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武器與刑具──金基德《聖殤》
金基德電影的殘酷從來不是隱喻,那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需索相互折磨的真實應對關係:因折磨而需索,因需索而折磨。《聖殤》刻劃一個冷血的男人因一個聲稱是他母親的女人而逐漸釋出真情,當他獲得生命的重量而想守護這份親情之際,這名女人卻以自毀的方式來復仇,讓他經歷喪失摯愛(一如他曾讓她失去兒子)的傷痛,從此失去存在的意義。
全片最撼人也最能展現金基德風格的段落,無非是那個男人強暴那名女人以此逼迫她否認自己是他的母親。這個男人用一種看似惡意的手段,來試煉對方的意志強度,其實是藉由欺凌、瓦解對方的尊嚴來趨近和擁抱自己亟欲壓抑和擺脫的情感牽絆。回頭看金基德的前作《壞痞子》、《漂流欲室》、《謊顏》和《呼吸》,主角內心的強烈愛欲也都被掩藏在踐踏對方的蠻橫姿態底下。
把整個身心交付出去的決絕與執念如此龐大地覆蓋並吞噬他們自己,那種殉身式的毀滅、不得不的毀滅,以「愛」作為一種武器與刑具,就是金基德的殘酷美學。而《聖殤》裡半紅半白的手織毛衣、《情弓》中的箭靶、《漂流欲室》裡的魚鉤、《壞痞子》裡的鏡子、《野獸之都》中的魚,這些都是金基德在作品裡一再翻轉意涵的視覺意象與心理象徵,作為愛的明證也是以愛之名所進行的殺戮,展露了無畏獻身的激情。
《聖殤》不僅將施虐者與受虐者的關係反轉,也將苦難與救贖的關係變得複雜,女人的復仇計畫(陪伴並照顧男人的生活,引出他的情感認同與依賴)救贖了這個男人,同時救贖了她自己(轉嫁了悲慟並透過具體的行動而產生活著的動力,而且體認了施虐者的匱乏與困境,因此產生悲憫之心)。而片頭與片尾的赴死儀式,如同兩個男人的最終覺醒,他們為了成為一個人而死去,而不是像個野獸那樣行屍走肉地活著。
除了關注兩造生存處境所衍生的復仇故事,這部電影還聚焦突顯了一群為錢借貸的邊緣生命何以踏入絕境,金基德尖銳地指向韓國社會結構的發展問題(對立清溪川周圍的工業廠房與鄰近開發中的高樓大廈)必然導向的貧富差距;而他的嚴厲控訴在影片結尾轉為默然的哀悼:在這座還未醒覺的城市公路上,拖曳了一條長長的血痕,像主角以自身破碎的血肉來作獻祭,彌補他曾犯下的過錯,也替整個世界帶給邊緣生命的所有苦難進行沉默的贖罪。
金基德的電影總在極限之中逼現出愛與悔,在一框限底下,透過各種刺激的戲劇語言去深入一種絕對的情愛關係,暴露那些原始野蠻的欲念、暴行以至邪惡,然後將它們剔除道德戒律,重現純淨的癡傻的心念。於是,那愛與悔唯有在一種扭曲窄仄的極端境況裡,才得以彰顯出意義與力量。
換個角度來說,那種無路可出的窒息情愛歇斯底里地萌發與墜毀,看似剖開了真實的人生處境──對欲望的坦露與追隨,陷入不可自拔的墮落迴環,最後尋求救贖以脫離苦難──其實過度放大「失根的個人的力量」單向而不可逆的生長、突破與抵達,彷彿戮力調度一切來斧鑿一場悲劇的演變過程(任性絕對且一廂情願地捍衛一個關係),是為了揭示宿命的悲涼與壯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