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中15】寫給香港的輓歌?──《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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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7
  • 蔡雨辰

當我們抬頭望上,藍天白雲,無遠弗屆,是開闊、是共有、是深思、是視野;當我們低頭下望,彈丸之地,界限分明,呎吋之間是地皮,不是土地,意義就變得完全相反,是窄隘、是私家、是掙扎、是無力感。人之與天和人之與地的關係怎麼差異甚殊?

──麥海珊

麥海珊的《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都是特出的作品。乍似以香港獨立音樂為記錄對象,但不談音樂、傳奇、軼事,沒有華麗而熱血的 live 場景,而是拉出了香港的空間、土地、政策、歷史。導演藉由三個音樂人、三個空間、三首歌、三種敘事,拼出關於獨立音樂的組曲。但它並不試圖定義香港獨立音樂的樣貌,而是在社會結構中,以獨立音樂為切片,剖出香港社會的病灶。簡言之,麥海珊的提問是,在香港,獨立音樂會長成什麼樣子?

第一組的主角是 My Little Airport 的阿 P。導演先引述了文件資料說明觀塘區的活化工廈政策,呈現出一個財團與政府合謀開發舊街區的故事,理所當然的後果便是房租高漲。阿 P 的工作室便在這區待活化的工廈中,因為業權轉移,他被迫離開,而以愛情故事包裹的《Rm1210》,其實就是阿 P 對於工廈生活的苦澀回味。鏡頭一轉,The Pancakes 的 Dejay 與導演一同在石蔭邨漫步,Dejay  絮絮叨叨地回憶她兒時的石蔭邨,儘管面目全非,畫面上僅能以老照片拼湊出往昔殘影。除了 Dejay 自語,導演也利用臉書「我們都在石蔭長大」群組上的留言,嵌入老居民的集體記憶,少了批判,多了溫情。香港的快速變化,正反映在家鄉難再重現,在這樣的發展與變遷邏輯下,究竟是誰「前進」了?最後,Dejay 在北葵涌市政大樓天橋上悠悠唱著《How Much Do we Remember》。第三段則將鏡頭轉向尖沙嘴文化中心的廣場,這幾年的六四,許多藝文工作者會自主地在此獻花、吟詩、歌唱以紀念六四。片中的影像素材是活動剪影,也訪問了民眾們對於「廣場」的用途與想像。最後,迷你噪音的 Billy 在廣場上唱了他為六四作的歌《記號》。從 1999 年開始,每年六月三日晚上他都會在「自由戰士」雕像前唱這一首歌。

從阿P對於生活方式的疑惑,到 Dejay 對於老社區的緬懷,再至 Billy 對於國家威權的詰問。三段層次各異的故事,呈現了三位香港音樂人對於這塊土地的思考,也示範了一種獨立音樂人之所以「獨立」的態度。在此,音樂並非介入,而是再現。不過,相較二、三段的抒情或抽高,我認為第一段的故事其實最能帶出複雜的討論與省思。

伴隨著阿 P 的談話,導演其實稍微貪心地塞進許多資訊──活化工廈的偏頗政策、工作室的租金漲幅、Live House「Hidden Agenda」以及樂隊 False Alarm 的最後一夜。雖然這些影像不一定能連結為理路清晰的論述,但至少提供了幾條思考的軸線。例如,阿 P 在牛頭角工厦居住,因為租金每年交一次,因此生活以月份計算,哪些月份需要工作、哪些月份休息,這便是他所期待的「自由」。當阿 P 如此描述了一個貧困的音樂工作的生活想像時,其實是在問,城市是什麼?誰可以住在這裡,誰不能?誰決定了城市的生活標準,到底是根據資本的要求,還是居民?其二可延伸的或許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令人好奇的是,當全球都妄想以文化產業作為發展的還魂丹,觀塘區的工廈儘管因歷史條件而發展出藝術、音樂聚落,香港政府依然視而不見,讓商城成為「活化」的唯一想像。可能的解釋也許如獨立音樂人黃津珏所言:「香港其實是個階級森嚴的『大資社會』,在特定場域和模式以外的文化藝術不被鼓勵發生。」何況發生在天台以至工廠大廈的獨立音樂。

麥海珊曾在映後座談中提到,連繫三個片段的概念,是自由。三位音樂人的確程度不一地描繪了對於自由的想像,然而,在這個生活全面被新自由主義掌控的時代,「自由」究竟為何物?在政府任憑炒地、炒屋、高房價的社會,我們如何擁有拒絕發展、選擇生活型態的自由?六四所提取的記憶是極權國家的暴政,現在的中國更已進化成國家主導的獨裁式資本主義政體。在這些視野格局下,片中的每一首歌反而顯得渺小而輕薄了,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竟也成為一首又一首哀悼的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