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掩埋和一場儀式:《馬奎斯的三場葬禮》中的搜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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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4

清明時節,慎終追遠的台灣人在初來乍到的潮濕梅雨中趕赴先人墳前,或擺設祭品行禮如儀,或捻香合十祈求庇佑,或在香煙嬝繞之中被召喚、被勾回了往逝的陳年記憶。這種台灣人慎終追遠的儀典與旅程,居然在《馬奎斯的三場葬禮》(The Three Burials of Melquiades Estrada, 2005) 這部西洋電影中,以送終牛仔和美墨邊境地景的形式,提出了一種另類向度的重新觀照。這是好萊塢老牌演員湯米李瓊斯 (Tommy Lee Jones) 初執導演筒之作,沒想到卻一鳴驚人。在德州境內、美墨交界附近成長的湯米李瓊斯,在這部電影中投注了深厚的情感、稠密的記憶、以及溫厚的人文主義式思考,也埋藏了深刻的政治批判,令人不禁對這位先前以MIB探員形象廣為人知、深烙人心的老牌男演員,肅然起敬豎起大拇哥。




邊境與家園



麥克諾頓 (Mike Norton) 和妻子露安 (Lou Ann),從辛辛那提來到德州,展開新生活。麥克加入警局擔任一名「邊境巡警」 (Border Patrol),負責緝捕和遣返那些潛入德州找生計的墨西哥人偷渡客。至於露安則鎮日無所事事,只能在公路餐館抽菸喝咖啡,排遣無聊與消磨時間,期待早點到最近的奧迪薩大賣場 (mall) 逛一逛。第一段引文中的對話,發生在這對初來乍到年輕夫妻、跟隨一名房屋仲介參觀一廂「旅行拖車」(travel trailer) 或「移動住宅」 (mobile residence) 的場合─有點像是楊德昌《青梅竹馬》(1985) 開場時看房子的侯孝賢與蔡琴。



全片中自始至終都顯得十分粗魯愚鈍的麥可,在電影開場不久的這一個登場時刻,無意之間說了這句「we’re always a long way from home」──看完整部片子之後,這句話卻突然顯得銳利而且飽滿。難道,因為身處美墨邊境,理所當然感到辛辛那提距離遙遠?還是,只要是「身處邊境」,就勢必「離家迢遙」?因為邊境游移又模糊的界線 (在這部片中,以燥熱空氣中氤氳搖擺的沙漠地平線呈現),使得代表身心安頓、穩固根著的家,必然顯得遙遠甚至不可企及?反過來說,「離家」好像因此必須以「身處邊境」來定義?以邊境為家,又是一種怎麼樣的生存狀態?或者,生活在邊界,無論是游牧式牛仔生活、或是邊境巡警來往返復於界線內外,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存在的常態?就像這對夫妻來到德州,卻矛盾地以拖車式移動住宅作為「家」、作為「安頓居所」,似乎是為了找一個好地方落腳以便隨時準備離開 ( find a place to live / leave)?




國境巡警vs.游牧牛仔



當頂著美國大兵式五分頭的麥可 (當代人眼中,這種髮型已經儼然帶有美帝的隱喻),偷懶開小差躲至一寬闊平疇上,一邊翻看色情雜誌、一邊朝向一片自然原野打手槍 (很像詩人陳克華作品中曾出現的場景),卻被遠方沒來由的尖銳槍響所打斷。麥可慌亂之餘胡亂扣板機,意外射殺了正在不遠處牧羊的墨西哥偷渡牛仔馬奎斯。收容偷渡者馬奎斯當學徒牛仔、與他建立了深厚友誼的老牛仔彼特 (湯米李瓊斯飾演),因這好友死亡的意外事件而傷痛逾恆。他力求巡警長官查明悲劇真相、揪出兇手,但卻被官僚作風的警長所敷衍打發。



第二段引述的對白,即是彼特在警局碰了釘子、要求正義未果的場景。警局為了怕惹麻煩、包庇自己人,隨地挖一坑洞、草草埋了馬奎斯以結案交差。句中「wetback」一字專指非法入境的墨西哥農業勞工,是一個極為形象化和隱喻化的字眼:為了生計而被壓榨的勞動者,後背衣衫上總是一片汗濕浸透,永無風乾的一刻──或許要直到像馬奎斯那般死去之後,覆身的那抔黃土才終於替他們擦乾了汗水。或者,wetback此字也可以在時序上往前想像延伸:墨西哥偷渡客為了求生而赴死 (赴美),冒險涉渡片中美墨邊境那一條河流時,總是倉皇滾渡、一身泥濘潮濕,或是慘遭沿岸鎮守埋伏的巡警射殺、翻身仰躺在河面之上…。



美墨邊境的膚色種族問題、資本主義化農場上的階級問題、以及準帝國殖民關係,就在這短短一段對話場景中,也在那窄窄一道邊界線上,得以浮現。片中,邊境巡警 (border patrol) 和游牧牛仔 (cowboys) 的對峙,重演了美國西部片裡、十九世紀末大西部空間 (The Wild West) 中,新舊男性權力相互鬥爭、推翻、更迭的劇碼。劃清和戍守國境的巡迴警察,不但是現代國家暴力的合法建制 (modern institution),也是近代民族國家政體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持體系。墨西哥北上的偷渡者,屬於動搖和威脅本國政經整體的他者,所以必須毫不猶豫加以驅離或殲滅。



一經對照,彼特這位老牛仔,展現的卻是一種「前現代」(pre-modern) 的人際倫理和男性道義。雖然,這種所謂「前現代特質」,有可能帶有一種懷舊式投射,甚至根本是一種想像式的鄉愁虛構,但這無礙於這種想像在銀幕上顯影和具體化。迥異於資本和領土的敵我界分,片中的德州老牛仔和墨西哥人乃是共享男性友誼(brotherhood 或 male bonding),同席飲酒、相濡以沫,幾乎是哥倆好。此外,老牛仔彼特操一口流利又道地的西班牙語,與墨西哥人對答如流,還能開一開圈內玩笑。只要考慮一下語言乃是「主體形構」或「靈魂組成」的重要框架之一,那麼,顯而易見老牛仔彼特與墨西哥人長久以來相鄰交好,搞不好骨髓裡、血液裡早他就已經是一名道地的墨西哥人了。片中有一幕,彼特南下墨西哥,途中偶遇一隊野地紮營的墨西哥行旅,二方也毫不齟齬緊張,反而噓寒問暖一番,彼特甚至受到了酒肉佳餚的盛情款待。相比之下,墨西哥人與代表國家利益和資本家利潤的巡警,則始終有如仇敵一般相互對峙。這麼看來,友人或敵人,friend or foe,似乎其實是可以不由膚色、國族、或利益來決定。



不過,正如在邊界地帶 (borderland) 看似對立的老派牛仔和現代巡警,其實也一種模糊游移、相對易位的粗糙二元對立。證諸歷史,十九世紀的牛仔,亦是打造國族、暴力西進、排除印地安人的拓荒者,此時,和「領土擴張」相繫的詞彙是「frontier」。然而,到了現代國家建制巡警以戍守「border」的時代,昔日推進前線的老牛仔們,卻紛紛退守、一心歸家返鄉 home coming。




《搜索者》的混血性與紀念碑式地景



巡警單位擁國家律法自重而草菅人命 (這部法律「尚未」把墨西哥人當人看待),沿著官僚行政流程,將馬奎斯這具屍體例行解剖、呈報結案公文、就地掩埋了事。然而,馬奎斯生前曾經請託過老牛仔彼特:「若我意外客死異鄉,千萬不要把我埋在這個鬼地方,請你把我帶回墨西哥家鄉下葬。」彼特出於重然諾、講義氣的老牛仔倫理…或許,還有一份隱約曖昧的深厚情愫 (片中幾段二人相處場景,浪漫得令人不得不聯想到李安的《斷背山》…),他尋獲兇手麥可,以暴力綁架與挾持他,挖出馬奎斯遺體,牛仔彼特押解犯人巡警麥可,二人一屍在馬匹上啟程,展開一趟護送馬奎斯歸鄉安葬的旅程。



電影至此,敘事線路與影像風格丕變,前半段回憶現實迷離片斷、穿插交錯,一上路之後就如坦途展開,切為寫實沉穩的線性敘事,影像也由人工霓虹所點綴的蒼白小鎮,轉呈美墨邊境蒼茫土黃的地景,偶而裸露出斷層脈床上的赭紅。這一趟行程的倆位旅人與自然地景,令人想起約翰福特(John Ford) 的西部片經典《搜索者》(The Searchers, 1956)。約翰韋恩所飾演的伊森,已非古典或正典西部片中正氣凜然、揚善伐惡的牛仔形象,而是早就深深沾染了印地安人的氣息和脾性;為了救回被印地安人所俘虜的姪女黛比,他踏上了搜索的旅程,同行者則是一個混血小夥子馬丁。雖然《馬奎斯三場葬禮》中的旅程並非搜索與復仇,而是歸鄉與救贖,但卻把《搜索者》中「界線混融」的母題 (被「印地安化」的白人牛仔、亦正亦邪的伊森,以及混血兒馬丁),在美墨邊境此一模糊地帶上,做了一次當代視角的詮釋與展演。



然而,《馬奎斯三場葬禮》中的地景 (landscape),似乎有意無意之中,和《搜索者》中「紀念碑式」(memorial)的地景有了拮抗:雖然二者都是鬼斧神工般蒼茫草莽的、廣大無垠的空間,但前者仍然如實保有了大自然所內含的危機與威脅,施壓在一心歸鄉與尋求救贖的破損小人物身上 (所以有一幕馬匹失足墜崖、另一幕彼特被壓在馬匹身下、還有一幕麥可遭受洞穴毒蛇所襲擊);後者的自然地景則被風格化為舞台,抽象化為精神或意志,用以襯托在前景中豪氣地進行搜索的英雄人物及其戰役。



I'm leaving.



彼特押解麥可、護送馬奎斯遺體歸鄉的旅程中,偶遇一獨居的好心盲眼老人。老人眼睛瞎了反而得以不帶偏見,甚至隱約透露洞見,友善接待二人,提供飲水與食物。二人臨走之際,老人請求他們射殺自己─他是虔誠信徒,不願忤逆褻瀆上帝(I don’t want to offend God.),無法自行結束上帝所賦予的生命。第三段引述的對白,描述老人不願離開他生老病死的這一片家園土地,但每月造訪照顧他的兒子,或許已癌症病逝在城市裡不再歸來,但老人已殘敗且孤獨,了無生趣。當已死馬奎斯的屍體、誤殺馬奎斯的兇手、以及喪友無愛因而多少顯得行屍走肉的老牛仔,面對此一苟活不如求死的老人之際,生命與死亡之間的涇渭界線也一併渾濁模糊了起來。



差不多同一時刻,百哩以外的露安,在公路Motel附設餐館的小咖啡室中,向那位風韻猶存、似以滿足鎮上男人性慾來滿足自己的老闆娘宣布:她將離開她所痛恨的此地(I‘m leaving),不,她要離開那粗魯無愛、已無救贖可能性的丈夫麥可 (I’m leaving him.)。兩個女人的這場對話,與上述瞎眼老人懇求一死的段落,乍看無所關連,實則遙相呼應:二者都試圖斷然切分、改變現況,或是尋找新生活,或是結束老生命。女人與老人,就在他們所站立之處毅然決然選擇離去,而那些或死或生的男人,卻還在漫漫長路上跋涉,找尋回鄉之路或者搜索救贖之可能…。




兩次掩埋,二度掘起,一場葬禮



電影最末,彼特與麥可二人終於穿越了邊界、深入墨西哥、抵達了那馬奎斯念茲在茲的美麗故鄉──但它其實根本不是一個實質具體的小鎮,只是一堆原野荒地中石塊的堆垛。彼特和麥可才終於明白,真正的家園只存在於馬奎斯的想像之中,或者說,它只存在於那張照片裡,由這一張小小照片所延伸出去、由馬奎斯轉化而成的夢土歸宿。難道,相片本身的成影運作機制不是早就已經暗示了一種死亡意味?感光於底片化學塗劑上那一刻的事物,就在那同一時刻之內死去了;影像上的事物乃是「此曾在」,顯影那一刻、當終於可以看見它時,它已然逝去、不在場了。每一張照片其實永遠總也是一幅遺照。所以,最後在二人合力讓馬奎斯入土為安的那堆石垛一側,這張原本充當歸鄉地圖的照片,貼在樹幹上成了墓碑與遺像。英文片名中的「three burials」與乍看忠實的中譯片名「三場葬禮」,其實都不太正確,不甚符合電影裡的實況及其象徵意義。嚴格說來,馬奎斯的前二次葬禮,一次是兇手慌亂之中埋屍滅跡,一次則是巡警當局公務員「處理」墨西哥偷渡客屍體,因而只是兩次「掩埋」(burial),只有第三次才是有「儀式」(ritual)、才是名符其實的「葬禮」(funeral)。



馬奎斯這一具反覆被掘取出來、又好幾次掩埋的屍體,就像那些以屍體作為開端的作品,無論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或比利懷德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 1950),不動的死屍反而都成了推動敘事挪移推展的活物,無言的死人總是有很多話要說,一種緘默的雄辯 (silent eloquence)。同樣的,《馬奎斯的三場葬禮》,也讓二位送行者仿若重生。一方面,彼特藉由信守承諾,保存了、延續了那失落的牛仔倫理。另一方面,麥可這無可救藥、似天真無知又粗暴邪惡的巡警,最後也經由這趟苦行,獲得了懺悔和救贖。全片最後一個鏡頭中,麥可居然對著乘馬離去的彼特脫口而出:「You would be all right?」。這一趟跨越疆界 (border-crossing) 的旅程,讓麥可和彼特之間、巡警與牛仔之間、美國人和墨西哥人之間、活人和死人之間,建立起一種聯繫 (bonding),也讓麥可開始懂得掛心和關心他人了──他的妻子露安,應該沒料到麥可終究獲得了救贖(redemption)。 反觀台灣,東南亞移工人口愈來愈多、成為台灣勞動力的重要組成,是否讓我們一個一個都成了小巡警?而且是無可救藥beyond redemption的巡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