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人》：騷得神經、騷得可愛也騷得有理

新生代導演陳映蓉睽違多年的新作《騷人》大概是台灣電影中少見的異數。誠如陳映蓉所言：「我只是想呈現一個更自由、更不邏輯的世界，因為有可能那才是世界的真相，它不是那麼線性邏輯。」《騷人》的劇情迷幻、荒誕且大膽，十足地跳躍性思考，是一部用「感覺」，而非單純用眼睛去「看」故事的電影，完全考驗著觀眾的接受度，相信定會引發兩極的評價。

「騷人」一詞原指詩人，在陳映蓉的重新解釋下，泛指在動盪年代中，雖有理想和抱負，卻只能隨地行樂的失意文人或失心瘋的廢人。說穿了，其實就是你、我和他。在這個最好也最壞的時代，不管是對整個社會或者自己，我們必定會有所不滿，但是除了抱怨，又能真正改變什麼？或者說，我們願意做什麼來改變？

電影的開頭，吳安良（王伯傑飾）的言談中不時提到「改變」，譬如：「郝歌（阿部力飾），我有沒有『變』壯？」、「如果我給你做一件事情可以『改變』地球，那你願意多犧牲？」、「接下來的談話即將『改變』你的一生。」吳安良之所以如此執著於「改變」，或許是因為他身邊的人都不再沉溺於過去，前女友結了婚，郝歌放棄音樂夢，安安穩穩地當個木工老師，唯有吳安良仍浮浮沉沉、看似無所事事，人生沒有多大的進展，最後領悟出「救人比自救容易」的道理，決心以網路建國，企圖幹出一番大事。

對於活在「現實」裡的人而言，吳安良的想法看來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瘋言瘋語，郝哥剛開始也是這麼認為，但是，幸而郝歌心中的理想尚未被磨滅殆盡，吳安良的一頭熱終究感染了他，於是加上吳安良找來的美女阿代兒（瑞莎飾），三人遂啟動了「卡拉圖號」計畫。「卡拉圖」（KLAATU）一詞最早出現在1951年的美國科幻電影《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裡，為一外星人的名字，本奉命摧毀人類文明，後來受人類的愛感召，決定暫停計畫。因此，片中的「卡拉圖號」其實象徵一艘虛擬的愛之船，搭載的人不分性別、種族、階級或國籍，彼此之間就算語言不通，依舊能一起開心地大笑、一起玩樂、一起淋雨、一起奔跑，就像吳安良、郝歌和只會說俄文的阿代兒三人共同生活一樣。

透過網路和媒體，「卡拉圖號」計畫漸漸傳播到全世界，國外媒體也紛紛報導這個事件，陳映蓉不僅藉此呈現出資訊快速流通的網路世代現象，也帶出四海一家的地球村概念，如同吳安良所言：「大家都是一家人。」因而片中可見一群彼此不認識的人一齊在雨中奔跑的畫面，當然結尾時眾人在山上欣賞日出的場景也是同樣道理。此外，吳安良、郝歌和阿代兒三人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使他們跨出性別的藩籬，打破異性戀霸權的迷思，讓愛回歸到最純粹的境地。陳映蓉試圖建構出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讓每個人都只是單純的人，並以此為基礎相處、交往；她更屏除利益氣息濃厚的金錢於片中，讓吳安良用畫交換食物，呈現出分享或以物易物的概念，試圖精煉出更為美好的世界，作為對現實中物質社會的反動。

陳映蓉在一次訪談中曾表示，電影是最能解釋人生、表達人生的工具。《騷人》猶如陳映蓉的私密自語，她把她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完全反映在片中，讓觀眾去感受、去解讀、去理解。陳映蓉的作法或許有人會以為是無病呻吟的自溺，但這不正是她所謂的「騷人」的最佳詮釋嗎？況且，我認為陳映蓉提出的觀念頗耐人尋味，值得我們仔細去思考。

例如末日。究竟什麼是末日？我們為什麼會如此關注且擔心末日的降臨？吳安良曾說：「躲得過時間，就不怕末日。」末日與時間頓時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陳映蓉在片中並未呈現出確切的時間，特別是吳安良經由神祕通道到另一個世界時，更是連空間的概念都抽離，讓吳安良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也不清楚現在是什麼時候。話雖如此，我們真的躲得過時間嗎？時間根本是無所不在。吳安良回想起過往的回憶時，「過去」與「現在」的對比隨即應驗時間的存在，更遑論是日出的畫面了，時間的動態性不言自明。結論是，我們無法逃離末日。

然而，陳映蓉也不是這麼悲觀。吳安良進入另一個空間之後，有個聲音對他說：「時間定義你們的世界，世界末日並不是地球的毀滅，而只是時間的盡頭。」這好比陳映蓉說的：「我就是現在，現在就是世界。」也就是說，「世界」末日其實只是「現在」的末日，因為「現在」只短暫地存在於當下，一旦過了就成為過去。陳映蓉這般融合無常觀的末日概念，說穿了，就是在提點人們要把握當下，及時行樂，其他的一切大小事情就忘了吧。所以，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All the Young Dudes〉一曲中唱道：「我們永遠喊著革命萬歲，但到底誰又改變什麼？反正我喝了很多，感覺還不賴。」

我也想說：陳映蓉的《騷人》真是騷得神經、騷得可愛也騷得有理，感覺還不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