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母親—給父親的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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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1

觀看《母親—給父親的安魂曲》理所當然地湧上了各式各樣複雜的情緒,因為這是一部「日本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關於「人性」的電影。故事發生在二次大戰時期的日本,在那個與我們關係奇異的國度,有一些看似熟悉、又極端詭譎的事件同時發生,在櫻落葉紅的循環中,有些生命隕落了,有些生命則頑強地活了下來。這是一部關於戰爭時期日常生活的電影。



鶴見俊輔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當中從歷史淵源與當時氣氛闡釋「國體」(天皇制為國家根本)與天皇崇拜等當時主導社會的概念如何形成,以及當時左翼文人如何在各方論述與肉體壓力下被迫或自行「轉向」支持軍國主義。而「轉向」正是《母親》這部片的故事引子,山田洋次細膩地以細節堆出難以描述的氛圍。野上一家是居住在東京的小康之家,父親是德文學者,寫作為生。在1940年風雨飄搖的年代,作家是最危險的職業。一個寒冷的夜晚,特別高等警察(為了維護「國體」的秘密警察)闖入野上家,翻倒書架亂扔書本,以麻繩僅僅圈綁住父親的雙手,在沒有搜索令、沒有逮捕令的狀態下,野上家的支柱就這樣被奪走。歷史敏感度高的台灣觀眾,看到這裡大概都會想起台灣的白色黑暗時刻。特高換成警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真是循環不懈啊。戰爭時期日本人相信思想轉向,這是一個既仁慈又殘酷的想法:因為思想有改變的可能,所以不至於在一開始就強制殘害肉體;但同時,引導轉向的方法是沒辦法太仁慈的,最終形成的全民一致思想更叫人不寒而慄。這部電影其實對知識份子大規模的轉向並沒有著墨太多,也並沒有意圖要處理歷史對錯,只是襯著這件歷史悲劇,淡淡地說日常的事。



在野上爸爸因為思想問題入獄之後,野上媽媽一肩擔起撫養兩個女兒的責任,還要為丈夫的冤獄奔走,還要參與戰時特殊的鄰組活動(協助政策推行的社區性組織),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但是卻是在這樣的艱難時刻,才更看得出人性的溫暖與險惡。野上爸爸以前的學生山崎,不但協助奔走野上爸爸的事情,他誠摯笨拙的存在對兩個女兒而言也是成長時期很重要的陪伴。還有野上家的姑姑和一位從奈良來的叔叔,或多或少給予這個父親缺席的家庭些許物質以及精神上的支持。但也有野上媽媽的父親,因為女婿是思想犯而在鄉下被指指點點,於是狠心與野上媽媽斷絕關係。甚至野上爸爸的恩師,同樣身為尼采、歌德專家的德文學者,堅持惡法亦法,對優秀的學生絲毫沒有同情。以鶴見俊輔的研究來看,在都市的知識份子幾乎不可能不轉向支持軍國主義,因為主權者和知識份子在嚴格的學歷社會當中幾乎是同路分子,例如片中負責偵辦野上爸爸的檢察官竟是他以前的學生。然而在鄉下的粗野之輩或者沒有受教權的女人,則反而能夠看清國家宣導的政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在片中有一段現在看來別有趣味的小插曲:戰爭日隆之際,日本政府倡導「撲滅奢侈品運動」,希望民眾捐出貴金屬來資助軍方,甚至連燙頭髮都被視為「非國民」(在提倡振興經濟的今天看來真是諷刺,足可見國家機器運作的痕跡);在片中當眾與宣導民眾起衝突的,正是從奈良鄉下來的、粗鄙的叔叔。



片子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狹窄的日式榻榻米房間內流倘,不同於小津低角度、切得工工整整的畫面,山田洋次擺設攝影機的位置略偏高、略遠,將門扉納入畫面成為框架,溫柔地包覆亂世中殘存的人性溫暖,在小小的空間中塞得滿滿。片末略顯做作的山崎沉船畫面、代表性十足的人物後續交代(住廣島的姑姑理所當然的是原爆受害者)和野上媽媽病榻前的一場意義不明的戲,雖然這是真人實事改編,但如果能在片尾持續內斂細膩的表現方式,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