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鼻》──痛心的愛之告白

有時紀錄片會引發爭議，甚至令人質疑。其中最普遍的情況是，躲在攝影機背後的導演，拍到了主角的衝突、隱私或不堪時，必然會引起觀眾一陣緊張不安。這種情緒反應，在我觀看鄒猷新導演的《阿鼻》時不斷地出現，或許是因為倫理道德、信仰、價值觀…等等的觀念衝突，但隨著故事的推進，我開始思考一件事：「當鏡頭轉向自己最親密的家人時，導演如何能置身事外？」

《阿鼻》並非所謂的「議題電影」，也沒有採取題目先行的拍攝模式，其欲談論的故事難以一言蔽之。影片講述的是，這個僅有三人的小家庭，有著長年以來，因爭執而起的家庭暴力，導演的父親長期與母親爭吵不休，甚至多次動手打人，而母親仍然我行我素，雙方皆陷入痛苦的深淵，誰也不願意改變。做為兒子的導演在這樣的壓力下漸漸長大，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陰影。因此選擇自拍並非勇氣驅使或刻意想暴露隱私，迫使他拿起攝影機的動力，與其說是要完成一部作品，不如說是希望嘗試用創作的心情、用持著攝影機的姿態去面對與解決自身的問題，其所附帶的拍片者身分（能與兒子區分開來）則在過程中是相對重要的。

在這個前提下，《阿鼻》很明顯不是部和樂融融的家庭電影，相反地，片中不害怕衝突與展現負面，較像是一份個人的影像日記。

影片的開頭，置放了距今十幾年的泛黃家庭合照，然後以字卡告訴觀眾這些看似幸福的時光，在1990年之後再無出現，接著是一場激烈的父母爭執與吼叫，導演拿著攝影機，記錄下這些驚悚的時刻，但他也不時在攝影機背後頻頻發聲，就像是個法官一樣，壓抑情緒，語帶輕佻地質問雙方，逼迫他們承認自己的犯行，當受到質疑時他說：「攝影機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印證了是為了解決問題而進行拍攝，但也是藉由拍攝來武裝自己，逼使人以另一種立場或觀點去看待事實。

這段激烈的衝突結束後，片中接著安插了阿姨的介入調停，父母協議，終於離婚；但分居後的母親卻因「不想離開熟悉的家」而回到家中同住，類似的爭吵於是又繼續上演：最後導演分別理性地訪問兩人，包括了信仰、宗教、兩人關係等等問題，並利用交叉剪接使影片產生辯證，但父母的情緒與回應，卻都不脫離悲憤、無奈、責怪、不解、崩潰，甚至是前後不一的矛盾答案。真正的真相在導演鍥而不捨的追問下已無法掩飾，而那或許是，他們都只冀求對方符合自己心中美好的伴侶形象，不想改變自己，毫不在乎對方感受，被內在想像與外在迷戀所挾持，固守地不願意正視事實。以往我們習慣以二元對錯判斷事物的觀念，在追根究柢時似乎也無法適用；換句話說，家庭暴力的對與錯，在片中不再是單向的施與受，顯得模糊曖昧，與每個人的內在產生關聯。

對我而言，《阿鼻》真正揪心之處也在於此，身為親人，導演竟能毫不鄉愿地去剝開傷口，戳破偽善，正視根植於人心中的劣根性，檢視人性。但身為他們的孩子聽到這些回答，又該如何反應？情何以堪？於是類似的問題自己終究也必須面對，因而在片末，我們看到導演自己聽到難以置信的答案時，情緒失控地對著父母嘶吼咆哮，所謂拍片者的身分在同時也彷彿被拋開了，畢竟還是得回歸個人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感受，以及這個家庭所帶來的傷痛與折磨。

這正是導演所稱的「阿鼻地獄」，人陷在「（假像的）家」的痛苦迴圈裡相互折磨，牢籠沒有出口，也永無止境，暗示著人的改變是極其困難的。雖然這一切在導演的意念下看似極度灰暗、悲觀，但這些與父母的互動，其實同時也表露了導演對於「愛」的渴求與嚮往，這樣的自我剖露，使得影片就像是一則令人痛心的愛之告白，有機會看見人的脆弱、渺小與無助，充滿悲淒，無比感傷。

記得在2012年時，我曾與鄒猷新導演一起參加香港華語紀錄片節（最後該片獲得了短片組首獎）。在論壇開始前，當播放到《阿鼻》的片花時，我注意到他以手掩住耳朵和眼睛，不敢直視片中的一切，他說害怕會被捲入情緒的漩渦裡；而在離開香港前我們在機場巧遇，我才好奇地詢問他現在的家庭狀況（當然他無義務告訴我這些）。

從他大方的回答中，我意識到影片已是過去式，雖然片中的情緒與場面仍歷歷在目，但情境和事件發展已經都不同了。看著他的坦然與微笑，我想，現實或許並不如片中那般悲哀無解，就算是阿鼻地獄，生命即便扭曲，只要願意正視處理，應該還是有出口的吧！

（《阿鼻》二月於府中15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之場次，請見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