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苦難與救贖,重新命名──李滄東《生命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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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4

此刻是一切存在的根源,而創作是對存在的無限追問。李滄東的《生命之詩》(Poetry,2010)呈現一首詩的完成,是一個人長時間的自我觀照,長時間經營生命的結果。或者,也可以說,這部電影描寫了一個女人走出困頓與掙扎,以痛苦與甜美的傷痕,譜寫了生命之詩。



六十多歲的老婦人正要開始學習寫詩的時候,卻得了失智症,漸漸遺忘語言,失去指認和呼喚世界的能力。在她構思人生的第一首詩的過程裡,她發現自己獨立撫養的外孫與幾個同學一起強姦了一個女孩,導致女孩投河自盡,而同學的家長們為了掩蓋事端,就以錢財買通來弭平罪惡。面對外孫與死者的命運,老婦人陷入集體自欺與偽善的共犯結構,以及她個人良善道德的譴責與無助混亂之中。



透過老婦人寫詩的困惑:靈感在哪裡?為什麼寫不出詩來?導演不僅刻劃出追求藝術的苦悶心靈圖像,更尖銳地提問:一個純真的存在,能不被現實斲傷嗎?在跌宕的殘酷環境裡,如何尋找詩意的棲居?在貧乏的生活之中,怎麼安置敏銳的心思和悲憫的良知?



將「外在世界的殘酷暴力」與「個人精神世界的純淨意志」相互映照和牽涉,是李滄東一脈相承的電影創作主題。如同《生命之詩》的片名字幕在鳥鳴和淙淙水流的寧靜舒緩間,浮現於漂過小河的屍體旁邊,彷彿美麗與污穢同源。李滄東反覆探究的是潛藏在人類心中最原始的生命欲望,如何在承受了現實環境和人際關係的塑造和壓迫之後,試煉出嚴苛的堅定意志。



李滄東早年從事劇場工作,後來轉戰文壇,更出任韓國文化部長。他的首部作品《綠魚》(Green Fish,1997)對分權的本質提出了嚴厲控訴。具有史詩格局的《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1999)描寫底層勞動人民的悲劇歷史,藉此隱射集體歷史的荒虐無道。《綠洲》(Oasis,2002)通過愛情故事來反應現實的庸俗和暴力。第四部電影《密陽》(Secret Sunshine,2007)展露一個與罪惡共生的悲鳴靈魂如何療癒自我。直到《生命之詩》,李滄東電影的風格由剛烈憤慨,轉變為含蓄平和;沒有改變的是,他尊重現實、凝視苦難,繼承了社會現實主義的系譜。



1996年以後,韓國電影制度和環境發生了急速變化,軍事政權時代結束,文官政府將電影文化的孕育視為國力的扶植,於是,放寬電影審查、開放企業資本進入電影產業、舉辦各種電影節等,讓「韓國電影新浪潮」應運而生。相較於前輩導演,李滄東、朴光洙、張善宇、林權澤等人更具有電影形式上的自覺,一面批判韓國社會問題,一面追求電影美學的成就,贖回尋常事物的深刻意涵。



經由電影,李滄東想告訴我們的是,生命的意義不在天上,而是在現實當中,雖然它很醜陋。唯一能為道德防腐的,就是對於美感的追求。就像《生命之詩》裡的老婦人,雖然困苦且深感疚責,卻總穿著典雅的碎花雪紡衫和飄逸的及地長裙,頸間纏繫一條鉤花精緻的圍巾。她常戴的柔軟白色織帽,如同隔開她與世界的邊沿,然而,陽光卻穿過織帽的縫隙,輕撫她悠然純淨的臉龐。她內心盼待的,似乎是窮厄現實之外的超脫和美麗,而某種堅韌的性格和強大的精神力量,令她執著於體面、尊嚴地活著,以此承擔生存的重量。



那強大的內在力量來自敏感、慈悲、情深義重;亦即,詩人的性格──心念隨物流轉,純粹與萬物共同悲喜。老婦人猶如費里尼一九四五年的電影《大路》裡純真無邪的女孩潔索蜜娜,內心總有隻耳朵在留神諦聽什麼事變了,腐朽了,破了。永遠在狂喜、半神聖的滿足與沮喪、罪惡、自責的兩極中擺盪。



擺盪在詩藝湧現和現實磨難的兩極之間,老婦人無可避免地,得傾力檢視自身的錯落與殘缺。她一邊挖掘內心的愧疚,一邊追尋詩意的美感;她無法躲避良心的審判,也無法停止尋求超越性的救贖意義。每當她的情感劇烈衝突,她就會拿出筆記本,寫下簡短而真情流露的詩行。



一開始,「寫詩」是她與暴力對決的方式。加害者家屬們把她找去,商討規避罪刑的手段。眼見他們無視生命中的一切矛盾與不確定,她忽然離席,走向戶外,蹲在一叢雞冠花前,寫下「血一樣紅的花」,如同在揭發那些庇護(雞冠花的花語)自身利益者的血腥和殘忍,也像吐露自己沉重的悔意。她到外孫的學校,看見孩子們自由自在地玩樂,彷彿同校女學生的罹難,完全沒有影響世界的運轉,她困惑地仰望天際,然後低頭寫下:「鳥在唱歌,唱些什麼呢?」



她從醫院離開,得知自己患了失智症。她去籌借賠償金的路上,經過一座映照慘淡暮色的平靜湖泊,她寫下:「時間飛逝,花朵凋謝」,也許她想起了迫近的死亡,以及死去女孩的歸宿,一條流動的河水。她來到女孩當初縱身躍下的橋上,她的白色帽子被風旋起,落在河面,如一具幼弱的屍體,緩緩漂過。她的命運似乎與那個女孩,遙相呼應。



走向女孩葬身的小河,她拿出筆記本,卻久久無法落筆。此刻,下起雨來,雨水猛烈地沖刷著,她單薄的肉身。雨水像她崩潰的心緒,轟然落下,落在空白的紙上,騰寫無形的懺悔。她拖著被水浸濕的皮囊,將自己獻身給她看護的老男人。自此,她擁有了和女孩一樣受辱的身體,還向老男人借到了賠償金,完成了她對外孫的庇護。



為了順利和解,加害者家屬們請託老婦人去看望女孩的母親。老婦人走進開闊明媚的鄉村農地,眼見樹下掉滿了熟透的杏子,她咬了一口,在紙上寫著:「墜落塵土的杏子,被壓榨和被踐踏,是為了等待重生。」她對美景的讚嘆,如同對死去女孩的禱詞,對消逝生命的悲憫。當她遇見樸實黝黑的婦人,竟天真激動地分享她剛從大自然得到的領悟,而忘了婦人就是女孩的母親。她在揮別婦人之後,才恍然記起此行的目的,卻不敢再回頭,向女孩的母親致歉賠罪。



如果,圍繞在老婦人身邊的虛偽現實是為了遮蔽真相,那麼,老婦人寫詩,則是為了說出事物存在的真實。她透過「寫詩」,真正地與他者溝通,產生強烈的共振,轉化了生命的苦難,並為愛、恨、生死情節,重新命名。影片結尾,一連串的空鏡頭就像老婦人誦讀《姐妹之歌》的餘音,引領她步入女孩死前的生活場景,緩緩地,她向女孩敞開自己,以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疊合彼此的命運。



詩人里爾克說:「如果想要有足夠的眼界,必須去過陰影之間,與死者一同進食,分享他們的罌粟。」無所畏懼地,老婦人獨自返回那個遭到摧毀的世界,揭開被遮掩的事物,對一切被遺忘的存在進行探索,勇敢地把自己推到極限,為那些被埋沒了的、隱蔽了的自由而書寫。最終,她通過種種排練,明澈地獻祭自己的生命,替這個無意義的世界贖罪,用靈魂的最後一次呼吸,捍衛女孩的孤獨。在死後的世界,她將在女孩身邊,與苦難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