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夜越荒誕：地球之夜（Night on Earth）

被推崇為「美國獨立製片教父」的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是電影圈裡明顯具有個人獨特印記的作者導演（auteur），但在其作品以精緻商品形式大量販賣、備受媒體推崇、《地球之夜》裡橫跨法國、義大利、芬蘭的演員卡司，這些似乎都不太像一個標榜「獨立」的導演會有的特質，反觀台灣不時耳聞導演自籌經費拍片而負債，以及年度金穗獎即將開跑、學生埋頭過帶剪輯之時，不禁讓人自問獨立製片的定義及其精神價值究竟是什麼？

在DVD特別收錄的「觀眾導演Q&A」中，面對一名紐約觀眾尖銳的提問：「在觀眾、工作室等重重因素之下，如何看待所謂獨立製片？」，賈木許自稱業餘導演而非專業（同時他也是業餘搖滾樂手），但這不表示他看不起專業製作，對他來說只是類型的不同。

換言之，賈木許並不在乎誰賣電影、誰宣傳製作。自籌資金、非職業演員、低成本製作等方式，並不是獨立製片的必要條件；外緣的金融因素，如果不會干涉電影內容創作的過程，那才是所謂的獨立製片。電影作為一個有機的（organic）藝術形式，從編劇、拍攝、到剪接，賈木許認為，在創作的過程中首要考慮的，只能是「作品內部的元素安排」所造成的效果與意義。如果考慮的是其他金錢因素，〈例如用這個明星會比較賣但他的片酬比較高〉，則失去了獨立製片的精神。因此，獨立製片可以是歐洲傳統以降的小成本黑白藝術片，也可以是克林伊斯威特的電影。賈木許舉了B級片大師Samuel Fuller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50年代末，以低成本開始獨立製作，但仍然可以拍出特殊的、「走出螢幕一拳擊在你的臉上」的影像。這種效果根源於導演對電影形式的直覺與熱情，和外圍的條件無關。

賈木許的說法，雖然有過於天真地崇拜藝術精神之嫌（因為任何天才型的藝術創作都必然有它的物質性條件及基礎），也隱隱內含了資本主義經濟優位的邏輯(這種對於電影藝術的看法是放諸四海皆準呢？還是生產於特定的經濟條件與歷史脈絡？)，但他這一種「電影內容必須獨立」的看法，卻讓同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我不能同意他更多。在必然牽涉龐大資金的電影製作過程中，若過度強調真誠的藝術精神、企圖和物質經濟劃清界線，反而是因為看見了太多的不真誠；與其悲觀地認為沒有純粹的電影藝術、視獨立製作為一種想像中的烏托邦，我寧願傾向賈木許的態度：承認那些不真誠的必然存在，但仍然自覺地保有創作過程中的真誠。獨立製片或許不是一個和資本主義體系劃清界線的反抗姿態，但必須保有概念和內容上的獨立。

《地球之夜》（Night on Earth）這部作品其實成本頗高，不僅有明星薇諾娜瑞德（Winona Ryder）的參與演出，在數個大城市之間往返取景，想必也耗去不少資金。電影在洛杉磯、紐約、巴黎、羅馬、赫爾辛基五個城市取景，以五段發生在夜晚同一時間內的小故事組成，沒有明確劇情、只有計程車司機與乘客散漫不著邊際的對話；然而，五段對話都是有頭有尾的「劇情片」（feature film），而非《咖啡與煙》（Coffee and Cigarettes, 2003）裡那些突如其來、沒有上下文的切片(fragments)。

電影的開頭，鏡頭拍攝了轉動的地球，敘事結構上也在每一段故事之間插入一個倒轉回原點的時鐘，象徵著這五段故事是發生在同一段時間之內；時鐘淡出之後，鏡頭開始帶領觀眾在世界地圖上游移，到達故事即將發生的城市，每段開頭都先拍攝城市裡的「時鐘」空景，強調了的深夜／白天的差別，以及人們在不同時間點進行不同的活動；然而正是在城市裡，人的活動有了各式各樣的理由和樣貌。先以一個彷彿衛星高空鏡頭、極為巨觀的視點，拉到某個明確的定點城市，再深入街道和計程車內，展現了一個由大到小、由自然到人為的過程。結構精準明確、也讓人自覺正在進行一種跨國奇觀。

物理時間上，從洛杉磯的黃昏進入，不斷往東挪移一個時區，最終在芬蘭赫爾辛基的清冷藍灰色中看見黎明到來，多麼完整的夜；它們明明在同一個時間內進行，但時鐘銘刻著不同象限，電影的鏡頭彷彿帶我們在黑暗中挖掘那些深深埋藏的空氣，電影長度僅僅兩個小時，卻如同經歷了一整晚荒誕無度的夜。

在洛杉磯的傍晚，穿著寬大襯衫、戴墨鏡、不斷吞雲吐霧、嚼口香糖的女計程車司機Corky（Winona Ryder飾），和一位剛下飛機、穿著名牌服飾的女性星探共處一車。Corky以「我想當機械工」還有「我覺得開計程車很酷、我不想失去這份工作」為由，拒絕了星探的電影邀約，留下不可置信的女星探，開著破計程車揚長而去，輕鬆地打碎了美國少女明星夢。在紐約夜裡，來自東德的計程車司機Helmut（Armin Mueller-Stahl飾）才上路第二天，跌跌撞撞地載到了和他戴相同款式帽子、欲前往布魯克林區的爽朗黑人YoYo，令人捧腹的是這位流離失所、從前以小丑為職業的計程車司機，在YoYo和女朋友的互相叫罵中感受到家人的溫暖。據賈木許自己說，這個紐約故事的靈感來自於他的真實經驗，他曾經在法國遇到一個不熟悉街道的中國籍司機，最後竟然由賈木許自己開車和指點方向。在巴黎夜裡，非裔法籍的司機剛趕下兩個自大瘋癲、嘲笑他「你不是和我來自同一個叢林吧？」的喀麥隆大使（他們自己也是黑人），就遇到了一位盲女，他透過後照鏡觀察後座的盲女熟練地畫唇線、調整內衣，當他帶著一個自以為比盲人高明的「明眼人」立場去試探盲女，最後卻意外發現盲女知悉所有方向、用全身的每個細胞感覺而且知道得比他還多，最後街角的小車禍彷彿是輕巧的冷笑，連反諷都顯得多餘。在羅馬深夜，吵鬧的司機羅貝托貝里尼（Roberto Benigni飾）試圖對主教告解，關於他青少年時曾經用南瓜自慰、對青春漂亮的綿羊有遐想、以及和自己兄弟的太太有染等等不可告人的陳年往事。他用極其誇張笑鬧的方式一股腦全告訴主教，也難怪攝影指導Frederick Elmes和外景收音師Drew Kunin在隨片評論中提到，要把攝影機固定在手舞足蹈的羅貝托貝里尼前有多麼困難。在赫爾辛基接近清晨時，一夜未眠的司機在廣場上百般無聊地繞圈，然後遇見三個比他更無聊的人，四個人在車子裡聊苦悶和淒慘，互相取暖，其中一人已經醉倒，坦露了自己最悲慘最不堪的經驗，但下車時仍然要記得付錢。

五段故事中，每位司機和乘客各有自己的模樣，它們既不是在呼喚我們對那某些城市的既定印象，也不是要訴說戲劇性故事，更不是社會學城市分析，深夜活動有不同的理由，出去和愛人幽會或者心情極差和朋友狂醉一整夜。除了看到一個城市裡個人的多元差異之外，也捕捉了「偶然性」，但正因為把五個偶然卻具相同形式（計程車司機與乘客）的故事，我們得以在電影刻意安排的「巧合」中乍見人與人之間的「偶然」。

羅貝托貝里尼這位把但丁《神曲》全本背誦下來的喜劇表演家，也一直是賈木許長期合作的對象，賈木許說：角色是主要的而故事是次要的。寫劇本時，他想的是一個人說話的神情，經由角色的特質來發展對話，而不是預設對話的敘事功能來推動劇情。賈木許在Q&A中也提到，這個部份的台詞，多半來自他和羅貝托在羅馬時不斷講述的黃色笑話。而他也相當信任羅貝托的表演，因此給他即興表演的空間，並且在剪接時不願漏掉任何一段；他認為羅貝托的表演是一氣呵成、漸漸累積的，因此希望他的表演能夠完整呈現，不願剪去任何一段，這樣的堅持也再次證實了他對於「整體不可分割」的藝術形式的自覺。

五個城市、五種色調，羅馬的夜晚昏黃而朦朧，相對於赫爾辛基冰天雪地中的冷藍色調，讓我們不斷意識到，每一個城市都承載著非常不同的歷史重量。城市裡聚集著來自各地方、各階級的人，被覆蓋在多重經過媒體再現的文化面貌之下變得難以辯認，這些片段雖是虛構，卻讓人感到寫實與珍貴，乘坐計程車幾乎是我們常常進行的活動。縱使「城市」一直是社會學家長期關注並企圖加以理論化的對象，而且每段故事的開頭，都意圖明顯地拍攝了街道招牌、店面、時鐘等空景，又無巧不巧地選擇了「計程車司機」這個在都市底層流竄的行業作為主角，似乎不斷引誘我們觀察計程車司機的表演，來猜測城市的經濟規模、社會分工加諸其上的影響。這讓人想起馬丁史柯西斯的經典傑作《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 1976）裡那個夜裡不能成眠的主角，他的偏執人格來自於城市那種不信任、疏離、孤獨的氛圍影響，而城市則是政經文化多層次疊加的流動概念。然而，賈木許並不是善於巨觀分析的社會學家，他只是從自己的個人經驗和微觀角度出發，他說他自己有許多不同的乘坐計程車經驗，而且覺得非常有趣。當你和一個陌生人共處於緊密狹小的空間中，你們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沒有關係，因此也沒有意義；你可以說任何你想說的話，私密的或隨意的，當路程結束、付錢說再見之後，你們再也不會見到彼此。城市劇烈地聚散輻射，這部電影並非以社會學家的熱情關注電影中再現的城市與階級，呈現出的只是微觀式的、無關宏旨的珠言妙語和人與人之間偶然的相遇。

賈木許對於中低階層的、非都會的文化有相當濃厚的興趣。早期的電影《天堂陌影》（Stranger than Paradise, 1984）裡，匈牙利的移民女主角Eva在郊區餐飲店打工，後來和兩個男主角展開一趟奇妙的公路之旅。《不法之徒》（Down by Law, 1986）裡，莫名其妙被關入牢裡的三個中下階級、「無辜的混帳」；電影裡一直都有警笛鳴響的聲音，不得志的邊緣小人物，在監獄室內抽煙罵髒話，大概覺得這樣過日子就很好，坐在椅子上看著光線的改變就很好。

另外，賈木許為何選擇這五個城市而非其他的城市？如果可以拍更多地方，賈木許說，他有好多地方想拍：東京、伊斯坦堡、孟買、北京、倫敦。事實上，在賈木許的電影中，亞洲這塊未至之地一直是個空缺，即使在《神秘列車》（Mystery Train ,1989）中，兩個來自日本、懷著搖滾大夢的年輕人，也彷彿脫離了故鄉日本的影響，像賈木許其他電影中的主角一般，四處閒遊晃蕩，卻給了充滿個人理想的美國大夢重重的一擊。

除了前述的喜劇演員羅貝托貝里尼之外，爵士樂手Tom Waits的音樂也是賈木許電影裡重要的辯識元素。賈木許認為Tom Waits的音樂特殊少見、極為珍貴，簡直是上天的禮物。東拉西扯無意義的對話、Tom Waits的音樂、黑白立體的影像，這些幾乎可以說是賈木許電影中，辯識度最高的印記；這些元素也跟他整體的個人形象高度結合：白色的亂髮、年輕的臉龐、龐克風格的打扮。他的個人形象也給予我們一種獨立製片導演應有模樣的典型，但我們應該要記得的是他在創作電影的態度。也或許，「獨立製片教父」已經是個太沉重的標籤─有時候我們只是極其專心地進行一件事情並完全信仰它，卻被冠上了不知從何而來的標籤。賈木許自己說：「那個標籤一文不值（The label doesn’t mean shit.）」。

在The Criterion Collection新推出的版本裡，特別收錄了法國電視台在計程車裡安排的導演訪談，來自全球各地影迷對導演的提問，提問內容從電影製作到比較喜歡衝擊樂團（The Clash）的哪張專輯都有，非常有趣，顯見賈木許在搖滾圈及年輕人中受歡迎的程度。隨片評論則由攝影指導和外景收音師進行，著重討論夜間打光的困難以及拍攝概念的來源，當然，還有他們跑遍各城市大開眼界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