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條紋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

《穿條紋衣的男孩》改編自同名小說，用孩童的眼光來看二次世界大戰時集中營及猶太大屠殺。電影開始時，畫面上出現了英國詩人約翰貝哲曼(John Betjeman)所寫的句子：「在理智萌芽的黑暗期以前，童年是以聽覺、嗅覺、視覺來衡量 (“Childhood is measured out by sounds and smells and sights, before the dark hour of reason grows.”)。」孩童通常被看做是單純與天真的代表人物，未經複雜社會汙染的孩童，常藉著身體感官的摸索，用最純真的眼光與感受道出大人們早已視而不見的「真相」。約翰貝哲曼這個簡單卻又深刻的句子為電影寫下了再完美不過的註腳，雖然孩童純真光輝背後所壟罩的巨大陰影是如此的讓人無法喘息，但藉由孩童的觀點，也給了這個在二次大戰中的巨大汙點一抹難得的亮光。

《穿條紋衣的男孩》的劇情主要圍繞著兩個孩子打轉。布魯諾是德國軍官八歲的小兒子，總是衣著整潔，住在位於柏林豪華又溫暖的宅邸中。由於戰時盟軍準備轟炸柏林，又因為父親因升官被調到較為郊區的軍營任職，全家也就隨之搬進幾乎與世隔絕的新家，一座似乎用水泥砌成的「囚牢」。無玩伴可打發時間的布魯諾意外發現新家附近有「農場(farm)」(其實是屠猶集中營)，而「農場」中也有小孩，布魯諾抱著探險家的精神偷偷前往窺探，意外結識了圍籬另一端，住在「農場」中也同樣八歲的薩繆爾。

本文所選的第一段對白出自布魯諾與薩繆爾初次見面的第一段對話，在介紹這段對白以前我想先為各位介紹一個文學術語：「戲劇性諷刺」(dramatic irony)。「戲劇性諷刺」通常使用在戲劇中，當戲劇裡的角色比觀眾還無知，所講出的對白或是舉動讓觀眾產生某些特殊感受，可能是擔心害怕或是因此感到悲傷。舉個簡單的例子：當觀眾看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部戲的時候，觀眾因為擁有全知的觀點，知道茱麗葉服毒只是假死，但是劇中的羅密歐並不知情，以為茱莉葉真的死了，遂服毒自殺，這個時候就是所謂的「戲劇性諷刺」。當觀眾看到羅密歐要服毒的時候一定非常的扼腕，因為本來是喜劇的結局卻因為劇中人物對於事實真相了解的有限造成悲劇。

回到《穿條紋衣的男孩》的對白，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孩子簡單卻令觀眾屢屢吃驚的對話。此時此刻，布魯諾對於種族歧視及父親所管理的集中營一無所知，當他見到這塊圍籬中的集中營他很天真的認為是農場，而薩繆爾只是一個農家孩子。同樣的，身在集中營的薩繆爾雖然了解集中營裡的生活景況，這絕非是布魯諾口中的農場，也隱約了解猶太人是個特殊的民族，但薩繆爾卻對於集中營裡屠殺猶太人的事情毫無所知。在對話中，兩個孩子的隔閡一下就顯露出來，由於兩人民族不同，光在姓名的部分就讓兩個孩子感到奇特。隨後，因搬家遠離玩伴而感到寂寞的布魯諾竟開始羨慕薩繆爾的生活，憤恨不平的認為薩繆爾可以成天與玩伴玩耍真令人欽羨，甚至注意到薩繆爾衣服上的號碼，認為那也是遊戲的一部分。這短短的對話就足以讓觀眾因孩童的天真無知而產生「戲劇性諷刺」中的複雜情緒。觀眾都知道兩個男孩的友誼其實非常單純，但背後卻因為時代與種族的差異而可能衍生極大的問題，此時觀眾可能開始在心中暗想這友誼日後可能所引起的麻煩。

隨著兩個孩子一次又一次的見面，在布魯諾和薩繆爾的言談之中，觀眾就更了解兩個孩子的差異。在電影中兩個孩子雖然隱隱約約感到兩人的不同，卻仍然沉浸在同伴的陪伴與簡單的遊戲之中。在第二段對話中布魯諾問薩繆爾為什麼他們總穿著睡衣(pajamas)，這也就呼應了電影的英文片名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片名的pyjamas與pajamas雖有一個字母拼字不同，但意思都一樣，pyjamas是屬於英式拼法，也許是因為小說作者是愛爾蘭人的緣故。)電影的中文片名沒有直接翻成睡衣，而翻成睡衣的樣式，也就是條紋衣。條紋(Stripe)在電影中扮演著很重要的意象，穿上條紋衣的薩繆爾標示了他身為囚犯、被限制的身分，條紋衣是薩繆爾的「制服」，是區分布魯諾與薩繆爾的唯一物品。另外條紋這個圖案跟區隔兩個男孩的鐵網、隔離人與外界的欄杆很像，雖然布魯諾有自由之身，但是房間窗戶被釘的鐵條，規定不能踏進的後院再再限制布魯諾探險的野心。在電影中，導演也精心安排許多場景使布魯諾置身於欄杆之後，像是一開始搬到新家的布魯諾坐在樓梯上，畫面透過樓梯扶手下欄杆的另一邊照過去，明顯讓布魯諾與家人分隔兩邊，不但顯出新房子與囚牢的呼應之感，也讓布魯諾的落寞與困境展露無遺。

這段對白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小孩不解大人們(在片中是猶太大人)無法決心選擇職業的荒謬之處。這當然也是個戲劇性諷刺，觀眾都知道屠猶的歷史，了解猶太人被剝奪了一切送到集中營，若是幸運沒有被送到煤氣室，也只有做粗工的份。布魯諾因一次盪鞦韆跌倒的意外得知家中猶太佣人柏威爾以前是個醫生，但卻不了解為什麼柏威爾甘願放棄行醫來削馬鈴薯，對布魯諾而言著實是個令人不解又可笑的選擇。兩個小孩處在這個極為殘酷的時代與地點，身邊的大人對於週遭發生的慘事卻只用隱諱、甚至用撒謊的方式向小孩說明。但即使影片大多時候沒有明白演出小孩不解的真相，熟悉歷史的觀眾對照片中天真無知的孩童，在他們的嬉笑背後，心裡又多添了一份無奈跟嘆息。

在約翰貝哲曼的句子中他把兒童的理智萌芽當作一種墮落，這跟人們一般的認知不太相同。大多數人抱持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原則，認為教育是個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教育雖的確讓人的眼界廣闊，卻也常逃不出成為被國家利用，灌輸某些特定觀念的手段之一。這並不難了解，端看近代歷史，中國大陸教育人民崇拜毛澤東；國民黨教育台灣學子視匪諜為禍根，並將反攻大陸的目標深藏在心。同樣的，在這部電影中，我們看見德國人也教育孩子們猶太人的可惡可恨之處，將種族歧視包裝在大國族主義的偉大之中。布魯諾的父親請了一位家教老師來教德國近代歷史，而教材的內容除了歌頌德國的偉大，也數落猶太民族是如何妨礙甚至玷污高貴德國的發展。教材裡不斷的訴說The Jew的惡行惡狀，而天真的布魯諾看The Jew為單數名詞，以為指的是一個人，卻不懂The Jew是集合名詞，其實是包括幾百萬人的猶太民族。要不是因為布魯諾跟猶太人薩繆爾有親身接觸，老師上課的內容不會顯得如此令人疑惑。不過，雖然布魯諾此時仍然沒有全心相信老師所教授的內容，但德國人與猶太人不該成為朋友卻是敵人的說法也悄悄溜進他的心中，困擾著布魯諾。

觀眾都曉得屠猶事件是時代悲劇，但在懵懂孩童的眼中卻看不出悲慘沉重的時代氛圍。電影的結局在這邊先賣個關子，但絕對會令人震撼。圍牆兩端的童稚友誼雖純屬虛構，但其純真與善良卻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