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rat Ａ級控訴

艾騰‧伊格言2002年這部關於亞美尼亞人遭受土耳其大屠殺的史詩影片《Ａ及控訴》，不是加拿大版的《辛德勒的名單》，反倒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相近。

同樣都是關於族裔屠殺事件，《辛德勒的名單》有一個清楚的故事：一個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解就一群猶太人的驚險過程以及他個人情操的偉大。《悲情城市》相較之下就劇情就沒有那麼簡單明瞭，二二八事件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大家庭幾個兄弟以及他們親人的遭遇，從中體會這個事件的原由以及結果。

至於《Ａ級控訴》的故事那就更加複雜，劇情牽涉的角色也增加許多。《悲情城市》至少還是個家族的故事，《Ａ級控訴》卻是透過一個「劇中劇」的形式，一方面呈現土耳其至今仍否認的亞美尼亞受到種族迫害歷史，另一方面也同時反省所謂「歷史」的多面性。

伊格言的影片經常將焦點放在一個創傷經驗之後，看片中的人物如何療傷止痛，能夠再次面對生活。《Ａ級控訴》也是如此，只是這次的傷痛經驗是身為亞美尼亞裔的他整個族群的巨大傷痛。伊格言成名後，同胞希望他拍攝這段鮮少被公開的歷史的請求就接踵而來，但是他明確表示他非常需要找到一個「觀點」才能處理這個題材。

在這部《Ａ級控訴》裡，我們發現伊格言找到的觀點，就是去檢視這段歷史在生活中不斷持續發酵的作用。他的妻子Arsinee Khanijan （也是亞美尼亞裔）飾演一位研究亞美尼亞畫家高爾基（Gorky）的藝術學教授亞妮，她對高爾基一幅他與母親在亞美尼亞的畫像啟發了一位亞美尼亞電影導演沙洛揚拍攝同樣名為「Ararat」（亞美尼亞的聖山）的影片。他的影片寫實地依照當時凡城（Van）被土耳其將軍戴特‧貝伊的軍隊包圍時，一個在城內的美籍醫生的日記來呈現整個屠殺過程。沙洛揚是屠殺事件的倖存者，對於這部影片除了有濃厚的個人情感牽扯，他對史料的處理也先考慮電影敘事的邏輯，並不認為對史實的絕對忠實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亞妮雖然第一任的丈夫是土耳其認定的恐怖份子，她卻難以認同沙洛揚的「創作自由」，認為歷史真實不應被犧牲。

電影終究被拍成，血淋淋的屠殺畫面也獲得滿堂（可能多為亞美尼亞裔觀眾）的喝采。但那並不是伊格言的電影。伊格言除了讓觀眾看到這部他相信很多族人希望他拍攝的影片模樣（這也是很多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希望看到的《悲情城市》版本），他在《Ａ級控訴》裡，還提供了歷史事件滲入在個人生活中的複雜影響與牽連。亞妮的兒子拉非參與影片拍攝，擔任跑腿的小弟。他對於這段歷史有他個人的認知，以及因為父親的關係而來的強烈情感投射。影片的另一個重要敘事發展，就是他因為他帶著DV回到亞美尼亞去拍攝故鄉，以親自體會死去的父親的感受，在回到加拿大機場時疑似帶有毒品被攔下盤查，在盤查過程中他透過自白以及所拍攝的影像，讓海關人員以及觀眾了解這段歷史在他身上的影響。

本文所引的對話發生在拉非剛在片廠看到阿里將土耳其將軍飾演得栩栩如生，他彷彿親身經歷了這段他從小只聽聞過但未曾眼見過的歷史。他對有半個土耳其血統的阿里所提出的質疑，顯示電影這個「擬真」的媒介的「真實」影響力。然而，對阿里而言，電影只是他的工作，惟妙惟肖扮演大屠殺的劊子手是他必要的敬業。二人的衝突影片並沒有指出誰對誰錯，一如他們對於歷史不同的態度：同為在加拿大的移民，一個要回顧，一個選擇脫離。

影片透過十分迂迴的手段確實指出的是，歷史不可能是單一的故事，生活是一個永無間斷的複雜發展牽連，即使是屠殺者與被屠殺者二個族裔之間。拉非跟阿里在這段對話的當下並不知道，不久之後拉非在機場對於這段歷史講述與傳達出對父親的感情將感動那位即將退休的海關人員，他將因此接納他同性戀的兒子，而他兒子的同性愛人正是阿里。