,例如片中背對鏡頭不願說話的男孩,沈默就是其真實的「陳述」。

最後容我引述片中一個年紀約莫六、七歲的小女孩的話(大意),小孩子就是實話實說,生活與大地亦復如此,這也是本片最動人之處──對照並烘托出台灣社會的「假仙」:真假不分,不分真假。

(場景是社區的媽媽義務做飯請小朋友吃,領飯菜之時……

女孩:我媽媽是越南人,我會說越南話

導演:你有告訴同學嗎?

女孩:沒有

導演:為什麼?

女孩:我會嚇到(他們會嚇到)?

導演:有人幫助你們嗎?

女孩:沒有,你們又不會說越南話

導演:很多人幫你們啊

女孩:又沒有幫我們家,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導演:馬英九有幫你們嗎?

女孩:你是說119

導演:那是急難電話,是馬英九啦

女孩:馬英九是甚麼?

 

《拔一條河》是由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一起創造、共同「演出」的紀實影片,當一般觀眾也願意進入電影院同賞、省思問題時,本片也才完成紀錄片的終極目標:作為社會參與並建構公民社會的載具,喚醒公眾意識。

 

 

1原文刊登於電影欣賞雜誌第125期:「濫情主義與去政治化──當代臺灣紀錄片文化的一些問題」苦勞網全文轉載: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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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Hindu──Forgotten Spaces in CINEMA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tp-features/tp-sundaymagazine/forgotten-spaces-in-cinema/article4841975.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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