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謊言來挽回人性──《親愛的醫生》
備受矚目的日本新銳女導演西川美和似乎對真實和虛構、記憶和謊言所衍生出來的存在處境情有獨鍾，前後兩部電影《吊橋上的秘密》和《親愛的醫生》都細膩地處理了真實和虛構對不同的人們產生的各種意義，並以懸疑推理的角度來探索和追尋「真相」，但故事的重點都不是真相本身，而是挖掘真相的過程中所勾喚出來的社會問題或人性面貌：為什麼要隱瞞真相，隱瞞真相的心理選擇和內在需求是什麼？為什麼要揭發真實？與真相有所牽連的人們抱持著哪些態度？揭露或隱去真相，造成了什麼影響？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底下，會發生這件事？
表面上，這兩部電影的敘事是抽絲剝繭的解謎過程，但其實是在循線追捕真相的路上，聚焦心力地還原事件和人性的複雜度。不過，就像轉動萬花筒的時候，會看見幾個不同的圖案組合，西川美和捕捉到的關於真實的可能性也並非漫無邊際，她專注地塑造一個具體而微的事件，以此輻射出可能性之中的幾個真實面向。
《親愛的醫生》描述小村裡唯一的一個醫生伊野失蹤了，員警的追查指出，這個受人愛戴的醫生是個蒙古大夫，卻醫治了村民們身體和心靈的疾病。本片以過去式和現在式並行交錯，構成雙重的敘事時空。在此刻逆溯回憶，等於是讓劇中人物回頭反省自己的過去，也讓觀者突破了順從單一時序接受和理解事件的侷限，拉開時空的距離，較清晰地掌握和比對事件的核心，以及事件突顯或延伸出了什麼其他的問題。
在倒敘和順序的時空並行之中，此片具有兩個故事主軸：一是為什麼伊野要丟下病人逃離村莊？他為什麼要假扮醫生，他的真實身份和目的是什麼？為什麼圍繞在他身邊的護士、見習生、藥商，全都願意且戰且走地包庇他？二是每夜帶著小手電筒探病的伊野和罹患胃癌的寡婦（為了不讓女兒擔心而選擇隱瞞病情）之間的情誼，使得伊野面臨倫理困境帶來的心裡煎熬，再加上身為醫生的寡婦女兒的出現，說出：「我一年只能回來看母親一次。」並請他代為照顧母親；聽見這些話，伊野瞬間承受不住自己的謊言可能帶來的危害（他依戀的寡婦恐會病逝，無法再享受天倫之樂），於是他脫下白袍，拋掉虛假的身份和沉重的罪惡感，成為一個單純的普通人，進行一場積極的逃避。
伊野在逃走之後，走進電話亭，撥了一通久違的電話回家，跟他曾經從醫、如今罹患老人痴呆症的父親說：「爸，你的小手電筒，不見了。」「喔，是嗎？」「爸，你的小手電筒，是我偷的。」「喔，是嗎？」即使他的父親只能無意識地重複同一句話，但是，他們父子的親情卻重新開啟了對話的可能。原來，伊野和寡婦的女兒一樣，傾盡心力醫治所有病患，卻忽略自己的家人。伊野的出走，不僅彌合了他和家人的裂縫，也讓寡婦和她的女兒能夠重新發展一段新的關係。
西川美和透過掀開真相的過程，提出了幾個疑問：如果謊言是合理化善行的必要手段，那麼，是什麼促使謊言發生，並且合理化它的存在？「醫生」的職業意義和道德意義是什麼？現代醫療的弊病是什麼？
與其說伊野是為了錢、為了愛或為了掌握別人的生命而留在這個老人居多的小村行醫，不如說是村民的需求，召喚出他的存在，使他在醫生的職位上，不得不恰如其分地救助他人，享受村民的崇拜之情，成為村子的守護者，甚至是村民的上帝。即使他對實習醫生坦承：「我在這裡，不是因為我喜歡這裡。我身陷於此，難以脫身。我來這裡不過是因為這裡好賺錢，而且我以為會很簡單，但是他們不斷丟難題給我。一旦接了，他們就丟給我更多的難題，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我接下了，我就會認真對待，所以我就被套牢了。」不過，伊野就像自設了一場騙局，令自己在其中誠實地撒謊，施展一種真正的關懷。
儘管他對鄉村醫療的投入身不由己，他卻勇敢地承擔起他人的生死大任。也許他只能紓緩或控制病情的擴散，但他體貼善意地理解各種潛藏在病人單純反應之中的複雜情緒，醫治了每個病人面對生老病死的深層恐懼和焦慮。伊野與村民的情感愈濃厚，他的疚責感就愈強，然而，擔憂被村民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會的同時，他仍舊大膽而細膩地主動找出村中的病患，為他們維持低限的生活，給予他們心理上的溫暖和照護。
如果沒有伊野，村民的安全感就會徹底失落，但是，他的非法正義也有可能殘酷地導致村民失去生命，這兩難的情境迫使他背負罪惡感，成為一名缺乏專業醫術卻具有仁厚醫德的蒙古大夫。伊野的存在，對照出城市裡現代化醫療體系的弊端：一般合法的醫生不會主動找出需要救助的病人，唯有透過醫院這個場所，他們才和病人確立出救治的關係。此外，在冰冷官僚的看病作業之中，醫生或許能操執手術刀，劃開病人的身體，找出病源並且完善地醫治，但卻封閉他們和病人之間心靈的交流和撫慰。
真實和虛構、事實和謊言、醫生和病人、醫術和醫德、現代醫療和封閉社群的問題，就像麥比烏斯環（將一條帶子扭轉一百八十度後，將兩端接合，就變成一個表裡不分、只有單面的奇妙環形）一樣，是永遠不會了結的關係。如果，《吊橋上的秘密》是以謊言來遮蔽真相，裸露出人性的虛妄和脆弱；那麼，《親愛的醫生》則是以違背職業要求卻合乎道德意義的謊言來挽回人性，實踐人本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